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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公共经济学实验导语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规律，通过对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经济学的大致框架；但认识世界运转背后的规律可以而且必须是多角度的，经济学也不仅仅是枯燥的模型，在模型思想的墓础上，通过观察和运用其他研究方法，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经济学。实验方法为经济学的研究和课堂教学提供了一种非常直观和富于参与性的方法。其魅力在于同学们不仅可以通过实验深入理解经济学理论，更可能通过参与实验得到更为直观的体会。实验方法是一个更为贴近市场运作的方法。在实验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可以验证经典理论的正确性，更可以观察到现象的波动，了解市场运作中人们的心态和行为特点。参与是最好的学习，方才我们做的实验即是针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实验。一、公共产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一）问题的提出市场从来不是如同马歇尔所描述的完全竞争市场那样完备的一个理想产物。在现实的市场中，政府的存在、非市场性配置的存在等，几乎从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已经和人类共生。在现实市场中，至少可以观察到以下几种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相违背的问题。1.外部性的存在。外部性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产品或服务在被使用者使用的时候不仅仅对使用者发生效用，而且对没有投资的外部无关环境产生效用。外部性又可以分为正和负：正外部性对旁人有益，负外部性对旁人有害。外部性会引致“搭便车”（Freerider）行为的产生；也同时产生了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2.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由于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私人是没有动力去提供公共产品的，相反，却会为了节约自己的成本而破坏公共环境。但是在现实中，即使没有政府的存在，我们也可能观察到公共产品的提供，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是怎么一回事呢？带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探讨。（二）公共产品的特性纯公共产品具有这样的特性：1.非排他性当一个人提供了特定数量的公共产品时，就不可能排除其他人来免费享用该公共产品，或者这种排他成本相当高，这就是所谓的“非排他性”。2.非竞争性当一个人消费了某一数量的公共产品，该公共产品同时也可以被其他人消费同样数量，即他们之间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是竞争性的，一个人不可能用价格去阻止别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这就是所谓的“非竞争性”。只具有“非排他性”而不具有“非竞争性”或者只具有“非竞争性”而不具有“非排他性”的物品，一般称为“准公共产品”。（三）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公共物品究竟由谁来供给，采取何种方式供给和生产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传统观点认为，公共物品在消费上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容易造成消费者偏好的隐藏和搭便车行为，而只有拥有公共强制力的政府能有效解决该问题，因而它理所当然成为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重要主体。但透过供给与生产相分离的理论分析以及对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考察，我们发现政府并不必然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唯一主体。现实中还存在着私人市场供给安排和第三部门供给安排，以及它们与政府相结合的混合供给安排模式等等，并且这些安排同样具有可靠的效率保障。面对现实变化，我们不禁要分析，在多元供给主体并存的条件下，传统的由政府独家垄断公共物品供给和生产的局面被打破，政府不再是供给中唯一的发言者，那么它的角色又将会变为怎样呢?它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又将是怎样的昵?多元性的并存格局又会赋予政府角色哪些新的内涵和与之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昵?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做出一番理论上的梳理。西方学术界对公共物品私人供给的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领域：（l）博弈论框架的拓展：在不存在优超均衡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能是一种纳什均衡。Cornes和Sandler（1986）研究发现，公共物品的纳什均衡供给不会为零，但要小于帕累托最优供给，两者之间的差距随社区居民人数的增加而扩大，而供给不足的程度与效用函数的特征有关。（2）合作提供公共物品的可能性：考虑到集体行动可能有的动态博弈的性质，人们能从重复决策中吸取教训。这样，反馈、学习和重复博弈将解开囚徒困境的枷锁（Stevens,2003；Sen，1974）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利他主义道德观可以通过合作行为摆脱囚徒困境。Weisbrod（1986）则以英国16世纪私人自愿组织的慈善机构提供了广泛的公共物品之实例说明利他主义由来已久。（3）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相联系的激励机制：一种思路是使公共物品具有私人物品一般的排他性（Goldin，1977），另一种思路则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搭配提供（Coaes，1974）。除了完全由私人供给公共物品外，还存在第三种非政府的自愿供给方式，即非政府解理论。如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模型：在没有政府强制下，处于私利的一组公共物品的消费者，能够通过自愿协商方式，达成一种联合供给的契约，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只要满足一些严格假定条件，这种方式不仅能够实现各自私利的最大化，而且能够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另外奥斯特罗姆（1977）提出了多中心公共经济下的效率解；萨尔蒙等公民社会理论的一些学者，则提出了第三部门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模型及慈善经济学模型。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公共治理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作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的政治学家、公共行政学家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著作颇丰，而她最为著名的代表作之一是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为在现实生活中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使得政策分析更具可操作性。作为制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里的重要著作，书中作者在搜集大量经验案例的基础上，首先对公共事物治理传统模型的适用性进行评析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视角从理论转移到现实中的公共池塘资源问题上，指出其中的困境；然后针对公共池塘资源困境，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现实的政策问题；最后根据经验研究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指出要改变单层次的研究方式，而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多层次，提出公众内部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其另一部著作《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中，对人类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方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在公共物品的制度供给中，存在着市场安排与用户团体、集权与分权和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几种方式。