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1市场缺位的经济现代化：经济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何爱国摘要：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工业化思潮，主张“以农立国”、“农村立国”、“乡村复兴”、弘扬“农国精神”等，这一时期的反工业化思潮与反市场化思潮是一体的，另外，工业化思潮中则有一股“统制经济”的反市场化思潮。20世纪下半叶，经济保守主义则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夹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市场化思潮。主张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其结果是，农业与工业几乎各自为政，截然两分，工业化无法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就农业现代化而言，反市场化思潮将最终阻碍农业的产业化和非农化，从而阻碍“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突破经济保守主义思维障碍，将保障我国改革开放的可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建立和经济现代化的健康进行。关键词：经济现代化；市场缺位；经济保守主义作者简介：何爱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200433）；电话：021——65115333；Email：[e-mail]一、如何认识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现代化是社会和文明整体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指的是从以土地为劳动轴心的农业社会和文明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商社会和文明的过渡。现代化的形成和演进是个历史发展过程，但也是人的自觉启蒙和追求的过程。在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尤其如此。现代化的指标和目标是多维度的。如政治的科层化、民主化、法治化；社会的分工化、城市化、中产化；文化与宗教的理性化、世俗化、人文化、世界化等。其中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指标和目标，通常被认为是工业化①或产业化②。但是经济现代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和指标，这就是“市场化”。显然，从工业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经济上的“工业化”或“产业化”离不开现代市场的导引。但我们有一段时间实际上是离开“市场化”来谈“工业化”的。因为我们把“市场化”等同为“资本主义化”和“私有化”。“工业化”则被视为可以通过国家的强制性动员和有计划实施而获迅速成功。我们很早就接纳了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内涵，却过早地摒弃了其市场化内涵。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工业化或产业化最终要通过市场化来实施。我们寄希望国家或政府通过强制性平均来保证社会公平，却没有看到经济的市场化能够为社会公平开辟更广阔的背景和基础。通过观察和研究世界的现代化历史，早有许多学者认识到市场化或商业化也是经济现代化的内涵和指标，甚至是根本内涵和主要指标。胡格韦尔特在《发展社会学》把“现代化”表述为“社会进化中现代阶段的适应升级就是工业化”。但他认为，“广义的工业化也应包括农业的现代化和农业的商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在农业生产中普遍运用“科①罗荣渠在《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里说，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用“工业化”这个标题来概括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特征和进程，已为经济史学界和社会史学界所广泛接受。②如富永健一在《日本の近代化と社会变動》（日本讲谈社1998）一书里认为“经济的现代化”就是指“产业化”。2学技术”和“机械动力”；“农业的商业化”则意味着“以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为目的的专门化的市场机制作用其中”。①根据M.列维的研究，“所有相对现代化的社会都要求更多地强调货币体制和市场”，虽然“市场在相对非现代化情景下绝不是未知的，但是它总是在相对现代化的前提下才得到巨大发展。”姜义华也认为，欧洲近代生产方式的建立，可以说，是发端于市场化的普遍发展。市场的不断扩展，需求的不断增加，引发了产业革命，或者说工业革命。工业化又使真正的世界市场成为现实。市场化和工业化又为现代化的其它各项目标的依次产生，提出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动力。②经济现代化的核心理念是经济理性化，“在缺乏关于货物和服务直接分配的有效的理性的充分知识的情况下，市场机制通过在相对较大和较少有权力的机制中分散它们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判断的错误问题。”③作为体现经济现代化的有效工具，市场越来越占据经济活动的轴心地位，成为经济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舞台和强劲动力。“原来以非经济性基础进行交换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深入到市场中”，N.斯梅尔瑟说，“现在金钱制约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这样它开始取代——有时损害——宗教、政治、家庭或者等级的认可，而这些因素曾是经济活动的统治力量。”④于是，“较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转变为“较集中、较科层化的庞大生产单位”，“整个市场结构不断复杂化”。⑤市场结构的规范程度和复杂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经过一百多年的经济现代化实践，我们逐渐认识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不能离开现代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我们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基础和重要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越高，也就越要求‘集体行为’或政府的直接领导与干预的作用越小，而由市场选择的领域越大。”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一个不断论争和推进的过程。这其中充满了政治风暴和社会苦难。但我们能够反省社会实践，总结历史教训，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不断丰满和深刻。国人似乎“天然”有一种反工商、反市场的倾向，贺麟说，所谓工商文明，本是一种职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但是一说到“工”，一般人就会联想到苦力，奴隶，被剥削者等等。一说到“商”，一般人就会联想到什么“学校商业化”等等名词。如果说到“商人”，就会联想到投机、市侩、自私、势力等等名词。固然有少数商人是不免有这些坏的行为，但大多数商人决不是如此，一般人却往往把坏的解释作为普遍的现象，这确是一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一种坏的思想方式。如果任这种坏的思想方式发展下去，那么就没有人愿意做商人了，也没有人愿意做工人了。长此下去，中国不会工业化，也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国防军，决难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⑦这种“不健康的思想习惯”、“坏的思想方式”，是一种顽韧的“反商情绪”，实际上源于“重农抑商”的经济文化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与农业化的长期论战，我们基本上认同了经济工业化的必然性，但没有认同经济市场化的必要性。