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源制约及资源导向的循环经济

论资源制约及资源导向的循环经济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中国经济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资源短缺问题，为此，中国经济的崛起必须选择以资源节约为导向的循环经济发展途径。一、经典经济学流派的资源观（一）古典经济学说的资源观在亚当·斯密时代，自然资源并没有进入经济学家的分析视野。分工是斯密经济理论的逻辑分析起点，亚当·斯密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才能使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斯密讨论的中心议题是克服劳动力的约束，使国民财富有更快的增长。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受制于劳动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生产的人数，换言之，国民财富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劳动力。斯密指出，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他们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的源泉，国民占有这些物品数量的多少，“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亚当·斯密强调，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劳动力是稀缺资源。亚当·斯密没有将自然物质资源当作制约国民财富增长的现实因素，是与亚当·斯密所处的经济时代的现实状况相关的，当时英国的利润率相当高，财富增长远未达到饱和程度。“如果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那么，它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佣的限度，那么，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一国的资本如已达到饱和程度，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资本的利润就小到无可再小，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个程度”。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并不现实的问题，无须在这一基点上分析研究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的核心观点认为，人口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而人类自然资源的数量却是一定的、有限的，人口数量将超过自然资源所能承受的水平，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将为人类所占据和利用。在马尔萨斯看来，无论是资源物理数量的有限还是经济上的稀缺，都是必然存在的，而且是绝对的。马尔萨斯的这一思想，被概括为资源的绝对稀缺论。_李嘉图从自然资源的非均质性出发，否认自然资源利用的绝对极限，从资源相对稀缺的角度分析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用问题。在李嘉图看来，资源的相对稀缺并不构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因为李嘉图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这一状况，即技术可以提高生产力，机器的使用可以提高单位劳动的产出量。李嘉图对空气、水等自然资源是无限的、可无偿利用的、不存在稀缺性问题的看法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有限的认识水平。古典经济学家在论著中涉及到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尽管李嘉图和穆勒都谈及到了矿产资源和自然环境，但他们未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古典经济学家所考察的是自然资源尤其是土地的稀缺及其对收益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二）新古典经济学说的资源观以瓦尔拉斯、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说，都是以资源稀缺为基本的分析前提。在萨缪尔森看来，没有经济资源的稀缺性，就没有经济学这门科学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类所面临着的所有经济问题，在根源上都是因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给出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_在当代经济学界有新生代之称的曼昆，在其所撰写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使资源稀缺性假设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述。曼昆对稀缺性的解释是：“稀缺性是指社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不能生产人们希望拥有的所有物品与劳务。”对于经济学的定义，曼昆的见解更是简洁明了，“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值得注意的是，新古典经济学说的资源观是建立在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的欲望而言的。另外，新古典经济学说中关于资源稀缺性假定所指的对象是经济物品（economicgoods），经济物品相对于自由物品（freegoods）来说，是在成本约束和技术约束条件下界定的，因而，经济物品稀缺与自然资源稀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三）主流经济理论对自然资源作用的忽视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通常把自然资源看着是简单的生产要素，把资源问题演绎成是单纯的生产成本问题。随着资源的不断被开采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利用成本在增加。但经济学家认为，随着技术、知识的进步，成本问题相对于资本、劳动等来说，不足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因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相对地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作为关注的重点以及模型研究中的主要变量，而忽视自然资源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利用状况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例如，有些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缺乏利用自然资源的技术和人才，地区经济难以发展；相反，有些地区虽然自然资源较为贫乏，但却具有技术和人才优势，使地区经济较快发展。由此，经济学家的结论是，自然资源不是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仍然是人才、技术和资本。在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各种“投入品”所具有的特性被无差异地进行了“同一化”处理，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都被视为同类性质的投人。劳动力投入被用于生产工具使用过程，其特性得到强化，而自然资源投入被用作生产资料，其特性却被弱化。由于现代经济学用货币价格使一切要素进行等值量化，这就掩盖了自然界再生资源和非再生资源在稀缺性质上的差异。随着人类物质生活需求的无限制扩张，自然资源的特性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已经逐步显现出来。忽视自然资源特性的作用是以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所固有的缺陷。二、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9.5%的增长速度，而同期全球GDP的增长速度为3.58%。但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严重依赖，使得这种增长越来越接近资源和环境约束的边界。例如，20世纪后20年，我国用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持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一）能源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2004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18.46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产量13.8亿吨，原油1.67亿吨，天然气326.6亿立方米，发电量16540亿千瓦时。