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洗钱——中国证券市场批判批判为了新生——读《中国证券市场批判》张志雄法国哲学家库辛有句名言：“批判是科学的生命。”同样不言而喻的是，对证券市场的批判也将有助于市场生命长青。证券市场发展10多年来，论功绩确实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为一大批国有企业脱困、改制及规范发展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也日益彰显。然而今天，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的证券市场犹如百病附身，无论管理层如何拼命地开出一剂又一剂的中药或是西药，始终不见有起色。其实，大家都看到管理层开出的药，在以前的市场肯定是一剂就灵，但现在，更多的是市场没有彻底诊出病因，无从对症下药。袁剑先生近期出版的《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尽管我们不能从中找出给市场治病的良方，但书中许多深刻入理的分析和对各种现象入木三分的批判，让人更清楚地看到证券市场的烂肉，以及导致这些烂肉的深层病理。如书中所说，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曾在100多年前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概括地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时过境迁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转型时期，话语中原先的那种仇恨之意已经不再存在，但某些戴着面具的人进行温柔地“掠夺”或试图“掠夺”的影子却依旧不幸地存在。我们的教育从中学的历史书籍中就开始大声地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进行批判，因为他们是建立在对非洲国家赤裸裸地掠夺和罪恶的奴隶贸易基础之上。而今天，我们岂能容忍类似的行径顶着各种动人的光环在我们眼皮底下悄然进行，并吞噬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果。或许很多人非常惊讶，有这么严重吗？还有许多人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种行径的存在但又不愿睁开眼睛去承认这一幕。确实，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的一幕，但当他成为一种病毒侵延至身躯的时候，我们必须正视它。而《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以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笔锋就将这些证券市场中的丑恶而缘由揭露的一览无遗。如证券市场发展十多年来，背靠政府特许权利的券商，在众多股民前赴后继地向市场输血下，应该过着衣食无忧甚至有巨大财富积累的生活。而书中《券商之殇》章节似乎口出狂言似地预测了券商将面临的动荡，不幸的是几个月后时全国最大的券商南方证券果然东窗事发，并捅了一个超乎众人想象力的百亿大窟窿。许多人不禁要问这些财富跑哪里去了？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老鼠仓”和券商沦为刮钱工具的本质。其他如上市公司作为财富剥夺幌子等掠夺圈钱伎俩在书中都被批判的淋漓尽致。但我想一本仅仅对各种现象进行批判的书，在这这些现象消失于人们视线后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但《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却透过市场零零散散的背影，挖出了更深的本质——从庄家到基金、从上市公司到券商、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管理层到金融家间错综复杂的整条股市生物链，一条随着改革深入而动态演进的生物链。生物链中的主体，无论凶猛动物“中经开”、第一庄“德隆”，抑或是地位显赫的金融家，最终都摆脱不了生物链中物物相克下终结的命运，而其根源就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体制。既然是体制本如此，又何必多费口舌，远离市场岂不是最好的选择？非也，正如作者曾经所说的，投资是一种信仰。固然一幕幕“掠夺”在不断地发生，在不断地破坏我们的投资市场生态环境，但作者把投资作为一种信仰无论体制是否有病依然不放弃，而《中国证券市场批判》恰好是作者将投资作为一种信仰的结晶。而作为投资者，一个以投资为信仰的市场参与者，惟有不断地去了解市场弊病，用公众监督的力量，督促早日解决体制之病才能使股市才能更有生机。而书中对市场直接露骨的揭露和批判，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改革和经济转型中内在逻辑和人文精神，是投资者对市场有的放矢和话语的工具。当然，对于许多投资者来说，本书更大意义还在于对各种反面例子的批判和分析所提供的警示。在股市生物链没有得到改进之前，或许你可以按照自己在生物链中的角色吸取某些有意义的警戒，避免大家再用断手断脚的昂贵代价去获取一个无数人重复过的教训，某种意义上也为陷入市场困境的人给以新生。在我看来，直到目前本书应该是对证券市场批判最全面和最深刻的一本。全书共分十章，按照市场发展阶段等顺序把十多年来的股市各种怪现状都浓缩在一面镜子中。其实批判就如镜子，它能照到人们脸上不美丽的地方，以便修饰得更加漂亮，镜子的意义在于此，本书的吸引力也在于此。