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的过程和事业。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实现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是时代所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创新发展。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既植根于中国治理演进的历史逻辑，又兼具政治与行政的治理融合创新逻辑，构建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解决方案。群团组织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党—群”“政—群”“群—社”“群—群”治理框架为表征，链接治理主体，整合治理资源，激活协同精准治理效能。群团组织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枢纽型协同、社会化动员、“互联网+群团”、基层协商治理等机制为载体，实现了党的核心引领与基层协商治理二者的统一，绘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图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治理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现代政府和现代社会基本生成，亟需从整体的视角来考察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基于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从要素生成阶段进入了整体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代群团组织协同精准参与社会治理做出了更加具体化的制度安排，明确提出了“发挥群团组织作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更好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立足“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全面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经验，再次肯定了群团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重大作用，“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群团组织联合其他治理主体形成改革合力，创新利用并有机整合新的资源优势，主动采取联盟、学习、试验等策略性行动，以渐进式的累积变化带来改革的实质性发展。群团组织是典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中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之一。以xx年中组部、人事部（后并入人社部）联合印发的《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意见》和xx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为依据，将群团组织界定为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的统称。通过查阅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网站，群团组织以中央编办管理机构编制的群众团体机关为标准，具体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机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机关、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等，共22家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可见，群团组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协作治理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效用的发挥。精准治理是中国场景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进化，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泛政治化的政府地位以及“公共管理范式”管理主义的治理倾向，实现了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知识挖掘为支撑、以政策匹配为目标、回应技术变革与治理需求的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群团组织改革的核心就是使群团组织重回“群众性”特色，精准对接所联系群众的需求，重塑自身职能，实现精准治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群团组织改革，实现协同精准治理既能满足公共服务的扩张性需求，又能满足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完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提升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内涵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科学性、民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的过程和事业。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当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以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根基，以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驱动力，以促进“党”“国家”与“社会”的有机互动和融合为依托，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为旨归的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新创造。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治理主体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从治理整体性的角度实现协同治理，并以精准治理为追求实现国家治理的高效性。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这一概念隐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并在实践中具象为特定对象或群体的精准治理。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概念包含3个因素：群团组织治理的主体性、群团组织治理的协同性和群团组织治理的精准性。群团组织除了具有社会性之外，还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政治性是群众团体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独特属性，群众团体政治性的最典型体现就是其有体制内的沟通、联结管道，能有效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与其他社会团体相比，群众团体参与政治过程、影响公共决策的能力较强，渠道更畅通、便捷。《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群团组织是“创新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量”。群团组织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治理主体之一，并发挥着重要作用。现行研究关注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却很少关注具有社会统合功能的群团组织，换言之，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过程的中间要素——群团组织仍然存在学术考察的空间。在我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中，群团组织既是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主体，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行动主体，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熟治理主体之一。就治理协同性而言，群团组织一直将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作为自身组织整合的路径，实现整体性和协同性治理。波利特认为，协同治理是指公共部门不仅相互间进行合作，而且还与营利组织或者志愿组织进行合作。群团组织作为治理平台，容纳多元主体参与，并整合其治理的愿景与行动，实现全社会协同治理。群团组织协同治理不仅具有自身的政治属性优势，实现体制内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的整合；也具有天然的社会属性优势，将群团组织与社会组织互联互通，充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威性中介，将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合二为一地付诸治理行动之中。同时，群团组织之间的协同也是凝聚治理力量、搭建治理平台的重要基础，例如：xx共青团认真落实群团改革要求，积极整合工会、妇联、科协等群团组织资源，实现优势互补，立足城乡社区市民学校，按照“四协同四走进”的工作思路，共同将社区市民学校打造成为植根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志愿服务品牌。就精准性而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各地的社会治理改革方案多次提出实现社会治理结果“精准化”的目标，替代了仅仅强调政府管理过程“精细化”的目标，这体现了当前政府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群团组织的精准性集中体现在组织建构上，其形成的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基层，覆盖各领域各层面群众的严密规整的“伞状”组织结构，能将治理的动力从上到下、准确传达到特定领域和特定群体。群团组织的精准治理还表现在其治理靶向选择中，依靠特定的联系和服务的群体，群团组织可以快速、准确识别治理问题，选择治理途径，整合资源以实现治理目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来看，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强调群团组织内部以及群团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内外协同治理的目标及其达成，并依赖其政治特点、组织覆盖等优势显著提升了治理的精准度，是一种构建中国式社会协同治理模式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在借鉴研究者对协同治理与精准治理相关理论界定与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是指群团组织依据其自身的专业化和理性化，在治理过程中通过跨部门、跨领域和多功能的协同与合作，精准识别治理问题，协同资源精准达成治理目标的动态过程。根据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概念，其将治理的协同化与精准性辩证地合二为一，达成治理过程与治理目标的一致，是系统化、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治理改革逻辑的中国化实践。具体而言，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既包括群团组织内部之间的协同，也包括群团组织系统与外部营利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既包括群团组织内部不同层级之间的协同，也包括横向不同群团组织的协同以及两者之间的混合形式。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逻辑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应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多种复杂性问题的必然选择，蕴含着加强整体性推进国家治理、优化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协调好国家治理中的各种关系、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汇聚治理合力、构建开放性战略模式等核心要义。重构并实现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理分工与有效协作，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治理的根本目标。然而，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具备西方“治理”的意蕴，还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群团组织在“治理”意义上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基于这种认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协同精准治理的作用，避免一谈到“治理”就只谈社会组织。群团改革试点和推进，为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例，为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角度思考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和案例示范。坚守与迷失：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的国家、社会、市场三分的格局改变了以往国家一统天下的管理模式，因此厘清国家、社会、市场关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群团组织治理随之演进，却具有独特的发展路径，具备鲜明的现代特征与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党中央召开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发挥作用，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革命时期，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开篇就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自此，群团组织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以党的历史使命和任务为协作目标，精准地将党的组织意图传导到所联系的群众之中，并精准地将群众的政治诉求和生活诉求反映到党组织之中，成为了革命斗争的工具，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动员作用，而且这种独特优势一直延续至今。在建设时期，群团组织广泛动员所联系的群众开展国家建设，但囿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其自主发展的空间被压缩，自身职能发育受到了严重束缚。在具体工作中，群团组织更多是承担“下达”责任，而忽视了把人民心声传递到政党的“上传”功能。双向功能中的一方被阻塞，群团组织就成为了高度集权下国家政治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了党和国家进行“政治教化”民众的工具，其政治功能逐渐被扩大，为官僚化埋下了伏笔。改革开放以来，群团组织依靠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范围和对象，仍然具有协同精准治理的优势，却受“机关化”“行政化”“娱乐化”“贵族化”的影响，使自身职能逐渐弱化甚至缺失，不能满足社会治理的需求，严重丧失了组织活力和制度创新能力。正是基于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群团组织，在肯定群团组织独特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实行群团组织改革。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一语中的地指出“新形势下，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需要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其中包含“深化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改革和建设，有效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底线与回归：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政治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治理是政治与行政从理论到实践的合流，摆脱传统政治与行政的分离状态，实现政治表达与政治执行的协同，更加精准地应对社会变革的新诉求。政治性是群团组织协同精准治理的本质属性，其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群团组织介入社会治理的基本底线，也是群团组织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的决定因素。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公共权力与民众需求同时作用于政党，使其产生行政化和社会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