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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明确的重点工作，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趋势。本文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经济的不同影响:对货币政策最为敏感度从东部到中部､西部依次减弱，并指出从区域经济协调出发可以在现有统一性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实行某种程度的灵活的区域性货币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自己跟自己比，成绩非常显著，但是横向比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却是越拉越大了，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目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行政割裂和政绩考核的不科学､以及财税体制的弊病，还会面临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东､中､西部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机制亟待建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还任重而道远。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曾明确指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重点工作，如何扭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笔者希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入手，探讨一下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和产生的原因。一､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与货币政策最为相关，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与货币政策最不相关。改革开放以前，受前苏联发展思路的影响，我国主要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道路。在全国“小而全､大而全”的指导思想下，尤其在“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很多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使东中西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有一定的缩小。改革开放后，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履行央行职责以来，货币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逐渐凸现出来，货币政策的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依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东部地区依托沿海的区位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在经济水平､发展理念､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等很多方面都远远走在了中西部地区的前面，而统一的货币调控政策，一定程度上则忽视了这个“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机制完善，而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金融机制相对不完善”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因此地区之间的差异没有缩小反而逐步增大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同区域在应对突然的货币政策变化时也有不同的动态反应。根据资料显示，东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均排在全国的前列，市场化程度最高;中部地区各省市的市场化程度仅低于东部;西部除了重庆､四川市场化程度较高外，其余省市区的市场化程度都很低。在货币投放上，经济增长快的东部沿海地区，信贷规模大，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信贷规模就小。在资金来源上，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城乡要素流动效率较高，资金来源有较多的渠道;而中西部地区计划经济的痕迹较重，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一个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资金需求量和资金供应量大增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资金也较难吸纳。这些因素都会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顺畅性不一样，最终就可能导致不同的货币效应。二､货币机制传导主体发展的不平衡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东部地区金融机构较多，金融业务量大，其传导货币政策的作用发挥得较充分。相对来说，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存在一定的货币传导主体缺失，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较差，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也相对不敏感。金融机构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货币传导主体的缺位程度也不一样。(一)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分别都是中部和西部的2倍多;东部外资银行代表处数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80倍和29倍，而外资保险机构几乎全部在东部;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兴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等新兴银行基本都只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全国惟一的两家证券交易所分别在东部的上海和深圳，中西部地区还没有形成区域性的资本市场。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略增东部地区的机构数，而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数。2002-2004年央行减少机构数43个，中国工商银行减少机构数7，122个，其中大部分精简在中西部，而东部则略增。相反，外资银行近年在华机构剧增，2003年比上年增加70个，增长50%，2004年增加到206个，增长97%，绝大部分增加机构在东部。(二)从存贷款业务量来看，也明显呈现了东部业务量大而中西部相对少的情况。据《中国金融年鉴2005》统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交通银行2004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余额为93，077.0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3.1倍和3.45倍;它们在东部地区人民币贷款余额为56，388.1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89倍和3.19倍。而新兴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的业务活动则明显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以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为例，2004年它们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存款是7，394.61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8.7倍;同年在东部地区的人民币贷款余额是5，360.26亿元，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7.6倍和7.9倍。三､在货币政策上，协调区域经济差异的若干建议。根据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在经济同质的区域内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整个区域的发展。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在要素流动性､贸易开放度､产业结构､通货膨胀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不能满足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因为统一的货币政策而减小，反而地区差异逐步增大。为此，我国在区域差异化的货币政策上也进行了很多的探索，比如:深圳等经济特区实行了有别于内地的特殊货币政策;1998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撤销了分省的31个支行而实行分区管理的“2+9+5”区域货币管理体系。可见，实施一定差异化的区域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将会大大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1.灵活的货币调控政策。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经济金融活动活跃，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同时，其货币来源渠道也相对较宽。中西部地区则刚好相反，资金创造能力相对较弱，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逐步实施，其对资金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大。因此，拓宽中西部地区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强货币供给能力对其经济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的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而在中西部地区，可以在国家提供一定担保的基础上，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以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满足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在这方面，美国早在1935年就进行了尝试。美联储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等地实行了较高的活期存款准备金率为26%;而在其他16个城市较大的储备城市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最高只为20%;在其余不发达地区如阿肯色､俄克拉荷马､得克萨斯等乡村银行实行的准备金率更低，其限额为14%。这一措施有利地促进了美国落后地区的开发，取得很好的经济效果。自1945年以来，美国法定准备金屡有变动，但依据不同地区银行设置不同准备金率这一原则依然如故。2.一定差异的金融监管政策。在金融机构的培育方面，也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中西部地区由于本身经济总量有限，同时区内经济主体发展即地区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实力又不够，因此金融机构，尤其是活力较强的股份制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等发展不完善，从而容易导致恶性循环。因此，在银监会､央行加强监督的条件下，建议适当降低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设立的资金要求，以促进其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的发展，畅通其金融市场机制。同时，为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政策性银行､央行大区分行可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大项目的信贷资金或者放宽相应的信贷条件，不断完善其区域货币调控的职能。美国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尝试。美国银行所在地区人口不到6，000人的地区，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为5万美元;6，000人至5万人的地区，设立银行的资本金为10万美元;超过5万居民的地区，设立银行的最低资本金额为10O万美元。显然这有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3.培育区域金融市场，改善金融环境。在金融市场培育方面，国家对中西部地区也要加大政策倾斜力度。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多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还可以尝试设立相应的区域开发基金。为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可以选择把西安､重庆等重要城市培育成区域金融中心。另外，要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不断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以增强经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