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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杨虎涛文章提要：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排斥了演化思想。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仍面临着诸多困难，如缺乏价格理论、分析框架不统一等。演化经济学将从自然科学中继续汲取营养，完成自己的有机整合。关键词：演化经济学达尔文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1]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则直接将经济学分为演化的经济学和非演化的经济学，他同时还强调，前者是有人文关怀的，后者是没有人文关怀的。以经济学说史的标准看，这种划分的确有些简单，但它却简洁地描述了经济学多年纷争的实质。马歇尔以来，经济学的主流和非主流基本上可以在演化标准下得到区分，以新古典为内核的主流经济学属于非演化一支，而非主流经济学，尽管各有其非主流的原因，但基本上可归列为演化一支。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非演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对主流经济学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演化经济学当年为何惜败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当前的反击中演化经济学面临着哪些困难？演化经济学将如何实现自己的有机综合？本文拟对演化经济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做简要阐述。一、演化经济学的过去——被湮没的黑暗时代虽然演化二字更多地让人联想到生物学，但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演化思想远早于甚至启发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密关于交换倾向与人类进化关系的猜测至今仍为演化生物学家们着迷，达尔文则称自己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直接借鉴了竞争选择的思想，而后期的演化经济学家们则发现，包括弗格森、斯密在内的早期苏格兰哲学家们关于社会秩序的构想中，已经隐藏了典型的“个体群”的思考方式。不过，演化经济学的正式号角是凡勃伦吹响的。在《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这一开创性的文献中，凡勃伦强调，“近代科学”的特征是追求“累积的因果关系”，而“思考习惯”是经济学中用来说明人类行动以及行动所带来的“经济利害”的中轴。与变化的思考习惯相对应，经济学也应该是进化的，它应当是——“由经济的利害所规定的文化的成长过程的理论”。在凡勃伦看来，包括斯密在内的绝大多数持演化观的经济学家只能算是前达尔文主义，他们以持有本身是“善”的、必然成为“常态”的“自然法则”为中心，根据这种方法，只会产生把现实变化当作是“正常”的发展路径的“超进化论的先入之见”。凡勃伦倡导的是后达尔文式的思考方法，它要求从“产生因果关系的”的累积过程出发来解释变化。如我们所知，凡勃伦抛出的石块只是引起了旧制度经济学的一阵涟漪，它很快就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浪潮所掩盖了，而且，这种掩盖如此之长，以致于在20世纪，对于演化经济学来说，是“黑暗时代”，是“丧失了机会的世纪”。（霍奇逊，2005）这实在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在19世纪末期，达尔文革命所引发的反本质论思想无论对当时的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它所倡导的一系列理念，如非线性、不可逆等，都使各学科共同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但经济学却似乎无动于衷。《物种起源》发表于1859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发表于之后31年——1890年，凡勃伦的呼吁——《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则发表于1899年，这说明虽然经济学有充分的时间吸收和消化进化理念，但它仍然放弃了它，转而从在十六、十七世纪就已经成型的牛顿力学体系和数学工具中寻求帮助。被誉为进化革命的达尔文思想促生了地质学、生物学甚至哲学的重大转折，唯独未促使经济学走向演化之路，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魏特写道，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史中或科学中的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也评论道，“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2]这就留给人们一个奇怪的问题：为什么当其他学科都开始抛弃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质论（也称类型论）思考方式时，经济学却将其发展到了极致？或者说，达尔文为什么没有战胜牛顿？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任何时代的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构造物”的特征。从思想史的历程考察，在达尔文之前，进化理念已经在各学科中得以普遍提倡与发展，拉普拉斯的天文学、莱尔的地质学、巴尔的胚胎学都蕴涵了进化的思想，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孔德、黑格尔和斯宾塞在探询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变化规律时也都显示出了演化的思想倾向。作为时代的主流思潮，他们的理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形成和传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们的社会演化理论中，内蕴着两个关键命题：一是演化是否具有目的和方向？二是人类智力和理性是不是社会进化的决定性因素。在第一个问题上，虽然就目的、方向性的具体观点并不一致，但黑格尔、孔德和斯宾塞都承认社会演化会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存在一个预先的演化顶端，即进步；在第二个问题上，黑格尔和孔德都认为人的理性、知识力量是决定社会进化的关键，斯宾塞也不否认这种力量，只不过他更强调从自然与社会的关联中去思考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作为时代的产物，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达尔文虽然挑战了神创论，但他在两个关键的地方态度一直非常含糊：第一个问题同样与目的性和方向性有关，即进化是否具有明确和终极的完美方向。在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影响下，当时的各种进化思想都带有鲜明的目的论倾向，进化普遍被理解为是一项既定计划的展开。达尔文也不免受到影响，他始终无法鲜明地对目的论和方向论予以反对，“目的论、方向论、进步这些观念既是达尔文所反对的假设，也是达尔文不由自主地捍卫的假设”。[3]第二个问题则与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有关。虽然达尔文在1859年就出版了《物种起源》，但当时他并没有将人类本身纳入到这一解释框架中，“没有哪一种观点比认为心灵——无论多么复杂和有力都不过是大脑的产物这——观点更能动摇西方思想最为深刻的传统了……这种观念太异端了”。