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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理论而言,共同遵守的研究范式是这门学科走向成熟的保证,同时,也是学科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范式是科学研究的纲领，有了范式,才能产生同一学术领域中的研究同行,才能够在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展开研讨，所有这一切都是学术进步的基本保证。财务理论研究范式“范式概念”(Paradigm)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它保证了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某些问题具有特定的解，赋予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研究以研究价值。因此，它具有收敛型思维的特点。范式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如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于古代科学，托勒密天文学之于中世纪科学，伽利略的动力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初级阶段，微粒光学之于近代科学的发达时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于当代科学。因此，范式实质上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为大部分共同体成员所广泛承认的问题、方向、方法、手段、过程、标准等等。库恩认为,只有在范式的规范约束与指引下,同一个领域中的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方能有所依附,彼此争议，研讨方能高效地进行。遵守科学的范式,意味着每一学者必须认可并尊重前面学者所做出的学术成就,并在前面学者们研究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地继承往往比科学地创新更加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因为没有完整的准确的继承,创新只能是对学术的破坏。研究范式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它是根据经验事实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各种文明文化不断碰撞融合，人们的多元观念不断加强，能被普遍接受的原则、标准等不断减少的。我们或许因此进入的是无范式的时代。反传统、反规则特定时期是被鼓励的，因为它可能体现出某种创新。当今正处在由一个范式向另一个范式转变的时期：“范式革命”。从历史上来看，“范式革命”一般也是在过渡期才被推崇。一旦范式稳固下来，人们往往就趋于保守、不宽容。研究范式的特点：（1）范式具有一定公认性；（2）范式是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等构成的一个整体，它的存在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3）范式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可以看出，范式归根到底是一种理论体系，范式的突破必然导致科学革命。对我国财务理论研究而言，科学的财务理论研究范式的确立依赖于两个问题的解决1）如何对待西方现代财务理论?2）我们有否可能创造出独具我国特色的财务理论?在对待西方现代财务理论、财务学说、财务模型等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认识，即西方学界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是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经济环境背景甚至文化特色，与我国差距甚大。因此，西方现代财务理论不适合于我国国情。这种认识或多或少阻碍了我国理论界的借鉴与学习能力，在中国特色理论范式有待建立的时候，理论研究建树很少。大家知道，现代财务理论、模型大多是在一些极为严格的假设前提下推导、证明出来的，旨在对各种财务现象及其相互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抽象地分析,并以此达到解释现实、预测现实的学术研究目标。但必须说明，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现实与直接地将纯粹的学说和模型运用于理财实践并非完全是一回事。理财人员在运用财务理论作为其理财活动指南的时候,理论、经验甚至对客观情形的敏锐感觉的综合作用才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理论应用与客观情形之间进行行为调整的能力是一个高水平管理人员必备的素质，完全地、死板地依赖于财务理论来优化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是不可能的。传统财务理论的研究范式是承袭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范式”。该范式是从亚当.斯密的一个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继承而来。理性财务范式的基本范式构件包括：（1）把理性的个体作为财务研究与分析的基本单位和根本出发点。（2）理性个体的财务选择和财务行为动机是实现收益最大化。（3）制度因素、文化因素是既定的，是解释财务行为的外生变量，对所有企业的影响均质。（4）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是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对整个企业财务状态的基本判断是冲突的。这些基本的范式构件使理性选择范式具有鲜明特点和解释优势。表现在：理性范式在确立财务基本假设时采用了“剃头式”的做法，把“多余”的问题全部去除，使假设简单明了，从而保证了整个范式解释的清晰和系统，避免了通常因为过大的理论雄心而希望面面俱到所导致的理论的内在矛盾。同时，由于理性范式在基本假设上突出了个体利益，认同、维护西方价值观，因此长期占据西方财务理论研究的主流地位。理性选择范式在财务理论体系上的缺陷：第一，认同既有制度，制度未纳入财务行为的解释框架，对制度与财务行为间的内在联系缺乏深入分析，使理论构建趋于保守，导致复杂的形式推理与经济计量技术占据主要位置，人、制度、文化等社会基本要素游离于财务理论之外；第二，过分关注财务操作性技术方法，导致对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轻视，并使人类的基本价值准则遭到漠视；第三，以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财务经济性效率和经济性规则过分关注以及对财务社会属性的轻视；强调“利己主义”和“机会主义”，经济伦理学将这种“自利性假设”称为经济学的“无伦理”现象，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对经济关系的关注。“人性”理论在社会学、伦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中已有很大发展，但在财务领域，还看不到有关公共性利益、社会规则和社会责任的关联研究；第四，理性选择范式具有把西方文化和理财价值观推向普遍主义的倾向，忽视甚至无视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存在，因而在分析非西方背景下的财务选择行为时难以深入。近年来，我国财务理论研究范式“西化”倾向明显，有人认为这是缺乏体现我国制度和文化特色的财务研究范式和方法论根源。从实践看，理性选择范式引导出了财务价值导向偏颇和财务制度设计失效现象，财务活动偏离“情、理、法”。主要表现为：过分追求利润，导致对财务行为社会后果的轻视，生态破坏和环境损失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在缺乏主流价值观的文化背景下过分追逐财务收益性或盈利性，导致大量“败德行为”发生，诚信危机、信任危机、信用危机。说明单纯强调“工具理性”的负面效应，也说明“以德理财”、“以义理财”和“以信理财”等“非理性化”财务理念的现实意义。可以说，我国财务理论缺失是强调“工具理性”逻辑并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因此，必须导致对西方理性选择范式的彻底反思。财务研究所遵循的理性选择范式，实际上早就受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批判：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就指出，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的“经济人”假说，讨论的是人性的最低级的本能，是一种纯粹的“野兽哲学”，认为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虚假的人”。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更为猛烈，认为它是超越一切社会环境和历史时间概念的、非伦理、抽象化的人性观，是导致“金钱社会”的根源。制度经济学认为，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个体，而是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必须在群体环境中了解、研究个体，并强调在制度和文化等社会环境中来考察人的行为。对理性选择范式的批判引起了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人、制度和文化的高度重视，这种倾向被统称为“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有四个突出特点：（1）倾向于在相对广义上理解制度与个人行为间的关系；（2）强调与制度的运行和发展相联系的权力的非对称性；（3）强调“路径依赖性”的制度发展观；（4）特别关心将制度分析和观念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作为新制度主义的一个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实际上是理性选择范式向制度方面调整的结果，它继承了理性选择范式中关于个人行为的基本假设，同时又考虑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当前，财务研究范式在界定制度上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试图把文化也涵盖进制度的框架中，这一范式打破了制度与文化在概念上的隔离，使文化更加具体化，更容易在分析中加以把握，同时也强化了该范式在宏观层次上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