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吴敬琏2003-12-29200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5%以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有坚实基础的，是健康的。投资性“过热”需要引起注意。今年的宏观政策，一方面应当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调节来稳定宏观经济，尽量延长经济扩张期；另一方面，应当通过改革来解决深层次的矛盾，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去年，我国经济增长形势非常好，第一季度增长9.9%，这是从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高增长的继续。第二季度虽然受到SARS的冲击，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发展造成太大的影响，第三季度就迅速地反弹了，提高到9.1%。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8.5%以上。从最近10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拐点出现在2000年。新增长周期的推动力新增长周期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民营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十五大要求以建立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为目标，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这种调整有三项主要内容：第一是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第二是寻找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第三是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这就从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消除了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从1998年开始，为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问题，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民营企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包括帮助民营企业克服融资、经营等方面的困难，加强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公共服务等等。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以来，民营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以前，走在民营经济发展前列的是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区的广东省，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后来居上的则有浙江、江苏。浙江省南端的温州和台州原来是资源条件差、基础薄弱、经济很不发达的地区，解放以来几乎没有国家投资，国有企业也很少。然而依靠民营企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地区发展成了全省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温州、台州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东部和北部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原来从属于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到了90年代末期，在全省范围内确立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促进了经济的全面繁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居全国各省之冠。江苏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以“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闻名国内外的。凭借乡镇企业的活力，在历次经济波动中苏南总是带头复苏，但“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附属于基层政府。这样，在企业规模扩大以后，就越来越向国有企业看齐，竞争力变弱，经济效益下降，发展后劲不足，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陷入了困境。在世纪之交，苏南的乡镇企业大致用了两年时间全部都改制成为真正的企业。企业改制以后，苏南又重新取得了发展的势头。与此同时，外向型经济有了飞速的发展。中国政府与新加坡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引进的新加坡政府管理经济的全套规章制度在苏南各开发区生根开花，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最近两年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竟然超过了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总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由浙江、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推动的，而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可以说，当前的经济增长是有坚实基础的，是健康的。经济是否出现“过热”在去年4月初分析第一季度经济形势时，有个别经济学家提出出现了“经济过热”，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论。不过这个争论止于4月SARS冲击，许多人认为SARS对经济的影响将会很大，因而“过热”将不再是一个问题而没有争论下去。没想到SARS一过，经济就迅速反弹，进入下半年以后，认为经济发生“过热”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对当前经济是否“过热”，经济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估计：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货币供应适合于增加内需和抑制通货紧缩的需要，投资增长只会带来效益，而不会造成“过热”。对这轮增长要保护好，不应踩刹车。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的总量政策，防止“过热”引起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第三种，可能也是主流观点认为，宏观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还不能说是全面“过热”，正确的政策是不对货币总量进行控制，而对投资“过热”的部门适当降温。所谓“过热”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社会总需求过量增长，超过了总供给增加的可能。这里说的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因此，总需求的增长通常用货币供应量、特别是广义货币（M2）的增长来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为了扩大内需，国家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12.3%。此后逐年上升，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到去年第二季度以后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货币超量供应的结果，是市场购买力大增，经济变得愈来愈“热”，各种资源“瓶颈”开始凸现。反对说“过热”的主要论据是，“过热”应当表现为通货膨胀，即以消费品价格指数为代表的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但是目前中国刚刚脱离了通货紧缩的状态，消费品和它的价格指数仍然在相当低的水平上，完全谈不上通货膨胀。在我看来，上面这种论断所依据的分析方法是有问题的。第一，货币的过量供应往往最终会表现为消费物价指数（consumerpriceindex，简称CPI）上升。但是，这种上升并不是立即发生的。在货币过量供应和它所引起的物价指数上升之间有一个滞后期。这个滞后期是12至18个月。在这个滞后期中，货币已经发到消费者手中，但是人们消费行为的改变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经济过热”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拉动的。