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道路的经济学分析

内容提要]普京提出要走经济改革的新道路，即市场经济与俄罗斯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体制模式是德国弗莱堡学派提出的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其微观基础是以现代产权理论为依据的、以排他性产权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并通过企业重组和公司治理使其得以完善。其宏观机制是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变，并建立能保证自身稳定和成为景气政策手段的有效财政体系；是完善两级银行体制，并建立能形成良好宏观环境和合理融资渠道的有效金融体系。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既重视斯密、李嘉图的世界经济学，也重视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积极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循序渐进地实现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生产三要素论、财富创造论和所有制决定论为基础的按劳动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原则。在社会保障方面奉行社会安全阀理论，同时也接受庇古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实行保障对象上的选择保障制，资金筹集上的现收现付制，给付原则上的受益基准制。[关键词]俄罗斯普京道路经济体制经济学分析普京当选总统标志俄罗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普京时代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提出一条新的改革和发展道路，并已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措施，这预示俄罗斯将进入一个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一走经济改革的“第三条道路”普京对经济转轨以来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持客观评价态度。他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承认，俄罗斯已不属于当代世界中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近50％，仅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俄罗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正在被推人第三世界的行列。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仍然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基础工业，主要是燃料工业、电力工业、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它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约占15％，在工业产值中占50％，而在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低，除了原料和动力部门之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为美国的20％～24％。设备陈旧，使用期5年以下的设备在全部设备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4．5％，70％以上的设备服役期已超过10年。结构失衡和技术落后，使俄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大大减少，特别是被挤出了科技含量高的民用产品市场，俄在这一市场上所占的比重不到1％，而美国占36％，日本占30％。居民的实际货币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下降，1998年年初，世界人均年收入约为5000美元，而俄罗斯只为2200美元，相差一半多；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指标更低了，俄罗斯人的收入还不到美国人收入的10％[1]。对于经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原因，普京采取两分法的态度，一方面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经济模式造成的。普京强调，“目前这种困难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式的经济造成的后果”。改革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使俄罗斯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信)付出代价；为不允许商品生产者竞争、从而妨碍科技进步、使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付出代价；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另一方面，普京又指出，改革中的政策失误和错误也是经济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沉重的教训“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的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俄罗斯，不可能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关于未来的方向，普京认为既不能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能再搞前几年的照抄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而应走自己的改革道路，寻找自己的模式。普京指出，无视或否定俄罗斯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是错误的，而认识不到社会和人民在这一社会试验中付出的巨大代价则更是错误的。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在近70年的时间里走的确实是一条死胡同。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竭。无论在什么样的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经受。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有责任心的社会政治力量应当向人民提出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它应以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的一切好东西为依据。那么，俄罗斯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应该走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改革道路和模式。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走进了死胡同；前几年的激进经济改革虽然走上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但是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脱离本国国情，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俄罗斯应该将市场经济与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之路。对此普京概括说：“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2]普京道路的公式是：市场经济+民主原则+俄罗斯现实。有的学者认为，普京的改革道路不是“第三条道路”，而依然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道路”。理由有三：第一，普京的政策主张在当选总统前后是不一样的，当选总统后自由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突出的是不再强调加强国家调控的作用。诚然，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没有像过去那样强调加强国家调控，相反倒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然而，这里反对的是国家对经济的过多行政干预，而不是指经济上的必要调节。2000年国情咨文明确写道，俄罗斯的经济战略方针是：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国家对经济仍然要实行调节，但这种“调节的目的不是增加行政杠杆，而是保护经营自由”。可见，国情咨文不是否定国家调控，而是强调如何调控。实际上，普京当选总统后并没有改变关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根本主张。相反，多次重申在当选总统前所作的关于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论述。