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2年,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汤敏博士创办的富平家政学校正式成立,创办者帮助农民工“体面就业”的目标与政府扶贫部门的工作方向相契合,进而建立了“民办公助”的合作模式。富平的“民办”是用企业家的方式和能力来办公益,是社会责任投资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方面的成功实践。而富平的发展性,可以促进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发展模式的转变和社会投资的成长。FupingSchool,foundedbywellknowneconomist,Mr.MaoYushiandDr.TangMin,wasofficiallyestablishedin2002.Thefounders’goalOfhelpingmigrantworkerstoobtaindecentemploymentisinaccordancewiththegovernment'sgoalofpovertyalleviation.Hencea“civilianfounded,governmentaided”cooperationmodelwascreated.Fuping's“civilianfounded”modelmeanstopromotepublicwelfarethroughthemannerandcapacityOfentrepreneurs.Thismodelisasuccessfulpracticeofsociallyresponsibleinvestmentstosolveruralpovertyissues。Fuping'sdevelopmentcan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ChineseNGOs’developmentpatternsandthegrowthofsocialinvestments.关键词:经济学家、家政学校、富平模式、民办公助、体面就业、互助网络Keywords:Economist,homeeconomicsschool,Fupingmodel,“civilianfounded,governmentaided”,Decentemployment,mutualaidnetwork经济学家与富平家政学校谁也不会想到,李娜会与父亲重新亲近起来。二十岁的李娜家在安徽淮北的贫困地区,初中的时候,母亲患病辞世。由于农村里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对李娜和妹妹的态度一直很冷淡。母亲过世后,两个女孩不仅要承受失去母爱的痛苦,而且还要面临着父亲的打骂。随着继母进入这个家庭,孩子们与父亲的摩擦更大了。有一次,因为没有给在地里干活的继母做午饭,李娜与父亲人吵了起来。吵过之后,她哭着跑到村口的那片梨树园里,一个人放声人哭,恨父亲、恨继母、更恨母亲这么早离开他们。偶然的机会,李娜听到富平家政学校在当地招生的消息,她下决心一走了之。那时候她并没有想到,在北京的经历,让她心中的那片。乌云渐渐地散去了。在学校里经过三周的培训后,李娜上岗工作了。在韩国客户家里,她被他们的生活方式慢慢地影响着。客户家太太很注重与她的交流,了解了李娜的过去之后,太太慢慢开导她,教她忘记仇恨和烦恼,同时学会宽容和理解。最让李娜感动的,是太太对自己婆婆的恭顺,她总是毕恭毕敬地低着头,亲自给婆婆端水、拿毛巾,亲自下厨给婆婆做饭。李娜开始感觉到,自己虽然不幸,但是对父亲和继母付出得也不够。她开始给家里寄钱,用自己的收入,帮助家里修房子、置办家当、抚养新添的小弟弟。以前她一直生活在父亲给她的价值观念里——自己是一个没用的女孩。现在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和客户的认可,她开始有了自信,相信女孩子也能做出一番事业来。最近一次回家探亲,刚下火车,路过家里的果园,李娜看到继母一边在地里摘梨,一边还背着孩子很不容易,回到家中就先给她做好了饭。继母回来看到做好的饭菜,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离家时,继母反复叮嘱她说:“出门在外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注意身体,别累着了。”坐在火车上,这句话在李娜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这种亲情正是她七年多来所一直强烈渴望得到的,她感到自己很幸福,心里很踏实。过去心中的那块冰山也终于融化了。李娜在写给家政学校老师的信中说:“现在我觉得这份保姆工作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呀,它不仅解决了我家里的经济困难,而且还让我找到了治疗受伤的心灵药方。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让我体验到生活中阳光的温暖。相信每个人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挫折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阳光天地。”与李娜相比,来自甘肃的张银莲更在乎自己在北京的收入。今年四十四岁她,最放心不下的是正在读高三的儿子。从家乡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为的就是多挣点钱供儿子上学。来北京前她最怕出来后干了活儿不给工资,但是听说富平家政学校保证可以领到工资,又有妇联组织,为了儿子的学业,这个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下决心去闯北京。在北京的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家政学校培训了近一个月以后,张银莲被分配到了位于安贞桥的就业中心。负责就业的老师先给她介绍了一份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男病人的工作,由于刚从农村出来思想很保守,她没有接受这份工作。之后她到了第二个客户家。这家客户住着三层楼房,家里有八口人,最小的是两个月的孩子,最大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偏瘫的老太太。她每天除了照顾老人,还要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一天工作下来累得腰酸背痛。然而工作辛苦不怕,张银莲不能接受的是客户要求苛刻,对她的工作不认可,工资和加班费也经常需要家政学校的督导老师上门为她催要。一次她陪着客户家的老太太外出散步,天突然下起了雨,老太太刚做完心脏手术不能感冒,她顾不得难堪,脱下自己的上衣套在老太太的头上,背着老太太往避雨的地方跑。可是老太太最后连一点感谢的表示都没有,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在那家工作了九个月之后,由于客户回老家张银莲又回到了就业中心。想想这九个月以来自己所经历的辛酸苦辣,她打算回老家继续过平淡生活。但是就业中心的老师劝她为了孩子坚持下来,并且又给她介绍了新的客户。现在张银莲服务的这家客户让她很满意,在这个家里,她不仅能够顺利地获得收入,不用督导老师再去交涉,同时客户没有拿她当外人,让她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外出工作不到一年,张银莲已经往家寄了5000元钱,这让家里的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来北京以前她跟丈夫在家种蔬菜大棚,收入一年一万多元钱,但是买菜种、肥料的钱都是赊的,年底还了债就所剩无几了。