前言一个盛世的金融寓言这是一本主要以中国证券市场为题材的书，但很显然，我要指涉的不仅仅是证券市场，也决不仅仅是中国金融，而是一个时代。我相信，对于一个时代的财富以及财富所反映的时代精神，金融是一面最好的镜子。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一位很年轻的朋友跟我谈起了周正毅。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接了一句：这个人快要出事了。那个时候的周正毅，正是香港娱乐界中红得发紫的新闻人物，是国内富豪榜上的上海首富。一年之后，当周正毅、刘金宝事件又一次让所有人张口结舌的时候，这位由于工作关系与周正毅颇有些接触的朋友很好奇地问我，你当初怎么知道周正毅要出事了？旋即，他似乎按照这位朋友的理解，正是高调--这种在中国文化中最需要避讳的个人性格，导致了周正毅的毁灭。不幸得很，对于中国最新一代富人们，这恰恰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真实的逻辑可能恰好相反。不是高调导致了他们的毁灭，而是即将毁灭的处境导致了他们的高调。就周正毅而言，当他从地底下突然冒出来开始频频曝光，并不经意地将他上海首富名声出口转内销的时候，正是他最缺钱的时候。换句话说，获得某种富豪的名声，实际上是他们更大规模融资计划的第一个步骤。与人们的想象不同，对于许多中国富人来说，曝光经常是他们主动策划的一个结果，而不是相反。在中国，借钱依靠的是某种名声、权力以及某种道德上的善行，而不是他的资信（这样说，可能有点侮辱中国金融机构专业能力的意思，但周正毅将上海几乎所有银行悉数套住的闹剧说明，事实的确如此残酷。而且，周正毅还套住了被外界普遍视为中国模范银行的香港中银）。在中国特殊改革环境中一路走来的富人们恐怕没有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这就是为什么在周正毅最缺钱的时候，还要向上海市科委的SARS研究机构捐献2000万元研究经费的真正原因。其目的非常清楚，越是缺钱的时候，越要向别人显示自己有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这个荒唐而奇特的秘诀屡试不爽，成就了无数中国新时代的富豪。周正毅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对于那位年轻朋友的分析，我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周正毅）一直就是负翁实际上，周正毅早就将自己曝光的目的广而告之。在刚刚成为香港娱乐新闻宠儿的时候，周正毅就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企图，我周正毅的新闻要从娱乐版上转到财经版上。显然，周正毅是在为自己塑造某种名声，以便进一步借钱。对于周正毅的这种高调表现，那些对中国特殊转轨时期企业生存方式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将此视为某种警讯。但讽刺的是，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对此却充耳不闻。有报道称，周正毅所涉及的贷款达到100亿左右。但如此之大的贷款规模，却没有一家银行对周正毅做过最起码的资信调查。其实，对周正毅这种用最原始的谎言所累积起来的负翁帝国，银行只需要一次简单的专业调查就可以立即揭穿。但在这方面，我们的专业金融机构似乎显得异常迟钝和外行。很清楚，像周正毅这类具有冒险偏好的负翁们之所以能够用巨额银行贷款创造出一个个脆弱的富豪神话，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出自这些负翁们，而是出自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身。而问题的真正诡异之处却在于，这些让人耻笑的低级错误为什么会普遍地、长时间地附着在中国金融机构身上呢？难道中国的职业金融家们真的如此低能吗？如果答案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只能将这些层出不穷、令人难堪的丑闻归咎为一种制度的故意在中国金融界有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华东地区是中国金融资产质量最好的地区。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低。这种令人愉快的组合与中国东北地区低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资产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同样使高经济增长率、高银行不良率的中国华南地区相形见绌，但周正毅事件却强烈暗示我们：这可能同样是一个神话。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在中国的金融版图上，已经没有一块低风险地金融，常常被人形象地比喻为经济的血脉，这大致指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由于金融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日益复杂，金融在今天已经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专业和神秘色彩。不过，就金融应该具有的本质功能而言，金融完全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东西。简单说，金融就是将资金或者资本有效配置给那些能够创造财富的企业或个人。不管现代金融的技术色彩如何浓厚，体系如何复杂，金融的这个本质功能可谓亘古未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高度异化。