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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经济学与诗“哲学真的应该象作诗那样来写”。——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1980,p.24e）经济学应该是诗不久前，在与一位学界友人的“电子邮件”中，我曾说：“经济学，应该是诗。经济学家，应该能用诗的语言，写诗的经济学。我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达到写诗一般经济学的境界。”这是我从2000年9月初来剑桥后才莫名其妙地产生的一个梦想。由于这个梦想，从2000年下半年起，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经济学随笔和论文的写作风格。读者稍加留意，也许就会体知，在这本文集所收的文论中，在六篇“剑桥书简”之前，我的文韵较“欧化”。长句很多，定语从句套定语从句，佶屈聱牙。但六篇“剑桥书简”，尤其是从“剑桥书简之三：均衡与秩序”之后，我力求使自己的著述思想清朗，文句简捷。自然有自然的美。思想有思想的美。语言有语言的美。清晨林中之鸟语，雨后空谷之瀑声，何等之美！经济学的话语（discourse），难道不应该也是如此？经济学是思想。思想是语言。语言是艺术。思想可深可浅。思想或深或浅，必定从语言中表露出来。但思想的深浅，并不取决于语句的长短。著者著书，读者读书，是一种思想交流。这种交流，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知识交易（transaction）。既然著者与读者之间有一种思想的交流，有一种知识的交易，那著者就有责任，有义务，也不得不，给读者以美，以善，以真。真善美，原在天地间，也在思想中。真善美，三者原为一。信者，拜之；思者，仰之；著者，述之。思想着的著者，可用自己的笔、电脑的键、文著的语，将这三位一体，传予读者的思。天地是美的，人世是美的，思想也是美的，语言更应该是美的。经济学是思想，是语言（包括数学语言），自然也应该是美的。美中就有诗。诗中蕴涵美。经济学，应该是美，也应该是诗。2001年2月11日晨于英国剑桥学术研究中的“比慢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林毓生教授，是笔者所喜欢的数位华裔思想家之一。林教授文著中的许多学术洞见，对经济研究的理论思维来说，常常带有博兰尼（MichealPolanyi）所说的那种“支援意识”（subsidiaryawareness）。林毓生教授早年曾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并为曾任教于该委员会的哈耶克和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怀哲（BenjaminI.Schwartz）教授的关门弟子。可能是因为门出于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一“培养知识贵族”的学术机构和哈佛大学这样的精英学府的两位严师，使他有一甚为严谨慎密的治学风格。特别令人折服的是，他多年来一再倡导和自励，做学问要“比慢”。而这种做学问的“比慢”之精神，在目前中国学界大家“竞相比快”因而显得有些浮躁的时尚风气中，显得特别珍贵。做学术研究，尤其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而有时又是极其困难的思维功夫。这往往要求研究者们能真正坐下来，寻寻觅觅地探索、冷冷静静地凝思和反反复复地推敲。这也自然决定了经济理论的思维时常快不得，也快不起来。如果坐不下来，随感而作，即兴而发（像笔者这样），或东拼西凑、南抄北袭地著书立说，往往就难能像老康德那样真正推进人类自身对自然或社会现象的理解，并增加人类的知识存量。当然，经济学研究者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非议。当代西方经济学界中的天才大教授阿罗（K.Arrow）可谓是快手，也是高手。那位被凯恩斯（J.M.Keynes）所誉称的“欧洲最杰出的糊涂（woolly-minded）经济学家”的哈耶克，又岂不是下笔万言，著述卷帙浩繁？目前如日中天、大名鼎鼎的斯蒂格利茨（J.Stiglitz）教授从出道以来发了多少文，出了多少书，谁又能数算得清？就连今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又岂不是经济学研究中的快手与“世手”（高于“国手”）？这些经济学殿堂中的巨擘们，均是天份极高的人。他们的著书立说之快，又与他们的学术洞见之深，是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学者们著书立说之快本身是无可指责的。然而，目前的问题是，如果大家在（经济学）学术研究中竞相“比快”，以致于快得“不得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因此，在中国经济学界你我大家竞相比快的时风之中，反省一下林毓生教授所倡导并以此自励的作学问的“比慢功”，对中国经济学之向深层推进，可能不无有益之处。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第316期亚当·斯密的“棋子”原理最近，从书店中买到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中译本，欣幸不已。久盼此书，并不因为它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真正奠基人亚当·斯密留给世人的两部传世佳作之一，而是笔者早就把此书和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列为自己正在撰写的《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中一章所必读的两部参考书之一。受学界前人误导，笔者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一本纯道德哲学的书。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在他那本规模浩大、分析详尽的《经济分析史》中，尽管有几处提到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但他他基本上是把这本书视作为“有关财富与经济活动的哲学”著作（见该书中译本卷一，页277）。这部耗尽了斯密毕生绝大部分心血的巨著，之所以没有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注意，显然还有其它原因。在西方当代新古典主义主流学派的博大精美的数理经济分析的框架中，是容不下斯密所提出的同情心和道德伦理问题的。除此之外，在西方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内外诸多辉煌耀眼的理论体系中，除了哈耶克、布坎南和阿玛蒂亚·森等少数经济学大师外，似乎很少有人注意研究道德伦理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因此，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被摈弃于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而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似乎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但倒有一件事令人感到意外，这就是尽管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已注意到文化传统、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制序的型构、驻存和变迁中的重要作用，以科斯和诺思为旗手的目前如日中天的经济学的制序分析学派的诸家们，好像还不大注意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然而，读过这本书后方知道，亚当·斯密的这本传世佳作，决不不仅仅是一本伦理学的论著。