现在她的收入是纯收入,日常生活有客户负担,挣的钱都可以寄回家。现在张银莲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考个好一点的人学,好好学习,自己就是再苦再累也值得。为李娜和张银莲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的学校就是富平家政学校,四年来,已经有超过七千名贫困地区的农村妇女在这里获得培训和就业安置,实现了在北京的体面就业。富平家政学校创建于2002年,创办者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和汤敏博士。茅于轼先生素以关注民生问题著称,有媒体称之为关注草根阶层的经济学家。早在1993年,他与热心扶贫事业的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一道,在山西省开展了中国最早期的农村小额信贷试点工作,创办了龙水头扶贫基金会,这个项目发展到今天其规模已经扩大了数十倍,赢得了包括前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内的多方赞誉。2001年茅于轼先生和汤敏博士再度考察山西项目后,深深感到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差距,农村的就业机会匮乏。提高农民收入仅仅靠社区发展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减少农民,促使更多的农民进城谋职就业,把闲散劳动力变成有用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输出一人就可脱贫一户。于是,两位致力扶贫的热心人转而把目光盯在如何推动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进城谋职就业上。与常规的职业技能学校不同的是,富平学校创造性地探索出一种更贴近市场的方式,把培训与就业紧密结合在一起。服务模式首先是门槛低:凡是贫困地区女性闲置劳动力、17至40周岁均可报名参加培训;其次是课时短,实用性强,以家政服务专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突出实操和模拟课程,兼及城市生活、就业心态等,每期培训3周。再次是就业快,培训结业后一周内即由富平家政学校的就业分配部门——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安排就业。富平家政学校的尝试引起理论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富平的做法被称为“富平模式”。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自从总理为农妇讨薪事件以来,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一直以来,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面临的问题很多,其中职业培训、就业安置和权益保护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城市中尽管有很多职业培训学校,但是大多与市场脱节,适合农民就读的专业更少,无法为他们的就业提供有效帮助。而与此同时,城市中的服务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家政服务,从业人员的总量和服务质量都达不到市场要求,有大量的市场空间。而家政服务行业本身,对于习惯操持家务的农村妇女来说,相对容易入门,是比较理想的就业方向。因此,在汤敏博士的倡议下,几位志同道合的创办人决定开办一所专为农村妇女服务的家政学校,通过培训和就业服务,让农民在城市顺利就业,获得稳定的收入,从而帮助贫困的农村家庭脱贫。2002年3月18日,非营利性质的富平家政学校在北京市通州区正式成立了。大经济学家办小保姆学校成了媒体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2002年5月的《财经界》杂志,以《茅于轼、汤敏博士——民间扶贫运动》为题发表了专题文章。文章中写道:“茅于轼、汤敏两位经济学家的行动让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民面对了众多生存和发展难题,而这些问题是其自身无力解决的;同样也让我们看到,一些困扰农民的紧迫问题,解决起来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样难,尽管他们的学校仅具试验的意义。茅于轼、汤敏创办的扶贫基金会试图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才更有效率。”然而后来的经历让经济学家们发现,办好这个被称作扶贫试验的家政学校其实并不容易。首先,最大的难题是招生。刚开学的前几个月,负责招生的老师周游各省,下乡招生,开始每月还能招到三四十个学员,后来干脆招不来人了。原因是农民对外来的人不放心,怕上当受骗。同时,这样招生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高。经过一段时间艰难摸索,几位创办人开始调整思路。他们认识到,要想把农民组织起来,单纯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的肯定和参与。而富平的工作与政府的扶贫工作方向是一致的,完全可以与扶贫部门配合起来,更有效率地帮助农民外出工作。2006年8月,富平家政学校与安徽省扶贫办签定协议,在农民工输出项目上开展合作,由扶贫办组织招募、办理各类证件、安排体检,并将学员安全护送至北京站,富平家政学校负责职业培训、就业安置和权益保护。为了降低农民的入学门槛,富平家政学校精打细算,把每人培训、教材服装和食宿费从820元降到600元。富平与安徽省扶贫办商定,学员招生、体检、路费等费用由安徽省扶贫办全额负担,同时承担学员600元培训及食宿费的50%,即每人300元。而富平学校则以小额贷款形式先期为学员垫支另外的50%,也是每人300元,待学员就业后分三个月还清。学员进富平培训不仅不需花一分钱,而且连被褥也不需带,都由学校负担。招生模式改变以后,招生的数量显著上升了,春节后的高峰期月招生人数超过四百人。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新的问题也产生了。首先,零门槛虽然可以接纳更多低收入的农民,但是自己完全不用付出,也让一些人不珍惜培训和就业机会,流失率明显提高了。其次,大规模的招生也出现了宣传上的偏差和生源质量把关不严的问题。这样,富平再一次调整招生政策,一方面把“零门槛”调整为“低门槛”,收费标准不变,但是学员入学时要先交150元学费,剩下的150元由富平提供无息贷款,上岗后三个月内还清。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招生经验,富平制定出严格的招生流程和审核标准,同时派招生专员协助地方政府宣讲招募,并进行初步的面试筛选。从这以后,招生渠道明显畅通了。2003年以后,富平又逐渐把招生范围扩大到湖南、河南、甘肃等省份和陕西米脂县。2006年,富平计划招生4000人。茅于轼先生称此种合作模式为民办公助。民办者,由民间集资办学,为农民工提供培训和就业服务;公助者,导入政府资源,由政府职能部门协作招生并补贴部分费用,把有限的扶贫资金用到节骨眼上。茅于轼和汤敏主张,这类民办公助型办学扶贫模式有必要也应当大量复制,以促进农民进城,加快农村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