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1

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以下是有关联合国的材料：材料1五十五年前，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际，联合国应运而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依靠广大会员国的支持，联合国为缓解地区冲突，消除旧殖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有代表性、最具权威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展望新世纪，联合国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联合国的权威必须维护而不能损害。我们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继续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积极作用，确保全体会员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处理国际事务中，都不应对联合国采取需要时则利用之、不需要时则抛弃之的态度。——摘自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9月6日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材料2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曾为通过建立国际组织以结束兵连祸结，进而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进行过漫长而艰难的探索。继19世纪的欧洲协调、万国联盟和海牙体系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于1920年1月问世。然而，由于主要成员国之间的激烈矛盾和自身结构缺陷，“国联”自1946年4月19日不复存在。本世纪人类两度惨遭世界大战的痛苦催生了联合国的问世，中国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联合国创始人之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于1945年旧金山制宪会议前夕说，即将成立的联合国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和平机构，“它应该从此宣告单方面行动、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力量均衡以及尝试了若干世纪而从未成功过的所有其他权宜之计的结束”。不幸的是，在联合国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罗斯福所不愿看到的“排他性联盟”、“势力范围”乃至赤裸裸将联合国甩在一边的“单方面行动”屡有发生。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中，构筑单极世界格局的强权政治时常左右着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事务的发展。人类在跨入新千年之计，这个世界的现状是既不公平，也不太平。人们一方面首肯联合国存在的必要，另一方面又痛感联合国与他们期望之间的差距。世界几乎已把冷战时期遗留的和冷战后发生的全部最棘手的问题都交给联合国，而其中的许多都是年深日久、屡治不愈的痼疾。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曾忧心如焚地说，“联合国面临纷至沓来的要求，决不能变成盛名之累，发生有负众望的危机”。较之本世纪初，虽然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和物质财富生产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处于新千年和新世纪之交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正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国领袖们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对于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人类应建立一个怎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种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又需要一个怎样的联合国？——摘自2000年9月7日《人民日报》文章《新千年的呼唤》材料3尽管理论家们竭力想证实圆圈是方的，但毫无疑问，北约的轰炸进一步破坏了脆弱的国际法框架的残存部分。在最终导致北约作出决定的讨论中，美国将这一点表露无遗。除了英国(到目前为止，它只与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的乌克兰一样，是个亦步亦趋的角色)之外，北约成员国都对美国的政策心存疑虑。国务院官员解释说，美国坚持“它的立场，认为北约应该能够独立于联合国之外行事”。美国拒绝允许在最后的北约声明中出现“授权这个令人头疼的词”，不愿将任何权威拱手让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它允许使用“认可”这个词。在里根时代，美国开始公然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对抗。最高当局以令人不快但又不可否认的明确态度解释说，国际法院、联合国和其他机构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它们已经不再像战后初期那样听命于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对世界秩序的违抗已经走向极端，甚至连鹰派政策分析家都感到忧虑。——摘自(英)《新政治家》周刊1999年4月9日文章《评美国不要听其言而要观其行》请回答：(1)结合材料1—3，说明联合国的作用。(2)结合材料1—3，说明影响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3)材料1说：“展望新世纪，联合国肩负的任务更艰巨”。结合材料1—3予以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学后感想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处于深刻的调整之中。在展望未来世界走向时，西方一些人士盛倡“文明冲突论”。其中，美国人塞缪尔·亨廷顿著书演讲，鼓吹这种观点最为起劲。亨廷顿声称，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上发生的地区冲突，最有可能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还会有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将是一场文明间的战争。亨廷顿还将文明冲突具体化。他认为，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参见塞·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转引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1期，第42页）由于亨廷顿描绘了文明冲突的可怕前景，而且直接把中国当作西方文明的挑战者放在对立地位，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并深长思之。一、文明间的差异和通融亨廷顿热心于“文明冲突”的研究，但“文明”究竟是什么？在西方语言中，“文明”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意为人的开化状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相对于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而言的。人们普遍认为，文明是指脱离了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的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人们的物质生活状态和精神生活状态。现在看来，亨廷顿的“文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他告诉我们，“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亨廷顿这里界定的“文明”，只是“文明”一词全部内涵的一部分，大体上是人们平常所说“文化”的意思，亨氏自己在行文中也经常用“文化”来代替“文明”。为了说清问题，我们姑且按这样狭义的“文明”概念来展开分析。但是我们要随时记住，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能分开的，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是不能分开的。人类共有一个完整的地球，但地球的各个部分又是千姿百态的。生活在完全相异的地理气候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实践活动不同，他们所创造的文明也就不同。因此，我们一眼就看到的是文化或文明的差异和独特性。