在十六大以前，全国各地就已经出现了大搞“形象工程”的热潮，修大广场、盖办公大楼、铺大草坪美化市容等等成为流行的风气。各级新领导班子上任以后，又普遍大搞“政绩工程”，特别是热衷于投资建设产值高、税收多的大项目。去年1—10月全社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30%。投资的迅猛增长又是由银行贷款的大幅度增加支撑的。去年上半年各金融机构的贷款余额增加1.8万亿元，接近2002年全年总额。如果中央银行不加控制，2003全年投资会增长3万多亿元，两年从10万亿元增长到15万亿元。投资需求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是我国相对贫瘠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长期支持的。有些经济学家把这种由于消费增长缓慢，仅靠投资拉动出现的“过热”引发的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叫做“没有温度的高烧”（许小年），或者“非典型过热”（张曙光）。第二，经过一段时滞以后引起物价上升，只是货币过量供应和购买力过分膨胀的一种可能后果，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过量供应的货币，没有流到商品市场中去，而是流到了资产市场上，通过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上扬表现出来。我国房地产投资从2002年就开始升温，比2001年增长24.4%，去年1—10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0.7%，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4%。有人根据房屋价格虽然上扬，但销售状况良好，未售出的空房比重下降的情况否定房地产业存在泡沫的可能。其实这种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房地产和股票一样，作为投资而非消费的对象，其价格具有自我支持的特性，“越涨越抢，越抢越涨”，在一定的区间内即使价位很高也能够均衡和出清，这早已是公认的经济学原理。目前，一些城市出现的房价和房租的“剪刀差现象”，前者一路走高而后者持续下降，这种情况值得认真关注。一定要尽力防止泡沫最终破灭必然造成的巨大社会福利损失。问题的症结和中长期风险从表层和短期的观点看，货币供应过量问题并不难处理。虽然在处理其与外汇政策配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相关问题上有一定难度，但我国管理部门完全有能力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消除“过热”的状况，使经济恢复稳定。但是，造成目前这种状况还有更加深层的原因，如果不去消除这种深层原因，只治标而不治本，即使花了相当代价取得了近期宏观经济的稳定，不要多久，这些矛盾还会以更加激化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深层的原因，是投资的低效率。曾经在1994年预言过亚洲金融危机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P·克鲁格曼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投资的低效率。他说，在东亚地区，反映为了维持一定产出增长率所需要的投资率增长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n鄄crementalcapital－outputratio，ICOR）是不断上升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ICOR在1—2之间，即增加1—2元投资就可以增加1元产出；而马来西亚在危机爆发前是5以上，即要用5元投资才能增加1元产出。我国的ICOR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比较低，大约在2左右；1995年以后急剧上升，最近四年提高到5—7之间，即增加5—7元投资才能增加1元的GDP产出。其实，我国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增长方式，就是我们早就提出要加以克服的外延式增长，或者叫做粗放型增长。然而这种无效率的增长方式在近年来政府的主导投资热中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既然中国投资效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中不但能维持，而且还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能力呢？美国新桥投资基金的CEO单伟建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说明这种情况。单伟建的模型有三个经济行为主体：第一个是效率很低的企业，每一轮生产都会造成福利的损失；第二个是年轻工人在每一轮生产之后都会将收入的一部分存入第三个主体———银行，以备自己日后不时之需。而银行则以收到的存款作为信贷资金来源向企业放贷，使企业的下一轮生产能够进行。这样，虽然每一轮生产都会把部分银行贷款变成不良资产，但生产还是能够周而复始地进行下去。问题在于，这种资金周转和企业生产的持续进行不是没有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国有银行居于垄断地位，另一个是工人的年龄结构比较年轻。只要这两个条件不完全具备，比如说2006年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国有商业银行不再能够用大量吸收存款“稀释”不良资产，或者2011—2012年我国人口结构发生老龄化改变，取钱的人增多而存钱的人减少，这种资金流程就有可能发生中断，引发金融危机。根据这种分析，我们必须要对问题的紧迫性具有清楚的认识，争取时间解决投资效率低下这一根本性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推进改革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即通过它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当然，在当前市场制度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不能不对某些微观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干预扩大开来和长期延续下去，而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上。一方面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尽量延长当前的经济扩张期，同时加快改革，完善市场制度，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切实的改善，并在经济的整体效率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的高速度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包括切实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在国资委的领导下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加快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政治改革。在以上改革中，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最有直接关联的是两项：第一，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改革。目前投资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资本资源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党政领导机关的影响，而不是由市场机制进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化改制、股份制银行的股权优化和公司治理的完善、民营银行的市场准入、县域金融体系的重建、利率市场化以及债券、股票等证券市场在规范基础上的发展等等，都需要加紧进行。第二，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目前出现投资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错位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很难消除投资过热的根源。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切实把政府管理职能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指明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显然，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改革。然而，由于它涉及党政干部考核任免标准、各级财政收支体制等多方面制度，而且关系有关机关及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