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第8讲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及其形成机制方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当亚当·斯密提出他著名的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的定理时，他至少弄出了一个表面上的两难困境”。——施蒂格勒（Stigler,1951,p.185）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1、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2、进一步的诠释与发展3、从施蒂格勒的“斯密困境”到“科斯定理”本次课程内容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1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在上一讲中，我们已对“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和“布罗代尔钟罩”等几个概念做了初步解释。但是，要真正理解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的形成或言运作机制，弄清“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与“布罗代尔钟罩”的相互关系，并进一步把它们置放在世界近代史的过程中来理解二者所涵指的社会历史现实，我们还需要首先回到一些经典作家的原著，进而从经济理论上理清各个概念的精确涵指及其各自形成的社会机制。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国富论》第一篇第1章的第一句话：“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绝大部分技艺、熟练、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Smith,1776/1930,p.5）在此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他的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的重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斯密把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以及市场范围（theextentofmarket）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出了如下著名论断：“由于交换的力量（thepowerofexchange）为劳动分工提供了契机，分工的程度必然总是受限于这种力量的范围（theextent），或者换句话说，总是受限于市场的范围。”（Smith,1776/1930,p.19）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斯密对分工理论的这段精典论述，曾被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扬格（AllynYoung，1928，p.529）在不列颠协会F小组的会长致辞中称赞为“在经济学的整个文献中所能发现的最辉煌和最富有成就的推论之一”。在演讲辞中，扬格并不是像斯密在《国富论》中那样从各种视角来讨论分工的好处以及分工和专业化形成机制的方方面面，而只是集中探讨了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间接迂回生产方法的增加与各行业内部分工（或者专业化）的加深”，是互相依赖和相互促进的。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这句话，曾被后人（如GeorgeStigler）称作为“斯密定理”（theSmithiantheorem）。沿着斯密-扬格的分析理路，我们这里把斯密的这一经典论述视作为斯密本人对后人所称为“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机制）”的最为精彩的解说。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然而尽管分工和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问题在斯密的经济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国富论》前3章全部是讨论分工问题；尽管扬格本人在他的那篇经典文章中对斯密定理做了如此高的评价。但是这一理论却在很大程度上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了，以至于施蒂格勒到了20世纪70年代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GeorgeJ.Stigler,1976,pp.1209-1210）：“斯密最后一个令人可叹的失败在于他的著名的分工问题上。作为他那鸿篇巨制开篇的分工问题，以及书中关于制针厂的不朽的例子，怎么会被视作为一种失败？它们不是被所有的经济学文献所经常引用吗？的确，多少代以来都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败，另有它意：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运用分工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就缺少这样一种理论；……没有一个标准的、可操作的理论来解释斯密所描述的经济进步之源泉。斯密不惜重墨地对分工做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在我看来，斯密的例子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专业化作用的例子具有同样的说服力。但是，据我所知，迄今没有证据表明在他之后分工理论取得过显著的进步，从而专业化也就没有成为现代生产理论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951年施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的范围”之后，20多年里仍然没有引起人们对亚当·斯密分工理论加以重视。直到90年代后，当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了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宏大框架，这一状况才略有改观。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其实，在斯密的《法理学讲义》中，也有“关于劳动分工的两个残篇”。在这两个残篇中，斯密提出，那些采取了竞争做法的人，随着其数量的增长，会取代那些遵守着另一些习惯的人。很显然，斯密这里的意思是，随着市场分工范围扩大和程度的深化，一个社会中会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市场交易中，从而那种只为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而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的数目会越来越少。由于市场交易本身意味着竞争，而竞争不仅意味着淘劣存优因而不断提高生产和市场的效率，而且会逼迫着市场参与者发现新的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优质量的商品，从而蕴育了技术和科学发明和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于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包括熊彼特式增长也自然内涵在这种斯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之中了。分工的深化和扩展，本身也意味着更多意味人参与到市场交易中来，而市场交易的扩展本身也就意味着经济整体规模的扩大，因而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就意味着经济增长，从宏观经济学的GDP计算方法可以非常直接地得出这一理论判断。