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

詹姆士·托宾托宾早期的研究为凯恩斯主义的整体经济学说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人物简介1918年3月5日，詹姆士·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香槟。1935年9月，托宾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四年后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的六年期间，托宾受到了约瑟夫·熊彼特、爱德华·张伯伦、华西里·里昂惕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指导。1941年，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以经济专家身份在政府任职，先后在物价管理署、战时生产局工作。珍珠港事件后应征入美国海军服役，先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了90天军训，后任驱逐舰指挥官，随舰到达大西洋和地中海，并参加了进攻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退役时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1946年，托宾离开部队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47年，他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当选研究员的副研究员，他利用副研究员的薪金补习他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了《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流动偏好与货币政策》的文章。1949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1950年以后，托宾就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55年升为经济系教授。同年，原来设在芝加哥大学的柯立芝经济研究委员会迁移到耶鲁大学，并更名为柯立芝基金会。从1955年至1961年和1964年至1965年，托宾担任基金会的主席职务。在托宾担任基金会负责人期间，曾帮助过许多年轻的经济学家。他对其他经济学家发展的无私帮助，赢得了同事们对他的喜爱，正像他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重一样。经济学界对他尊重反映了对他宽厚、谦和的绅士风度的赞许。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得到这样真挚美好的评价。由于托宾在经济学界的影响，1957年，他成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副会长，第二年又担任该学会的会长。1961年至1962年，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顾问，成为总统经济委员会的三个委员之一。1962年8月又回到耶鲁大学任教。196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67年到1980年间被授予锡拉丘兹大学、伊利诺斯大学、达特茅思学院、斯沃恩莫尔学院法学名誉博士及新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名誉博士称号。1968年到1969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0年至1971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2年为全国科学院成员。1972年至1973年到肯尼亚内罗毕大学讲学，并被该校聘为发展研究学院的客座教授。1974年至1977年任五院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出任耶鲁大学经济行为和社会科学秘书。1974年到1978年再度聘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7年任美国东部经济学会会长。1979年至1982年任经济科学部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起，托宾写了一系列关于当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于1966年出版。托宾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在经济计量方法、风险理论、家庭和厂商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经济理论、增长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的实用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成果。他最突出的研究贡献是金融市场理论中的资产选择理论及其与消费和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即传动机制分析。前者是他在1958年发表的《作为对付风险的行为的流动偏好》一文中提出的，后者是在他1952年发表的《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68年的《建立金融模型的陷阱》（与别人合写）和1969年的《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等论文中提出的。这些也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主要论著。七十年代以来，托宾的重要著作和论文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1年），《新经济学的过去十年》（1972年），《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年），《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年），《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1982年）等。资产组合选择的开创者詹姆斯·托宾获得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由是：托宾的贡献涵盖经济研究的多个领域，在诸如经济学方法（econometricmethods）、风险理论（risktheory）等内容迥异的方面均卓有建树，尤其是在对家庭和企业行为（householdandfirmbehaviour）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纯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应用分析方面独辟蹊径。“不要将你的鸡蛋全都放在一只篮子里。”——詹姆斯·托宾人物自传我研究经济学并且使它成为我的事业有两个原因。这个学科在学术上过去是，现在仍是非常动人而且有挑战性的，特别对一个有理论推导和定量分析有兴趣和才能的人是如此。同时它曾提出希望，现在仍然提出希望，增进了解可能改善人类的命运。对于三十年代中长大的我，这两个动力强有力地互相增强。大萧条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痛苦的失败是世界性社会和政治灾难的根源。萧条也意味着既不能解释事件又不能开药方的正统经济理论的危机。