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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漢廷與匈奴關係之財務問題廖伯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古代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為鄰，若勢均力敵，必不能和平共處；及一方壓倒對方，使其臣服，乃有和平可言。此蓋游牧民族之生產不能自給自足，依賴農耕社會供給其不足使焉。1游牧民族以牧養牛羊等畜牲為其食物之主要來源。在古代，畜牲屠宰後不能久藏，故畜牲是將食用而後屠宰。在風調雨順之時，畜牲之數量可快速增加，然若無外銷途徑，增加畜牲並無益處。故古代中國北邊之游牧民族常欲維持與農耕民族之互市，以賣出其多餘之畜產，換取穀類、布帛、工藝品。2唯古代中原皇朝經濟為自給自足體系，不假外求，常以互市為手段，藉以控制與邊疆游牧民族之關1參閱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臺北：正中書局，1973年）。此書之主旨認為北亞游牧民族經濟「缺乏農業生產品和它〔的〕附屬工藝品，在經濟上不得不對中原農業民族依存。……導致成戰爭與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須要有某一種形態的貿易存在，使物資得以交流，尤其是農業物資必須導入於游牧社會，方可使兩者間的和平得以保持；不然以奪取物資為主要目的的戰爭就會爆發」（〈序〉，頁1）。札奇斯欽所謂之「某一種形態的貿易」，包括「賞賜、入貢、贈與、納歲幣、婚嫁、貿易、關市等七大類別」（頁15），是涵蓋所有和平地互通有無之方式。然賞賜、入貢、贈與、納歲幣，其前提是一方臣屬對方，向對方入貢、納歲幣，對方則報之以賞賜、贈與。婚嫁（和親）之嫁奩不可能多至經常補充游牧民族不足之農產品，所需不足仍會掠邊或入寇（頁54）。經常之關市、邊市等貿易當然可通暢兩民族之互通有無，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準。但古代並無國際公法可言，強者即是法律。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之社會文化、風俗習慣差異太大，互相不了解而生鄙視，全無互信可言。中原皇朝之政策及朝士之議論，常以開關市貿易為資敵；且掠邊或入寇為常有之事。故通過貿易使雙方和平相處，在雙方對峙之時幾無可能。唯有一方臣服於對方，雙方始能出現和平。2蕭啟慶〈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曰：「在草原經濟繁榮時代，遊牧民族必須向農耕社會推銷過剩的畜產品，……遊牧社會主要的財富則為動物，動物在荒年會死亡，豐年時則因過剩而普遍貶值。所以，凡在草原牲畜繁衍時，遊牧民必須向農耕社會傾銷。」（頁306）此文收入蕭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廖伯源2係。雙方關係不穩定，互市亦不穩定。3在年景不佳，如大旱、暴寒、瘟疫之時，畜牲可在短期內大量死亡，游牧民族馬上面臨斷炊之厄。4故古代游牧民族有向外劫掠之習慣，蓋困難時不向外劫掠則難以為生。農耕民族之主要產品為粟麥等穀類，耐於久藏，所謂一歲豐年有三年之藏，正好是鄰近游牧民族劫掠之目標。經濟條件不同使此兩民族不能和平共處，亦是國史中原皇朝與北邊游牧民族關係緊張與敵對之根本因素。中原皇朝除非驅逐游牧民族遠離邊界，令其不得入寇，否則必須付與游牧民族糧食物資，以解其困厄。付與之方式或是游牧民族入邊搶劫，或是游牧民族降服稱臣，皇帝給予賞賜。是即謂中原皇朝與游牧民族之關係，無論輸贏，皇朝皆得付與糧食物資。此為理解歷史上中原皇朝與北邊游牧民族關係之前提。本文以漢朝與匈奴關係論之。二漢高祖經平城之役，知漢之國力不足以征服匈奴，乃採劉敬和親之策，欲與匈奴維持和平關係。《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謂劉敬說高祖，其和親之策內容有三：其一，「以適長公主妻之」；其二，「厚奉遺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其三，「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99/2719）。5其後不遣長公主，而代以宗室女或宮女。遣女和蕃，雖為和親表面之主要內容，實則作用不大。蓋匈奴單于並不在乎來和親之漢女，和親之漢女在單于廷似無甚地位，以至史書完全無其人之記載。6而所謂「使辯士風3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亦認為：「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做正常而互惠的貿易，應該是對於雙方都有利益，對於和平也大有補助的。……反對開市者，多半是不瞭解游牧民族生活實況，和他們在經濟上對農業社會的依存，只是基於當時軍事上的觀念，……總以為少開邊市，少資敵，為最上之策。」（頁361）所言甚是。唯匈奴為漢北邊之大敵，雖和親而入邊寇盜不斷，漢人有邊市資敵之想法殆不為過。衡諸今日世界列強尚以經濟制裁、禁運等手段以維持優勢，則古代中原皇朝之防止資敵之言論與措施，可以理解。4蕭啟慶〈北亞遊牧民族南侵各種原因的檢討〉又曰：「在一定面積的牧地上，如遇氣候良好，水豐草美，幾年之內畜群便可增殖一倍以上。如雨量減少，牲畜必因乏草而大量死亡。此外，對於瘟疫、風雪等意外，也缺乏適當的應急辦法，牲畜死亡率往往高達百分之五十至八十。……遊牧民可能在短期間喪失原有的生活資源，必須另闢蹊徑，謀取生活。」（頁304）5本文徵引正史，皆引中華書局點校本。斜線前之數字為卷數，後為頁數。6王昭君之前和親匈奴單于之漢女不見載於史書。呼韓邪單于降漢後，元帝賜與宮人王昭君。昭君雖有漢廷之勢，號寧胡閼氏，然在單于廷之地位仍然有限，僅為若干位閼氏之一。呼韓邪單于死後，王昭君子伊屠智牙師僅為右日遂王，不在單于繼承人之列。呼韓邪單于長子「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漢書•匈奴傳下》，94下/3807）。論漢廷與匈奴關係之財務問題3諭以禮節」，蓋漢人之文化自我中心表現，自以為禮義之邦，欲教化四鄰，使同於中國。實則風俗習慣之形成，有其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之背景。農耕民族之禮節風俗與游牧民族不同，漢辯士風諭禮節，必不為匈奴重視，在短期內亦不可能有影響。和親內容之真正影響漢匈奴關係者，厥為「厚奉遺之」及「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蓋送以大量物資，必然討喜。而歲時所送「漢所餘彼所鮮」者，主要應是糧食、布帛等物，《漢書•匈奴傳上》謂「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94上/3754）是也。