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现代经济学

理解现代经济学钱颖一经济学是经济和教育的交口，作为教育来讲，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接轨成为非常自然的目标。我觉得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国际轨是什么？就像改革一样，我们要知道市场经济在发达国家是怎样运行的，为什么要这样运行，那么讲经济学科建设也是如此，要清楚它的国际轨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去做。这一讲主要讲第一个问题。我又将它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什么是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存在许多误区。第二是讲国外的相关的经济学科的制度和运行。一、现代经济学学科的定义在这篇文章中，我使用大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包括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级学科”下的全部“二级学科”，包括宏观、微观、计量、金融、财政、产业、劳动、环境、国际（世界）等经济学内容。关于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我们把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一、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包括信息。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这种利益昀大化包括利他行为。[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经济学家看问题，往往跨越第一直觉――“分配”，不仅仅考虑利润的多少，而是从效率着眼，例如在股份公司，大股东会照顾小股东或股民的利益，不然公司就不能有效地运行。这就是所说的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peuTheorem)，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model)。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Grossman)、哈特(OliverHart)和穆尔(John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和梯若(Jean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例如信息经济学研究激励，“moral-hazard”研究道德风险问题，所以要给公司经理激励，一旦写出来之后，就发现它和统计中的关于充分信息量的问题是同一问题，而且可以推出统计量是什么。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使人们认识到这是任何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且使人们清晰的看到什么叫交易成本。比如，詹森(Michael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EugeneFama)在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后来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concern)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模型只能达到次优。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