因此可以认为，“theSmithianDynamics”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这其中不仅包括“斯密型增长（theSmithianGrowth）”——由于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涵盖着经济史学界所理解的“粗放式增长（extensivegrowth）”，以及由技术和组织创新与扩散所带来的“熊彼特型增长（theSchumpeteriangrowth)”，亦即“库兹涅茨型增长（theKuznetzian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themoderneconomicgrowth)”。几种类型的“经济增长”：“斯密型增长”：这种增长来自“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即受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大的推动，其后果通常是产出总量和人均产量的同时增长。“熊彼特型增长”：亦即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从增长的结果看，这种增长也被称之“库兹涅茨型增长”或“现代经济增长”。“粗放式增长”，也就是只注重产出总量的增加而不甚关心人均拥有量提高的增长。“马尔萨斯式的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均产出呈负增长的状态，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张宇燕认为，“斯密型增长”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没有明确彰明那些催生“熊彼特型增长”的技术变革的价值。那种过多依靠市场规模及其扩大的“斯密型增长”，由于缺少必要的技术突破，必然会面临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市场的容量。当人口的增加和土地资源的限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增长便可能会陷入所谓“马尔萨斯危机”而进入停滞。换言之，单纯依靠“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在逻辑上难以导致近代工业化。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斯密极限”。西方经济的起飞是突破“斯密型增长”，实现了“熊彼特型增长”即“现代经济增长”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宇燕显然这里是把“斯密型增长”与“斯密型动态经济增长”弄混了。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西方经济史学家话语中“theSmithianDynamics”与“theSmithianGrowth”是密切关联但又有些区别的两个概念。自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耶鲁大学的经济史教授帕克（WilliamParker）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开始使用“theSmitianGrowth”概念（Parker,1984）以来，许多经济史学家和理论经济学家在欧洲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以及在一些经济学理论文章中，经常使用“theSmithianDynamics”这个概念而往往不对两个概念加以任何区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凯利（MoganKelly）1997年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所用的题目为“theDynanmicsofSmithianGrowth”（见Kelly,1997）。这种使用法才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表达。而王国斌（Wong,1997）等经济史学家所使用的“theSmithianDynamics”，大致应该是这种“theDynanmicsofSmithianGrowth”概念的简略称谓。那么，什么是斯密型增长呢？由于一个制造业内部的技术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衍生的经济增长。这种由于劳动分工所导致的生产率提高而发生的经济增长曾被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希克斯（JohnHicks,1965,p.38）在其名著《资本与增长》一书中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出来：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1wpkg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k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w为实际工资率，p为给定的实际工资下的真实增长率（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给定这样一个增长公式，如果把作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k的改变抽象掉的话，在给定的实际工资下，经济增长率g就惟一取决于通过分工的扩大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p了。这就是典型的斯密型增长。而斯密型增长的典型例子，是他在《国富论》第一章中所举的扣针制造工厂内部分工所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10个工人：48000枚；1个工人：20枚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对于斯密型增长，即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斯密在《国富论》中给出三个原因：1）由于劳动分工，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增进了，劳动者的技巧也因专业而日进；2）由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可以免除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很显然，斯密这里所列举的第三条理由，本身就包涵着“熊彼特型增长”，即内涵着作为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的同时增长的意思。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星期四因此斯密所说的分工好处，绝非仅仅是指由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这种狭义的“斯密型增长”，而重要的是指由于广义的劳动分工（包括工厂内部的技术分工，行业内部的分工，不同产业部门的分工，以及国际分工）带来的市场（包括成品和半成品以及中间产品市场）需求的增加，以及由此拉动和实际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经济史学家对斯密增长的理解显然过于狭窄。因为，在斯密看来，分工深化和市场范围扩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绝非仅仅是指由于工场内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衍生的经济增长，而是包括这种经济增长在内的市场交易扩大和社会分工加细或言市场深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SchoolofEconomics,FudanUniversity2019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