危机引出一个经济理论中充分酝酿和革命时期。激动人心的事情波及像我那样刚进大学的学生。1936年我的大学二年级开始时，哈佛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斯宾塞.波拉德提议我们一起阅读一位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写的一本新书，于是我入了迷。我的母亲和父亲铺平了道路。玛格丽．爱裘顿．托宾，今年九十岁，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她在因婚姻和家庭问题中断十六年之后，在1932年的紧急救济中恢复了她的事业，在以后二十五年中，她领导伊利诺州香槟--欧班那家庭服务处。从她的第一手记录中，我了解到人们在失业和贫困中的痛苦。路易．密海尔．托宾(1879--1943)是一位记者，还在我儿童时代的初期，她就是伊利诺大学运动队的宣传部长。在我们的生活中，伊利诺运动队的命运肯定是一件大事。我的父亲也正好是一位知识分子，和我认识的其他任何人一样有学问，有文化，知识广博而有好奇心。他从不强制而很随便，使我的聪明而和蔼的老师。处在其保守的《芝加哥论坛》的根据地，我家常见到外来期刊，如《民族》，《新共和》，以及孟肯的《美洲信使》。在我们的城市里以及在威斯康星的我母亲的亲戚中，我的父母，有时还有我和我的弟弟，被认为有非正统的但是理由充足的政治见解。1932年在大部分是大学教师的子女的高中二年级的一次民意测验中，只有我一个人投了罗斯福一票。1918年我在香槟出生。我从附近的小学和中学到了孽生城市欧班纳的大学附中。这个学校是大学教育学院办的，主要给它的学生以实际教学训练。指导实习教师的主任教师们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教育。每年只有30至40个毕业生，但是他们在全国竞赛中赢得了许多奖学金。两位校友，菲力浦．安德逊和汉弥敦．斯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年宣布我得奖的同时，传来新闻，该校因缺乏经费可能关闭。对于我来说，大学附中的一件好事是，在一所小规模学校中我能在学校篮球代表队得到一席位置，实现了在我儿童时代似乎无法达到的运动壮志。另一件好事是它使我进哈佛前有极好的准备，虽则学校和我都未曾想到，中西部十几岁的人能到千里以外的一个著名的费钱的东部学院去。我高兴地自以为我会进很好的当地大学，而且大概进它的法学院。哈佛是我父气亲的想法。凑巧那时哈佛的校长詹姆士.B.康南特发起全国性全费用奖学金,目的为了分散学生的地理,学问,和社会来源,而且他正在从中西部各州开始。所有这一切我父亲都知道，因为他有在公共图书馆阅读《纽约时报》的习惯。所以我在6月份进行了三天的入学考试，对此我未进行任何特别准备。在8月份得到使我惊讶的好消息，在1935年9月份我第一次离开中西部乘火车到波斯顿。四年后我得哈佛学士学位。我的骄傲的父母参加了毕业典礼，自从他们在1916年在纽约度蜜月以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东部的旅行。1939年大战爆发后，冲掉了旅行年，为此我已经得到一笔履行奖金，以后两年，我在哈佛当研究生。那六年是一段伟大的经历。我的同学们，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终生好友，有着不同的背景，兴趣，和才能。我的老师是从快退休的阿尔弗雷，诺斯.怀特海，到积极的青年讲师们。我参加了关键的战前年头吸引人的哈佛校园的热烈的政治辩论和活动。在经济学方面，当时学术讨论中心的哈佛正在享有一个黄金时代。约瑟．熊彼特，阿尔文．汉生，西摩．哈里斯，爱德华．钱伯伦，爱德华．马逊，高特弗里德．哈伯勒，生纳．斯里希特，和华西里．列昂惕生，保罗．萨缪逊，劳合．梅兹勒，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思，阿伯兰．伯格森，理查．穆思格来夫，理查．古德温，理查．吉尔伯特，劳合．雷诺，约翰．P．米勒和其他人，他们在以后的年代将是这个行业的领袖。1941年春我离开哈佛。我参加爱德华．马逊的研究班时曾写过一篇关于应用统计预测与稳定经济的论文。这时我被介绍到华盛顿的一个新机关工作，它负责限制发展国防生产需要的金属和其他材料的民用，例如用于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除麦尔文.德.卡韶和亚述．R．伯恩斯外，我们都是年青人，忽然担负规定分配额并向做出牺牲的单位进行解释的责任。在美国参战后，我加入海军后备队，并在哥伦比亚大学集体宿舍花九十天学习当一名海军军官。我的朋友，按字母排列，有西乐思．万斯和海曼．沃克。沃克在《凯因兵变》中以稀薄的伪装提到了我，直到最近以前是我的恶名的主要来源。我花费将近四年时间，在驱逐舰基阿尼号上当一名战斗军官，以后当炮兵军官，然后当领航员和指挥官(第二位)。我们的船大多数从事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护航以及其他反潜艇任务，但是我们也参加了攻占北非和法国南部以及意大利战役。我喜欢并且珍视这些经历，正因为它的要求和测验与学术工作如此不同。但是，当护送占领军船只到日本之后，我们把船丢在查尔斯顿海军船坞封存起来的时候，我和船上的同伴们都兴高采烈。有机会引诱我回华盛顿，但是哈佛经济系主任哈罗德.H.布班克及时地来了一封信，指明我的前途是在学术界，于是我回去在1946--1947年完成我的哲学博士学位工作。我永远感谢布班克教授，主要为了一个原因，在这个故事的下文将说清楚。我写了一片博士论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这是我的一项长期兴趣。在1947年我当选研究员会的副研究员，这项任命给我三年的自由，可以学习、研究和写作。像我所上的高中一样，研究员会出了若干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今年就有四位。哈佛的经济学黄金时代延伸到战后这些年代，这是几批有才能和成熟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汇合在一起。我利用我的副研究员薪金补习我在战时失去接触的经济学，特别是经济计量学，参加写作一本社会学---经济学书，《美国商业信条》，并且写一些宏观经济学，统计需求分析，和配给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些工作是1949--1950年在英国理查．斯通的剑桥应用经济学系做的，在剑桥我特别因与亨德里．郝塞克的有效合作以及和他及已故密海尔．法来尔的生动讨论得益匪浅。1950年以来我一直在耶鲁。它是一个极好的研究，教学，和生活的地点。经济学系的规模和地位都在增长，1955年考尔斯基金会(以前称为委员会)，由于它的卓越领袖佳林．库普曼和雅格．马夏克的来到，得到很有力的帮助。在他们的指导下，在芝加哥时的考尔斯委员会是历史上最有成果的研究中心之一,创始了现代的经济计量学和活动分析。曾在该会工作过的人包括肯尼思.阿罗，赫伯特．喜梦，和劳伦斯．克莱因。从1955至1961年和从1964年至1965年，我是在耶鲁的基金会的主任。那时我个人的研究目标是为凯恩斯经济学提供更严格的基础，并且加强和发展宏观经济和货币理论的逻辑。我的诺贝尔讲演在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总结性记述。主要由于我的兴趣，基金会在它以前的研究路线中增加了货币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考尔斯基金会的后勤支持，研究帮助，和学院背景是极其可贵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我的同事和学生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得益最多的是已故的亚述．奥昆和威廉．布兰纳德。我与他们一起教学，一起协作；我与他们争论，而他们通常是对的。在我的讲演有关的题目上我曾与之密切而有效工作的其他人包括大卫．巴克斯，马丁．奈尔．贝来，威伦．毕特，约翰．西梭罗，华尔特．道尔德，哈罗德．古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