其中市场安排与用户团体以市场机制为前提，集权与分权的制度安排以政府的行政机制为基础，而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则适应于非政府、非营利的志愿事业。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提出多中心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经济人假设的重大缺陷是发现人的利己性的同时忽视了利己性之间的制约关系和利他性的社会价值。她认为国有化或私有化都不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唯一有效解决方案，应当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寻求新的路径。社会当事人自己的自治性组织可以解决很多公共治理问题。例如鱼类资源和地下水。著名的“公地悲剧”主张认为，除非进行私有化或由政府控制，否则此类资源将遭到过度开发。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研究中发现一些案例，表明私人用户可以联合行动，有效地管理公共资源。2．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挑战传统集体理论构建自主组织理论。她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她还总结和界定了自主治理的8项原则。（1）分享资源单位的个人或家庭之边界界定清晰。（2）使用、供给与当地具体情况相适应。（3）集体选择安排。绝大多数受操作规则影响的个人应该能够参与对操作规则的修改。（4）有效监督。（5）越“规”的分级制裁。（6）低成本如论坛式的冲突协调机制。（7）对组织权的认可。（8）分权制组织。3．社会资本理论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社会资本是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必要补充。社会资本同其他资本有一些共同的属性，而在某些方面又有所不同。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l）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由于不使用而枯竭；（2）社会资本不容易观察和测量；（3）社会资本难以通过外部干预建立；（4）全国性和区域性政府机构对个人用来追求长期发展努力的社会资本类型和水平有重要影响。“公共悖论”在公共物品的供给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方面，人类具有众多的公共需求，并且希望通过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实现和满足来实现各自的私人需求和利益；另一方面，人们大多又不愿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而提供公共物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有必要从社会运行机制设计入手，探索不同机制或制度安排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分工机制和有效途径，以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均衡。在人类社会的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志愿（志愿事业）机制中，公共物品供给已由传统的政府担当唯一供给主体的政府机制发展成为多种机制并存的供给模式，在不同领域中不同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每一种机制中，政府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只是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研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与经济理论研究有着巨大的借鉴作用：1．对于我国发展公共服务领域提供了有益启迪。单一的“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或“政府”、“市场”二元结构都无法适应当前形势发展，“政府”、“市场”、“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的三元结构作为新的范式呼之欲出。如何通过个人自主行使自由组合社团的权力建立科学的村民自治、社区自治体系，以保证实现所追求的社会目标，成为我国下一步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重要问题。2．对解决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提供了重要借鉴。我国目前公共资源主要由政府集中进行管理这种体制虽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公地悲剧”所带来的影响，但也会由于信息成本和实施成本过高而导致的政策迟滞、政策失误甚至政策缺失和执行困难的问题。而且，政府集中管理也容易产生特殊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和官员腐败。另外，一些地方政府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和政绩，不断加大对公共资源的开发，结果导致资源的过度利用和退化。这些管理制度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科学发展观的推行。借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的公共治理思想，通过社群自治解决公共资源管理问题成为可供考虑的思想。（四）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1.“搭便车问题”的产生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极易导致“搭便车”问题，因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者不能排除其他人来消费此公共产品，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提供了公共产品，其他人就不必花费任何成本而能享用此产品，而“非竞争性”又将保证每个人（无论是供给者，还是免费享用者）消费的品质是一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只要有一户住户安装了公共楼道里的灯，这幢楼的其他住户就可以免费享用灯光带来的照明，并且一个人享用照明并不会影响别人来享用这种照明。由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自己付出了成本却让别人获得了额外收益，而别人并不需要因此而付费，这样的事显然是没人愿意做的，所以“搭便车”产生的结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为零或者达不到最优供给水平。2.“搭便车问题”的理论解决方法从理论上说，当形成林达尔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数量就能达到最优供给水平。而林达尔均衡的前提条件是每个人都能真实地表明自己对某公共产品的边际效用。Croves-Ledyard机制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它是恰好能让每个人说出其真实的边际效用的一种机制。参见TheodoreGroves和JohnLedyard(1977）发表的《公共产品的最优配置：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一种方法》。Falkinger激励机制。Falkinger(1996）提出了一项激励机制来解决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该机制是一个税收补贴计划，对于每个既定的收入阶层，如果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率偏离了该收入阶层的平均水平，那么就给予这个人相应的补偿或者是惩罚。具体来说，如果一个人的公共产品贡献率高于其所在收入阶层平均贡献率b个单位，那么他就会得到补偿ab，由于他增加了边际贡献率而得到a补偿。相反，如果他的贡献率低于其所在收入阶层平均水平b个单位，那么他就必须付出ab的税收作为惩罚，这样他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