7漢之供給在匈奴荒年時可和緩其困難，使其不必南下劫掠。簡單言之，漢廷和親匈奴，蓋以糧食物資賄賂匈奴，以求和平。而漢廷所送之糧食物資不足匈奴所需，匈奴仍間中南下入寇。《漢書•匈奴傳上》曰：「〔文帝時，漢叛人中行說為匈奴謀士。〕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乃稼穡也。』」（94上/3760–61）是漢廷之供給不符所望，匈奴乃遣騎入寇。此所以漢初和親期間，匈奴仍多次入寇。《漢書•匈奴傳贊》曰：「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94下/3830–31）今據《漢書》諸帝紀及〈匈奴傳〉之記載，臚列自惠帝至景帝末，匈奴入寇之事例：一、高后六年（前182），「匈奴寇狄道，攻阿陽」。（3/99）二、高后「七年〔前181〕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3/99）三、文帝三年（前177），「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漢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4/119；94上/3756）四、文帝十一年（前169），「匈奴寇狄道」。（4/123）五、「孝文十四年〔前166〕，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漢以二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五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4/125–26；94上/3761–62）六、文帝後元六年（前158）冬，「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漢加強守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4/130–31；94上/3764–65）7札奇斯欽《北亞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亦認為劉敬所提出和親之數點內容，唯有奉送匈奴物資可以改善雙方關係。其文曰：「〔劉敬〕主張以『漢所餘，彼所鮮』為供給對方物資的方法，換取和平一事，確實是很收效的。」（頁28）又曰：「匈奴人之所以掠邊的原因，是由於自然環境所限，不能耕種，缺乏農業物資所致。所以供給他們的需要，自然可以達到和平共存的目的。」（頁31）廖伯源4七、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5/150）八、景帝後二年（前142），「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5/151）本紀與〈匈奴傳〉所載匈奴入寇事，皆是殺官傷人之情形較為嚴重者，小規模之入盜劫掠多不載，或僅總而言之。如《漢書•匈奴傳上》述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寇後，續曰：「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患之。」（94上/3762）一郡殺略萬人之入寇，史書竟無特別記載，則其時匈奴入寇為常事，所謂「歲入邊」者是也。《漢書•匈奴傳上》又曰：「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94上/3765）蓋時漢廷不欲戰爭，行和親之策，對匈奴之入寇極為容忍，8僅採防守政策，尤其加強京師長安地區之防守。官書記載亦盡量淡化其事。只有漢廷容許匈奴到關下互市，及給予大量糧食物資以救其敝，漢廷才能與匈奴關係融洽。《漢書•匈奴傳上》曰：「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94上/3765）唯長期「饒給」匈奴，非武帝所願，故數年之後，武帝改變政策，於元光二年（前133）六月，主動遣將出擊匈奴（《漢書•武帝紀》，6/162–63），從此開始數十年之漢匈戰爭。三戰爭之費用極大。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春，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擊匈奴。「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111/2934，2938）。是役損失之官馬與私馬凡十一萬餘。居延漢簡第37.35條，謂「用馬五匹直二萬」，9則馬一匹值四千錢，十一萬匹馬共值四億四千萬錢。是役之人員、武器、車輛、裝備、糧8冒頓單于致呂太后書，語涉猥褻，有意污辱。呂后大怒，「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季布以為力不能擊。太后乃使人報書曰：「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漢書•匈奴傳上》，94上/3755）可謂極隱忍之能事。9居延漢簡第37.35條曰：候長觻得廣昌里公乘禮忠年卅小奴二人直三萬用馬五匹直二萬宅一區萬大婢一人二萬牛車二兩直四千田五頃五萬軺車二乘直萬服牛二六千•凡訾直十五萬見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合校）：《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上冊，頁61。此簡文所列田地住宅牛馬奴婢之物價，可以提供漢代居延地區物價之消息。論漢廷與匈奴關係之財務問題5草、賞賜等不算，僅馬匹一項之損失費用就超過四億四千萬錢。故《漢書•食貨志下》曰：「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24下/1165）漢初行黃老之治，與民休息，百姓各安生業，致力發財。至武帝初，凡六十餘年之累積，極為富裕。《史記•平準書》曰：「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30/1420）漢武帝初（建元元年，前140）積聚如此豐富，至元狩四年，花費殆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漢書•食貨志下》，24下/1159）。武帝好大喜功，興作甚多，10然征伐匈奴無疑為最花費錢財物資之舉。且納降胡於內郡，賞賜供養，亦為巨大之支出。《漢書•食貨志下》曰：「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以澹之。」（24下/1161–62）可見與匈奴之戰造成漢廷之財政困難。戰爭費用巨大。東漢征討諸羌之花費，征羌名將段熲上書桓帝，言及用錢之確實數字，可供參考。《後漢書•段熲傳》載護羌校尉段熲上言桓帝曰：「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