斯密在其道德哲学的理论分析中，阐发出许多重要的经济社会思想与道理。更令人惊讶的是，在初读这本书时，笔者竟似乎发现了能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原理相媲美的斯密的第二经济学原理。这里我们权且称之为“亚当·斯密的‘棋子’原理”。并且，对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进程来说，斯密的这一“棋子”原理的参考意义，决不亚于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第一原理。下面仅抄录斯密有关“棋子”原理的一大段话，愿与读者共想共思。在《道德情操论》中译本302页，斯密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themanofsystem），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它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容易地摆布诺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第327期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管好自己在笔者为复旦经济学院的学生们讲授《比较经济学：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这门课时，在每次课间，总是有几位学生走到前面来，问这问那。记得在讲完了“哈耶克的自发社会秩序理论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一章后，一位学生问我：“老师，你说在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中，应该更注重下面的自生自发的力量与秩序，那么，你认为政府在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位学生的这一问，当时一下把我给问住了。我回答这位学生说，这个问题我回去好好思考以下，下星期上课时再回答你（我向来不靠拍脑袋回答学生们的问题，除非这些问题恰好落在我所熟知的研究领域之内）。说来也巧，同一周，我教的研究生班的数位同学来“寒舍”坐坐，一位学生亦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先生（不少学生愿意这样称呼我，虽然我自忖年岁还不太老），你比较哈耶克与诺思，我们基本上能理解。但先生认为，在当今中国复杂困难的改革格局中，政府能作什么？”我还未来得及张口，坐在我身旁的胞弟（一位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自营企业家）抢了一句：“哼！政府做什么？管好自己就行了！”胞弟的一句话，对我的在“象牙塔”中漫游惯了的理论思维的脑袋重重的一击，使我沉思良久，也给了我一个宽阔的遐思空间。是啊！政府可做许多事，能做许多事，也正在做许多事，亦有从堆成山的事（如下岗）要政府去做。可是，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面的一个实践者的一句直话──“管好自己（的各级官员）”，可能是在当今中国极其复杂与步履维艰的改革与增长交缠在一起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最需要做、最应该做和最值得做的事。近些年来，社会上对各级政府中的腐败现象议论很多，中央最近也似乎加强了严打力度，且新闻媒体不断有大量报导。在政府机体内部的腐败毒瘤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和坊间书摊上摆着的畅销快书的醒目标题的现今中国，提到“腐败”二字，常常令人错误地联想到《红楼梦》中粗人焦大骂荣、国二府时所提到的两座石狮子。不管坊间世人街谈巷议的传闻有多少夸张成份，也不知身在其中的知情人如何评估国家政治机器内部的腐败程度，但有一条经济学道理却是这样浅直：只有政府管好自己的内部机器，治好各级政府中一些官员的非廉洁行为，方能理好市场的运行。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只能会有一种corrupted市场，一种畸形市场，一种扭曲市场，一种将要被窒息的市场。政府管不好自己，难道不是当今中国诸多头疼的经济难题的根源之一？现在已引起学界警觉的中国资本的外逃，民间投资乏力，以至国家的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等等，等等──这诸多问题，难道都不与政府管不好自己有关？政府如何管好自己？自己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不通国情，更不敢妄下断语。但不知怎的，这时却使我想起了自己青年时候崇拜而现在则却讨厌透了的老黑格尔的“辨证法”：也许政府要管好自己，就要不管或少管市场。用略带点经济学味道的语言来说，政府管好自己、根治腐败的一条思路似乎是把自己的行政控制机制从市场运行的过程中抽离出来。各级政府官员死死看着市场，盯着企业，显然是有物质利益在其中。手在市场中，不拿心痒；大家都拿，我不拿吃亏。几百万官员，上千万只手在市场中，中纪委又能看住几只？当然，要把政府机制从市场中抽离出来，难呵！名曰“中央计划经济”，实为“行政控制经济”。中国计划经济几十年，无非是行政控制机制与经济运行机制整合在一起的几十年。二十年的改革，并未把二者掰开，且近年来似乎又有重新强化二者的咬合之势。现在要把这二者理开，说来实为难事。完全掰开，更是不可能的。就连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典型范型（prototype）的美国，行政机制与市场机制完全分开了吗？谁也说不清楚。然而，现今中国问题是，政治企业家是尽其所能尽力把二者掰开，还是无意识（？）强化二者的咬合？这就是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选择问题。中国的政治企业家选择哪条改革思路，自然要从多维来考虑。然而，但从这一视角来看，只有政府尽己所力把行政控制机制从市场运行的过程中抽离出来，让各级政府官员的手缩回到政府财政库的篮子里，才能管好自己，才能理好市场，才能为发自基层的自生自发力量和秩序的型构与发育创造环境，也才能使国内的资金拥有者（且不管谁拥有）有信心地将资金地投在国内，而不致千方百计地逃流国外。说中国经济改革症结在于政府管不好市场，这只是一句同义反复。中国当今改革与增长的难题，并不在于政府还没有为市场建立一整套规范的博弈规则，亦不在于中国经济内部的自生自发力量可能会在相互博弈中生发出来某种畸形的市场，而在于建立一套廉洁的政府机制。且二十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政府管不好企业，也管不了企业，焉能管好市场？管好自己就不得了了。中国近些年来所新建的座座高楼是那样地美，条条高速公路是那样地直。然而，一条（似乎是）经济学的道理却是这样的浅而不明：政府只有管好自己（的各级官员），把内部腐败毒瘤的发生源切断，市场中交往着的博弈者的（企业和“经济”企业家）才能会有信心地玩游戏，并在玩游戏中自发地型构其博弈规则，也才会有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