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

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形态和结构性差异丁守海2010-09-20摘要：关于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关系，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表明：（1）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并不能反映问题的全貌，需要从几个维度对其进行补充和修正。（2）相对于非生产型工人、大企业、公共部门，生产型工人、中小企业、私人部门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更加吻合。（3）经济周期的不同冲击源会对就业产生不同后果，即便同一冲击源，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也会产生迥异的结果。关键词：就业周期，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结构性差异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业形势急转直下。最近随世界经济的复苏，一些国家的就业市场出现了回暖迹象。美国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3月份，美国非农部门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6.2万个，出现了3年来的最大增幅。不过欧洲的就业形势并没有这么乐观。以法国为例，尽管2010年第1季度经济实现了0.3%的平稳增长，但就业形势并未好转，失业率仍在10%的高位运行。“就业是民生之本”，面对初露端倪的经济复苏，就业到底会不会稳步复苏呢？这是时下各国政府普遍关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来为上述问题提供参考。近年来，国外学者对经济周期与就业周期波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摆脱传统理论的信条，正视二者非一致波动的可能，特别是滞后波动与非对称波动的可能。二是强调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在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间的差异。三是比较不同的经济周期诱发因素对就业的影响，除技术冲击、需求冲击等传统的冲击源外，开始考虑劳动力市场行为变量的影响。一、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基本波动形态传统理论认为劳动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就业周期衍生于经济周期，在无摩擦的传导过程中，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假说与现实并不相符，对传统理论的补充和修正也逐步展开。（一）对一致性波动传统观点的两点补充传统理论认为，劳动投入源于生产需要，产出波动必然通过要素需求的变化影响到就业。至于从产出到就业的传导过程，人们并没有细究，不管是新古典主义理论还是新凯恩斯主义理论，都将其视作一个瞬间完成的黑箱，因此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完全一致。这种观点根深蒂固，也是一直以来人们预测就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发现这种逻辑过于简单，与现实不尽吻合。比如，在美国2001年经济步入复苏通道后，就业并没有立即步入复苏通道，在复苏后的半年时间内，失业率不降反升（Lee&Mowry，2008）。基于这些反思，人们对一致性波动的传统观点进行了补充，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尽管从总体上看，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是大致对应的，但二者不一定严格同步。由于劳动要素具有准固定性的特征（Oi，1962），从产出波动到就业的传导会经历一定的时滞。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比如劳动管制政策、内部人协议，一个被逐渐认可的观点是，就业周期要滞后于经济周期。对于这种滞后性，Pries（2004）提供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他发现萧条周期下的失业工人并没有被弃置于劳动力蓄水池中，相反，他们能很快实现再就业，但这种再就业很不稳定，容易再失业。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职业搜寻一匹配质量对时间的依赖性。他将工作状态分为三种：失业、不明就里的尝试型就业、彼此了解的稳定型就业。衰退周期下工人因害怕失业导致生活水准降低而匆忙接受那些不明就里的工作，由于匹配质量不高，容易导致再就业后的再失业（recurringjobloss）。这种失业一再就业一再失业的动态过程是我们理解就业周期滞后性的一把钥匙，它等于延缓了本应出现在萧条周初期的失业。实际上，对照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骑驴找马”（on-the-job-search）的策略型就业者确实大有人在。Kon-stantinos（2009）认为，这种就业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失业，无益于失业率的降低，反而会加剧就业的波动性，因此在萧条周期下政府不应为消灭失业而鼓动盲目就业，相反，应通过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为失业者提供更充裕的时间来完成搜寻一匹配过程，提高再就业的稳定性。第二点补充是，随着时间推移以及各种因素的变化，产出波动对就业波动的传导能力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不要指望在每一轮周期中就业波动与经济波动的数量关系总是一成不变的（Helfandeta1.，2007）。就以美国为例，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致相同的产出波动幅度所引起的就业波动幅度似乎是不断减少的。在1981-1982年的衰退周期中季度就业损失率为3%，到1990-1991年的衰退周期，就业损失率减为1.69%，2001年进一步降为1.24%。而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截止2008年底的季度就业损失率只有0.74%（Lee&Mowry，2008）。这些表象似乎迎合了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观点。（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波动对就业影响的非对称性。一般认为，萧条周期下的产出下降能对就业产生力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的冲击，而繁荣周期下的产出增长对就业的影响要缓和的多。Blanchard8LSummers（1986）在观察欧洲失业问题后，甚至将产出下降的影响定义为永久的冲击，它所引发的失业率短暂上升能演变为难以消除的自然失业率的一部分，即便在经济恢复后，产出上升也很难将失业率拉回到萧条周期前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就业回滞现象。不少学者利用单位根检验证明了就业回滞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也有学者认为它并不存在，分歧比较大。不管回滞现象本身是否存在，它所假设的产出波动对就业的非对称影响图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验证。比如Burgess（1992）利用非线性自回归模型考察英国就业市场的波动情况后发现就业复苏速度确实要慢于就业下滑速度。Campbell&Fisher（2000）指出，任何一个时点的就业波动都包括岗位创造（jobcreation）和毁灭（destruction）两个过程，前者与企业开张或扩张有关，后者与企业倒闭或收缩有关。结合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数据，他们发现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对于岗位创造来说，岗位毁灭的波动性要更大一些，即繁荣周期对应于呆滞的岗位创造，萧条周期对应于活跃的岗位毁灭，二者结合使繁荣周期下的就业增长速度要远小于萧条周期下的就业下降速度。