[4]12年后，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终于与两千年来的哲学和宗教决裂了，[5]但他仍困惑于人类迥异于其他物种的高度发达的能力是如何形成的这类问题。这样，尽管达尔文将人从进化树的顶端拉回到普通一枝的位置，但达尔文革命并未解决早期社会进化论中目的性、方向性问题的争论，社会进化理论中的含混之处也并没有因贝格尔号的航行而被廓清。在达尔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进化思想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被默认的目的性、方向性，存在争论的意识与物质的第一性，未加解释的独特的人类理性、竞争选择，以及自然、社会的二分法。达尔文之后，人们接纳了进化遗产中最易于接受和理解的部分。人们易于接受人的生物性观念，但也坚信人的智力、心灵的独特性和理性的无边能力；人们易于接受进化的必然性，但也坚信人类对自己的进化有控制和预测能力。在后期的社会进化思想中，进化的目的性、方向性被强化了，它被视为一个有目标的定向的过程，“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不希望看到偶然事件，而希望看到包揽一切的规律性，以肯定它们自己的感觉——世界是理性计划好的创造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一长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这些理念却是芜杂的”。[6]这些混乱的、未加整理的社会进化思想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经济学家，并最终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得到折射。正是因为对诸如人类独特理性的来源和智慧能力的边界这类问题的争论没有达成一致性结果，边沁的快乐计算器才得以大行其道，成为早期边际学派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意识与物质的第一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主观效用价值论才得以发展；正是因为目的性和方向性被默认了，而这一过程又是由人类智力所推进的，迎合人们头脑中潜在的乌托邦想象，才有了假想中的最优均衡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主流经济学宏微观合流并彻底奠定主流地位的时代，也是社会进化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时代。社会进化思想中那些将生物规律直接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相关理论受到普遍置疑，与种族、性别有关联的理念被彻底剔除了，狭隘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得人们对进化论在人类事务的应用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厌恶，并使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此背上了恶名。人们正确地意识到生物界的规律不能不加诠释和区分地应用于人类社会，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进化论从此进入了“谨慎隐喻”的时代，但进步、目的论和理性能力却依然得以保留，并潜在地成为欧洲民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支撑。如此一来，人们正确地泼掉了将生物规律机械套用于人类社会的“脏水”，却也倒掉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联系的“孩子”，并且留下了一些未加清洗的痕迹。方向性、目的性、主观世界的重要性、人类无边的理性以及乌托邦的渴望都在经济学思想中得以继续保存。基于当时的经济学界迫切希望将经济学建成为一门不带传统社会科学色彩的“真科学”的热情，在数学工具和物理学术语的帮助下，在边际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得以继续发展，而这一时期的演化经济学，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使用‘演化’这个词也要冒声誉受到严重损害的风险”。[7]结合社会进化理论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新古典不是非演化，而是有目的和方向的演化，是基于完美理性的完美演化的凝固。新古典经济学家暗合社会进化论中的理性、方向和目的，也容纳了进化论中的关键术语——竞争和选择，构建了一个理性的、理想的有必然实现目的的进化。它可以说是演化思想的另外一种变形，它仍然是体现时代思潮的“社会建构物”，也正因如此，才有演化经济学家主张将新古典视为演化经济学的特例。（弗罗门，2003）二、演化经济学的现在——繁荣及繁荣背后的困境然而，尴尬的是，虽然新古典暗合了当时社会思潮中的目的论和理性无边精神，但进化论在科学思考方式上引发的变革又从根本上与之相悖。达尔文革命之后，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本质论思考方式就引起了广泛的质疑。本质论坚持的信条是：所有表象上变化的现象均可归入到若干特质恒定的类别中，每一个类别和其他本质截然不同；一切变异是偶然的、相互无关的，基本类型和其所代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完全可以忽视的。时间无涉、种群稳定、可预见性和最优均衡是本质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关键词，如牛顿力学中的质点模型、生物学的神创论等。而进化论则与本质论迥然不同：进化论认为演化动力来自个体差异，这种差异是基础性实在的本身，而不是对不变的基础性实在的偏离。因为演化的绝对性，所以时间是重要的，因为个体变异是动力，所以类型不会是稳定的。很显然，这种反本质论的思考方式与新古典的静态、时间可逆、个体主义都是无法共存的。因此，尽管吸收了目的性、方向性和完全理性，但由于放弃了进化思维的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就像一个奇怪的混和物。扭曲成型的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取得了科学的形式，但隐患却始终未能消除，这使它自诞生之日就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和批判。20世纪初期，思维方式的变革已经悄然发生，本质论、机械主义和简单还原主义从那个时候起已经开始被各学科共同体所放弃，物理学中的量子学说取代了经典的牛顿力学体系。20世纪下半叶，复杂性科学所取得的进展更进一步加速了本质论的崩溃，非均衡、非线性的动态系统特征开始成为各类学科共同体新的认识论基础。分子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的进展使目的论、方向性越来越受到怀疑，行为科学、后弗洛伊德心理学、脑科学诸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也使新古典的重要基石——完全理性——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与此同时，对现实经济现象解释力的匮乏也加速了新古典的衰落并与此同时推进了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大量的创新行为和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人类学习和知识积累所展露出的惊人创造力使桑巴特所称的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积极——理想主义乐观经济学再次出现复兴迹象；经济学很难再将“物质”与“存在”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必须转化到“思想”和“生成”的轨道上去，不能再孤立地关注“作为交易者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