2004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为19.7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18.7亿吨，石油2.9亿吨，天然气415亿立方米，水电3280亿千瓦时，核电510亿千瓦时。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的预测，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需求量为25－33亿吨标准煤，在2020年前的高速增长阶段，我国能源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供需矛盾十分尖锐。由于我国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达到60%.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为40%，石油和天然气的供应安全问题突显。我国能源的利用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低十个百分点，单位产品的能耗偏高，有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20%－50%。按目前的能源消耗增长预测，我国的能源资源将难以持续支撑经济增长。以石油为例，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能源报告称，我国剩余可采储量为23.8亿吨，以目前的产能计算，14年后将出现石油枯竭局面。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最新估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外部依赖率将达到75%，而这一指标在1995年仅为7.6%。据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2005年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二）矿产资源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占世界的12%，居第三位。根据对未来矿产资源需求量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可利用的储量能保证消费需求的仅有9种，其余36种矿产则难以保证需求，特别是石油、铁矿石、铜、铝土矿、镍、钾盐等关系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大宗矿产将长期短缺。由于国内需求缺口较大，对国际原材料市场的依存程度高，安全供应形势严峻。例如，2002年铁矿石进口量占当年消费量的50%，锰矿石进口量占当年消费量的46%，钾盐、氧化铝、铜精矿等的进口量均比1998年有大幅度上升。矿产资源的枯竭化态势日益显现，在全国415个大中型矿山中，有50%面临保有储量危机和即将关闭，全国有47个矿业城市探明储量枯竭。我国金属矿山采选回收率平均比国际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矿山资源综合利用率仅为20%，尾矿利用仅为10%。_经济增长中的95%的能源和85%原材料采自于矿物资源，除煤炭及少数小宗矿产资源外，绝大多数资源的人均拥有量，都明显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因而需要大量进口。据预测分析，我国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呈快速提高的趋势而且有些品种会从自给自足改为净进口。2000年的基础数据为准，预测2010年和2020年主要矿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分别为：铁矿石从33%增长到34%和52%；锰从16%增长到31%和38%；铜从48%增长到72%和82%：铅、锌从自给分别增长为45%和52%、53%和69%。（三）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但人均水资源量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L／4。2002年全国用水量为5497亿立方米，其中，农业占68%，工业占21%，城乡生活占11%，全国正常年份缺水量为400亿立方米。根据未来中国人口增长、城市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充分考虑用水效率提高、污水处理回用等措施，预测2010年全国水资源需求量为6400亿立方米，2020年为6800亿立方米，2030年为71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缺水总量约为300亿～400亿立方米，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有1／4的国土面积缺水，有1／10的地区的水资源仅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有2000多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由于缺水，全国粮食年均减产200亿千克，影响工业产值2300多亿元。据统计，我国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平均约为0.45，而先进国家为0.7－0.8，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为30%～-40%，而发达国家则达到75%－80%，全国城市供用水系统的浪费损失率估计在20%以上。我国人均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只有1.41亩，并且耕地后备资源十分紧缺。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用地粗放、浪费，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土地承载压力空前突出。我国东部一些省份在率先开放的同时也付出了昂贵的资源代价。例如，浙江省从1979年到2003年，耕地面积减少了726万亩，相当于2003年全省实有耕地面积的30.4%。森林面积由1995年的639.7万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554万公顷。2003年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231.68亿元，占GDP的2.5%。综合以上几点说明，面对不得不维持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压力，未来20年我国的资源将进入全面紧张的时期，现有的资源条件对支撑持续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同时进入“高成长期”和“高成本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仍处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经济仍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增加，经济发展的总成本进一步推升。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经济增长前景分析”做出的结论，“十一五”期间以及2010－2020年，我国经济仍将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其中“十一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为8%左右。但与此同时，为我国经济高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劳动力低廉等比较优势正在递减，而能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及水资源的持续紧缺，导致经济增长成本急骤上升。高增长与高成本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的现实难题。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与美国的国土面积大体相当，但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5倍多。按照“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设想，到20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2030年全面实现工业化，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要用50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常规的工业化进程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