经过千百万年的磨洗积淀，不同的文明成果会深印在其创造者身上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历史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大分如汤因比所说有几十种，细分则不计其数。不同的文明，适应人们不同的生活环境，帮助人们渡过历史的急流险滩，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明自身也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形式和内容，不断臻于完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在对立统一中发展变化的，文明也是这样。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而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性，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可能有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不绝于历史，现实中也经常发生。亨廷顿等人提出“文明冲突论”并非完全没有根据。问题在于，不同的文明既有相异性、独特性，也有相通性、统一性。从根本上说，既然都是人类的文明，是和野蛮相对的文明，它们在最高最深之处就必定是相通的和统一的。事实上，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通融比它们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更重要，更带根本性。试想，如果文明之间只有冲突，没有通融，那么具有各自独特文明的百余个国家、几千种民族怎么能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文明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但任何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和其他文明对立统一、冲突交融中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文明在历史上兴起衰落，离散聚合，消失或成长在时间的长河之中。为什么有的文明兴起了，有的文明衰落了，有的文明消失了？自我封闭，对其他文明采取排斥对立态度的民族，迟早要葬身在时间的大漠之中。只有那些开放的、善于从其他文明中吸取营养的民族，才有长久旺盛的生命力。在亨廷顿眼中处于“无限的权力顶峰”的西方文明，就曾在非西方文明中吸取过许多营养。例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伟大发明传入欧洲后，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成为欧洲从长期黑暗的中世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催化剂。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27页）再如，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数学文字和十进位法是印度人民的伟大创造，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辉煌成就对欧洲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另外一方面，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东方各民族也在虚心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以充实自己，并创造新的东方文明。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文明间的碰撞和交流出现了全新的情况。地球正在变小，交通和通讯空前便利，所有的人都汇入世界市场之中。亨廷顿对此忧虑有加，说什么“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强化了文明意识，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和不同文明间的差异的认识。推动了文明间差别和敌意的发展和文明内寻根意识的增强”。（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8期，第2—4页）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事物本来是有同有异的，是对立统一的，为什么亨廷顿只见异不见同，只见对立不见统一呢？难道这是“西方文明”的特点吗？世界市场上不同文明间人们日益频繁的交往，固然会强化文明差异的认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形成敌意。但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不同文明间空前广泛深入的共处和交流，使以前彼此相外的人们发现了人类文明的共通性和交融性，这本身就是人们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的升华。如果这里有什么值得忧虑的地方，那不是一般文明意识增强的问题，而是某些人逆时代潮流而动，总是想把国家、民族和文明按照自定的标准，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不给别的文明平等的地位，狂妄地要使自己的文明在世界上普遍化。正是这种不合时宜的作为造成了现实世界的“文明冲突”。有一点亨廷顿是看得很准的，即“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和政府已不再是历史的客体”了，而是成为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和塑造者。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远远高于西方国家，它们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比重节节上升。这些国家的人民自信心增强了，希望自己的文明也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文明成果的积累，在现代化进程中又吸收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通过自己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创造着新的东方文明。拉丁美洲、非洲也有同样趋势。此时，如果西方文明能够与非西方文明进行平等交流，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则“文明冲突”能够化解，文明交融会大规模展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时代。二、文明差异不是国际冲突的核心“文明冲突论”并非亨廷顿的发明，汤因比的整整一部《历史研究》就是从文明的挑战与应战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各大文明地区力量相互消长的关系。尝试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也大有人在。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TheodoreH．White）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说：“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关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TheodoreH．White，AnofferingofHistorytoMenWhoMustActNow，HarvardAluminiBulletin，May13，1967，P．4）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AkiraIriye）所著《权力与文化》一书就是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的。亨廷顿的“发明”和“贡献”是把文明作为未来世界决定一切的核心因素，把文明冲突作为代替冷战的世界范式。然而正是在这个他自鸣得意之处，脚下的土地非常稀松。毫无疑问，文化因素能够深刻地影响国际关系，文明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伟大力量。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当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进去。但把这个主要是精神性的因素同政治、经济、军事等实体性因素割裂开来，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化和绝对化是非常偏颇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显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同类文明的国家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市场和霸权而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