这一假说与标准的实际商业周期模型发生了冲突，后者认为岗位创造和岗位毁灭的波动性应该是一样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冲突，主要是由于RBC理论没有考虑到雇佣调整成本的影响，而在Campbell&Fisher（2000）的模型中，这种影响居于核心地位。在繁荣周期，企业面临要不要创造新的就业岗位的决策，而创造一个新的岗位的边际成本要比工资本身高很多，因为它不仅包括创造这个岗位所付出的直接成本，还包括将来可能面临的解雇成本，所以岗位创造会比较保守。与此相反，萧条时期企业取消最后一个岗位的边际成本要小得多，所以反应会更灵敏一些。这种雇佣调整成本的假说在早期一些文献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比如，Hamermesh（1989）发现很多企业为规避雇佣调整成本，总是力图保持雇佣规模不变。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非对称波动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产出波动对就业数量（失业率或工时）和就业价格（工资）的影响差异上。按传统理论的假设，工时和工资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但一项针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工时确实是逆周期的，但工资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性（Chris-tian，2004）。人们将这归结为风险分担型劳动合同的作用。通常人们认为，在签订劳动合同时，雇主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雇员是纯粹的风险规避者。但实际上，很多劳动合同都是风险共担型的。比如当经济衰退时，雇主不会轻易解聘雇员或降薪，替雇员承担了风险，但需求的下降需要每个雇员通过减少工时来保住工作机会。相反，当经济繁荣时，劳动力需求旺盛，雇员不会轻易跳槽或提出加薪的要求，替雇主分担了风险，但需求的增加需要每个雇员增加工时。类似于内部人秘密握手协议，它改变了经济波动对工时和工资两个变量的作用路径。总的来看，人们对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波动关系的认识是多元的，主流的观点是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也有非一致的一面，特别是就业波动的滞后性与非对称性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个问题上，Milas（2000）的研究或许算是一个折中说明。他以希腊为例利用VECM模型分析发现，产出与就业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在长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另一方面，误差修正项ecm的系数很小，说明在短期内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的关联系数并不大，就业波动呈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二、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结构性差异就业市场是由不同劳动群体、不同企业、不同部门组成，由于在禀赋特征、决策机制、要素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即使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各单元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相应地，两个周期的波动形态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不同劳动者群体间的差异Liu&Lee（2005）通过对美国1964-2000年的制造业就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基本一致，但非生产型工人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就没有那么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两类工人在准固定性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由于诸多原因，劳动要素并不象传统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可变要素，而是具有一定的准固定性，而在不同类型的工人之间，这种准固定性也会存在差异。对于生产型工人来说，由于劳动投入与产出直接相关，雇佣量更容易调整，准固定性比较低。而对于非生产型工人来说，劳动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并不明显，准固定性比较强。由于与资本之间存在相当的互补关系，即便在生产淡季，非生产型工人也不能完全按产出来线性递减，而必须保持一定的底限。所以，当面临同样的产出波动时，生产型工人的就业波动要比非生产型工人更剧烈。Okun（1981）则从解雇成本差异的角度对上述现象作出了解释。在他看来，生产型工人的解雇成本要比非牛产型工人低，所以雇主在调整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顾虑较少，而在调整非生产型工人的雇佣规模时则要谨慎得多。纵览改革后中国经历的几次经济周期，农民工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而城镇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要弱很多。按Okun（1981）的逻辑，我们可以从二元就业制度下农民工和城镇劳动力解雇成本的差异来对上述现象做出解释。移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组成部分，当面临经济波动时，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特征。Christian（2010）以欧洲最大的移民接受国英国和德国为例考察了这个问题。将移民和本地劳动力的就业波动分解为长期趋势和周期性因素后发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移民就业的影响要强于本地劳动力，移民的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波动基本～致，而后者则不然。但在工资波动方面，两类劳动力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并没有明显差异。类似地，Lorenzoetal.（2010）以英国50岁以上劳动力为例考察了经济周期对不同性别劳动力的就业影响，结果发现男性劳动力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性要大于女性劳动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异正变得越来越明显。一般认为，低素质劳动力特别是那些较早放弃教育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的就业更易受产出波动的影响，其就业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吻合度要大于高素质劳动力。经济衰退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影响不仅在于当时使其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更重要地，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还会给他们带来追加惩罚，在扣除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后，他们在就业机会和工资等方面都将面临一定的歧视。这种歧视被称作疤痕效应（scarringeffect），它源自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雇主常把就业履历作为判断劳动者生产率情况的替代变量，显然，失业经历是一个不利的信号（RaaumRoed，2006）。从这个角度讲，衰退周期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冲击不仅力度大，而且持续时间长，甚至波及终身。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Imbens&Lynch（2006）指出，如果一个地区的就业状况本来就很糟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