它不仅很少起到有效配置资源、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作用，反而经常沦为特殊利益集团掠夺社会财富的首选工具。中国金融的这种功能异化，在近年来中国改革逼近要素和产权阶段之后，已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这就是说，中国金融系统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大规模财富转移的主要手段。有趣的是，就在写作这个前言的时候，我读到了一位思想大师在一百多年前对当时金融的一个惊人相似的概括。他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战争则是对外的掠夺。说这话的人是卡尔·马克思。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书中以这样的方式提到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多少会让人有些局促和尴尬。不过，我还是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洞察，对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金融，仍然是相当适用的。这或许是一种巧合，但我也同时发现，在更加宏大的视野上，当今中国的确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某些类似的处境。只不过，由于语境的改变，这种时代困境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在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居功至伟。但金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它必须有一系列的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文化作为支撑。没有这种支撑，金融就可能走向反面。正如我们在中国的现实中所看到的那样，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架不折不扣的财富再分配机器。其中所隐藏着的腐败、不公、低效率本质与金融以及财富令人艳羡的华丽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中国金融的令人不安之处远不止于此，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中国金融实际上已经成为一颗能量巨大的定时炸弹。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一夜之间洗劫了许多亚洲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样，中国金融的定时炸弹一旦引爆，其后果可能具备同样的灾难性。惟一不同的是，这种来自内部的洗劫后果还没有在中国充分呈现出来。这对于我们经过20多年改革、含辛茹苦所换来的这个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隐患。然而，究竟是什么制度缺失导致了中国金融功能的严重异化呢？中国金融虽然被一致公认为中国改革中成效最差的一个领域，但这并不表明这是一个改革最少的领域。实际情况甚至恰好相反。与其他诸多领域相比，金融领域在制度、技术、监管方面的创新和改革似乎一点也不少，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在加速度上升。其中原因并不复杂，更不需要那些看上去特别尖端的金融理论才能诊断。在我看来，这个原因相当浅显，那就是，我们缺乏一个监督机制。这个监督并非是被金融专业人员搞得神神秘秘的那种行政监管，而是指那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监督，指的是一种社会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当下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简化为更具操作性的舆论和信息开放。这几乎是每一个读书识字的人都能理解的东西，绝无任何高深之处。没有这种自觉的、从公民个人利益出发的监督，任何完美和严厉的行政监管都无济于事。事实上已经有人指明，中国目前对金融体系的行政监管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但其令人沮丧的效果却尽人皆知。直到目前为止，中国金融体系仍然属于行政权力机关，而非那种被置于法律管辖之下的市场组织，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金融体系必然成为社会监督的又一个例外。这就是中国金融体系功能蜕变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其他的诸如所有制、监管体制、公司治理结构之类的原因尚在其次。完全可以肯定地判断，如果一直受到舆论的充分监督，中国金融体系的现状就绝不会像今天这样令人提心吊胆。许多经济学家以专业的虚妄和良知的羸弱将自己局限于纯经济的自我陶醉之中，却对这样一个基本常识熟视无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个真理不仅对权力适用，对看上去不像权力但实际上就是权力的中国金融体系同样适用。在这个意义上，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