例如，俄通社一塔斯社2000年6月4日报道，普京总统在前往意大利进行工作访问前夕接受意大利《太阳报》等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只有学会把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普遍原则同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俄罗斯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普京在这里讲述的关于经济道路的主张与他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几乎一字不差。第二，普京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格列夫在讲话和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宣称，俄罗斯将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路线”。西方一些传媒由此断言“普京政策具有自由化倾向”。我们认为，这些言论只是普京周围个别人的主张和西方的评论，不代表普京的主张，在普京周围还有与此相对的另一种声音、另一种观点。普京是务实主义者，决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书本中的条条，而是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是以经济发展实践为标准。只要对经济发展有利就采用，不利就舍弃，而不管它是哪派的观点。同时，伊拉里奥诺夫的“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的含义也值得玩味，因为他把中国的现行改革称为“激进的自由化的改革”。第三，政府的许多具体政策属于“自由化”的政策。例如，“无赤字预算”、“浮动汇率”、“私有化”、“自由竞争”、“商品、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等等。我们认为对这些政策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无赤字预算”是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但不为货币主义所专有。因为一般地说，任何国家的预算都不愿意有赤字。同时，财政的有赤字和无赤字也不能与政策的自由化和非自由化画等号。目前俄罗斯实行平衡的财政政策，一是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重陷债务危机的泥潭；二是为了控制通胀，以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但是，小财政不利于反危机、扩大国家投资、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在实行平衡财政的同时，也在努力恢复债券市场，以便通过发行数量适度的、结构合理的国债，使财政从对经济的中性政策，转为对经济的积极政策。另外，政府的财政政策也不是单方面的，在主张实行无赤字预算的同时又主张实行降低税率的政策，而降低税率是财政扩张和刺激生产投资的政策，与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的紧缩政策是反向的。同样，对于“浮动汇率”、“私有化”、“自由竞争”、“商品、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等等，都应该进行具体分析，从俄罗斯的现实经济条件中去寻找答案。目前俄罗斯继续实行浮动汇率，是为了保持卢布贬值形成的对国内生产部门的有利条件和分散金融风险，这并不等于永远实行浮动汇率，因为浮动汇率不利于改进技术、稳定经济、引进外资，还会引起还债成本上升。俄罗斯还将继续实行私有化，加强保护产权和投资者权益。对此，应该注意的是私有化的目的、范围和形式，应该看到政府仍然坚持对公共产品部门和天然垄断部门实行国有和国家控股，并强调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至于自由竞争、资本自由流动，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性政策，根本不是自由化的标志。从根本上说，对普京道路的分析应该着眼于俄罗斯历史的大环境。计划经济体制曾促进苏联生产力迅速发展，经济一度出现辉煌。但是，它固有的弊端使其历史局限性越来越突出，最后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俄罗斯独立以后，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应该说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改革的方针政策脱离本国国情。在目标模式上照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在过渡方式上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在反危机上不是刺激投资、优先稳定生产，而是实行紧缩、优先稳定财政货币。结果经济危机、财政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长期交织并存，最后演变成以金融危机为尖锐表现的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危机。金融危机宣告了照抄西方模式的激进经济改革的失败。人们的反思形成了共同的认识：实行混合所有制，加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注重社会政策；放弃休克疗法，实行渐进式改革；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增加投资扩大需求，促使经济快速增长。普京道路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是俄罗斯历史的必然产物。不会因为某些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政策而改变它的根本方向和性质。二建立“有秩序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对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来说，在经济体制模式的选择上，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考察，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模式有四种类型：英国古典经济学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凯恩斯主义与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弗莱堡学派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或称有秩序的市场经济)。前一时期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是建立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笃信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主张自由放任，认为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经济的均衡发展，避免危机和失业。新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不能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而且会限制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其基本观点是古典自由放任理论在现代条件下的翻版，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否定国家经济干预，实行社会保障市场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试图建立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由于脱离国情而使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憧憬的自由市场经济变形为野蛮无序的非效率的市场经济。普京在纲领性文章《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主张建立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他指出，“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市场经济通行的国家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其执行的定式属于俄罗斯的未来，目前情况要求国家对经济和社会进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论。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景气和危机的根源，是在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经济运行的有效需求不足。要使经济重新出现繁荣，必须提高有效需求水平。为此，必须放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确保足够的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3]。凯恩斯理论的实质性贡献不在于具体政策，而在于指出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下的经济运行必然产生总量失衡，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必须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因此，它的重要意义是开辟了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国家干预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不仅与美国罗斯福新政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对战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