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又经过计划与市场的长期论争，逐步地，也是艰难地认识到经济市场化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陈云在50年代后期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1979年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学家薛暮桥质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明确提出“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从1987年邓小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现在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①胡格韦尔特：《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学基础》，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4页。②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450页。③M.列维：《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结构）和问题》，《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20页。④N.斯梅尔瑟：《走向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50页。⑤S.艾森斯塔德：《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69页。⑥樊刚：《发展的道路》，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222页。⑦贺麟：《文化、武化与工商化》，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79——280页。3主”，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当然，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经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趋向是经济市场化，但是，这种认识还没有深入人心，社会舆论和经济学界不断有人出来质疑和批判，甚至一度形成蔚为可观的社会思潮。20世纪80年代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4年至2005年，中国仍然不断出现“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把建设商品市场经济等同于发展资本主义和绝对私有制、等同于制造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从而否定商品市场经济，主张回归计划经济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潮还顽韧存在。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说，所谓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思潮，主要指的是否认、抗拒、抵制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思潮。这股思潮往往以维护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捍卫社会公平、反对贫富分化；维持社会稳定、反对社会动荡；维护国本，反对西化；维护人本，反对异化；维护人类友爱天性、反对社会竞争恶习等面孔出现。而其实质却是对小农社会、传统习惯、种种既得利益和权力的留恋，缺乏对现代文明的主体觉醒和自觉追求，也缺乏一种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的真正忧患和关怀。经济保守主义不是在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平台上来思考一切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离开这个平台，甚至要拆除和摧毁这个平台。当然，不可否认，经济保守主义有一种社会关怀的真诚，但是，在这个很大程度上已经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社会里，离开经济现代化的平台来谈社会关怀和人类解放，则不但落不到实处，而且有一种自我麻醉的风险。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反工业化思潮，主张“以农立国”、“农村立国”、“乡村复兴”、弘扬“农国精神”等，这一时期的反工业化思潮与反市场化思潮是一体的；20世纪下半叶，经济保守主义则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夹缠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其主要表现就是反市场化思潮。主张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其结果是，农业与工业几乎各自为政，截然两分，工业化无法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就农业现代化而言，反市场化思潮将最终阻碍农业的产业化和非农化，从而阻碍“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通观整个20世纪，反市场化思潮始终存在，无非是，在工业化道路得到普遍认同的前提下，如何组织实施工业化的时候，即20世纪下半叶，这种思潮终于凸显出来，成为工业化最终实现的根本障碍。二、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保守主义思潮的形态与特征20世纪上半叶，经济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两大思潮的兴起：“以农立国”思潮、“统制经济”思潮。前者反对工业化，也抵制市场化；后者虽然有倾向工业化者，但全都疑惧排斥市场化。“以农立国”思潮往往不自觉地潜含着“国家统制经济”的思想。“以农立国”思潮，20年代以章士钊为代表；30——40年代以“乡村建设”派（又称“农村复兴”派）为代表，其明示以“以农立国”的领军人物是章士钊和杨开道。虽然“以农立国”思潮不乏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倾向，也不乏民族主义的真诚，但从其主流倾向和总体框架看，“以农立国”思潮的基本特点是：主张农业立国、农村立国，复兴农村、复兴农业、兴农救国、明农建国，提倡农业文明精神，追求农业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理想；反对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物质文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引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主义为奥援，甚至以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人文主义包装，实际上具有农本主义、民粹主义、复古主义、保守主义诸特征。“以农立国”思潮既未根本意识到中国所处的危险情势的性质，也不愿正视工业化、现代化的长处。章士钊在1923年以后发表系列农本主义的演讲与文章，引起了舆论界与学术界的巨大反①关于我国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发展过程，参看吴敬琏：《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论争》，载《转轨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9页。关于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认识的发展过程，参看于光远：《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问题的发展》，载《于光远经济学文选》，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70——284页。4响。既赢得了不同程度的传统主义者和农业社会主义者的同情与叫好，也激起了倾向现代化的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程度的反对。在《业治与农——告中华农学会》主张：“吾国当确立国是，以农立国，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农。”①在《农国辨》进而申论“重农”乃“精神为农”，非“全然废工”，他提倡“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中国传统“农国精神”，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