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

1/6论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理论贡献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军事经济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遇到的崭新课题。毛择东围绕着发展军事经济力这一主题，创立了科学的中国军事经济理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确立了军事经济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经济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民主的军事经济政策，体现了人民军队军事经济的新特征；倡导艰苦奋斗、勤俭建军，培育了军事经济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着眼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特殊性，科学分析了军事经济诸矛盾的相关性，准确地把握了军事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体现出军事辩证法的勃勃生机。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理论创新的科学成果，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指南。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中，对中国军事经济和国防经济建设的战略性思考，是毛泽东思想在军事经济和国防经济建设领域的生动体现和展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军事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经济思想。同时，又吸收了中华民族军事经济思想的精华，体现了中华民族智慧、风格和作风。毛泽东首创了科学的中国军事经济理论，在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土地问题、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人民军队内部军事经济、国防与经济建设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军事经济问题，深化了对军事经济规律的认识。毛泽东所揭示的军事经济指导规律和基本原则，毛泽东所培育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对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紧紧依靠人民，确立了军事经济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依靠谁来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实力，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军事经济指导思想，使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对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如何争取“民心”、利用“民力”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见解。《孙子兵法》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着战争的胜负，“令民与上同意”，“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当然，古代军事家没有也不可能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剥削阶级的狭隘私利也不可以使战争目的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契合。况且，历代剥削阶级的征战又难以完全避免“妨民”、“害民”的结果，必然使人民产生离心倾向乃至厌战、反战心理。因而他们利用民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孙中山提出了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但未能实行。他经历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之后，在晚年开始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兵力去奋斗，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事业，必须有全国农民和工人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因此，他强调进行国民革命要依靠国民的力量，倡导武力与国民相结合。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的思想，反映出孙中山对战争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体现了他依靠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当然，孙中山这一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倡导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但在政治上受自身阶级的局限，最终难以真正地依靠工农群众来进行战争。列宁领导的革命战争，主要依靠对象是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对农民的经济利益不重视。在苏俄反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余粮收集法令，把农民除必要的口粮以外的粮食全部强制收归国有，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感情，严重影响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军队同广大农民的关系。2/6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总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观察分析处理问题。他说：“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于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1]他总是教导全党全军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强调军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官兵们懂得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道理。毛泽东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与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革命战争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本质上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必须实行人民战争。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正确处理了军队与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他提出和实行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取之于民”，又要“帮助于民”，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努力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千方百计地减轻人民的负担。为了不增加人民的负担，他要求军队首先必须帮助民众发展生产，然后再向民众征收税款，而且还要多帮助，少征收。他说：“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3]为了使军队自觉地帮助人民生产，毛泽东提出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队”建军思想，并亲自领导了延安的军民大生产运动。这样，就在“取之于民”的同时，也“取之于己”，外加“取之于敌”，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边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获得了民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军队的更广泛的支援。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支前民工达539万人，承担了艰巨复杂的后勤保障和支前工作。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国人民捐钱献物，这些感人的事例在人类军事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后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按教科书的说法，在武装干涉和长期战争的条件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内战争比他们长得多，没有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又取得了胜利，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农民。中国现代军事历史的无数事例说明，毛泽东军事经济思想的力量是军民结合型的整体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深厚根源则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正是如此，国外一些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们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依靠广大农民为主的人民群众赢得战争胜利的经验。一位美国学者说：“正是数以千万的农民积极地卓有成效地支持和参加了革命，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4]2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了中国军事经济新的发展道路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2.1开辟以农村根据地为依托的军事经济发展道路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的军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城市中组织工会，发动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罢工，直至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也是这样，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因此，其军事经济战略主要依靠对象是城市的工人阶级，战略基地在中心城市。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则完全不同于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革命。在敌人长期占领城市，井实行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转到偏僻的农村，建立农村3/6根据地。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解决人民军队的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的确是个大难题。一方面，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客观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另一方面，共产国际有的人对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工作说三道四。1928年，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中国共产党“六大”时说：“在一个农村区域中，聚集了这么多不生产的群众——红军”，“会像一个肥胖的大肚子女人，坐在某一个地方，便在那里大吃大嚼个精光，……到这时候，农民一定起来反对红军。”[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党的“六大”召开不久，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批评“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针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他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6]这篇在斗争中产生的深刻尖锐的文章，从认识论的高度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蕴含着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军事经济的发展战略。毛泽东在科学论述战争与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独创地阐述了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的辩证关系。在中国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二者的紧密结合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将革命战争与土地问题的有机结合，使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胜利的途径，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也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人民军队建立后，红军组织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后，又及时地将“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从而激发了人民群众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在革命战争与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开展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为此，必须注意战时经济建设。战时经济建设必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7]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只有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才能有效地支持长期战争。在人民军队内部的各种经济关系上，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军事、政治、后勤三部门的关系，建立健全了人民军队的各项经济制度，严格军事经济管理。探索出一套人民军队的经济保障方式：打土豪筹款子；就地补给，取之于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军队自力更生搞生产；就地筹措与后方供应相结合，以后方供应为主等。并实行了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使军事财力物力发挥出更大的军事经济效益。在革命战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以广大的农民群众为主要依靠力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农村根据地为战略基地，正确处理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不断增强了军事经济实力。在世界军事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军事家能就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矛盾问题，作出如此科学、而又系统的阐述，并且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伟大的胜利。2.2对中国国防建设道路的探索建国后，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加快国防建设，增强军事经济能力，是一个严峻考验。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刚刚起步的时候，我军曾提出了“学习苏联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8]的任务。后来，苏联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逐渐暴露出的问题，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重要的警示。1956年毛泽东在深入总结建国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后来又作出许多重要指示，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开始了对适合中国特点的国防建设发展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述了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4/6关系问题。毛泽东谈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时，教育全党全军，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对国防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毛泽东提出加强国防建设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目的是加强国防建设而不是削弱国防建设。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思想。1964年又提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所谓两个拳头就是一个农业、一个国防，一个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强调基础工业“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才有力量。这就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