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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与效用极大化的方向——20世纪30年代一个内地村庄的生活方式及其经济学意义曹正汉经济史2006．2摘要：人类效用极大化的方向至少有两个：一个方向是欲望满足的最大化，对应于西方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目标；另一个方向是身心痛苦的最小化，对应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生活态度与人生目标。在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云南禄村，小地主们过着一种整天闲混的生活，他们依靠雇工种田，自己尽可能不工作。这是一条追求身心痛苦最小化的人生道路，与资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因此，解释人类行为及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理论，需要与当事人的生活态度及文化传统相契合，故具有本土特征。关键词：效用极大化／中国文化／偏好经济学模型有一个基本前提，假设行为者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然而，有一个事实尚未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那就是每一个自成一体的文化体系都蕴涵着特定的价值取向，不同文化体系所蕴涵的价值取向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以至于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人们所追求的人生目标相差甚远。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是相似的；而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人们的效用极大化方向却不一样，甚至有可能正好相反。因此，经济学家运用效用极大化模型解释人类行为时，必须说明相应的文化背景，以解释行为者的偏好及效用极大化方向。否则，效用极大化模型可能只是一套形式化的逻辑框架，不能对人类行为作出具有实质内容的解释。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费孝通早年研究的一个村庄案例来说明与论证上述观点。这个村庄是云南省“禄村”，1938年至1940年费孝通曾在那里做田野调查。禄村是一个内地村庄，远离昆明，且交通不便，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浅。在费孝通到该村庄做调查之时，村民们仍然按照传统的生活方式来安排生活。因此，通过认识禄村人如何从事经济活动，如何安排他们的生活，将有助于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效用极大化方向①。一、费孝通笔下的禄村小地主：闲混与消遣禄村是云南省禄丰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禄村”是费孝通取的笔名。当时，禄村是一个土地分散占有的农业村庄，村庄的土地除公有地(如族田)之外，由为数众多的小地主们拥有。村庄内最大的地主不过有田五十余亩，小地主仅有田十余亩。费孝通最关注的是，这些小地主经营农田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态度。小地主们基本上采用“雇工自营”的方式耕作农田，田里的农活由雇佣的长工和短工干，地主自己尽可能不干农活。无论农闲农忙，这些小地主都是穿戴整齐，要么蹲在街边谈长说短晒太阳，要么到城里的庙会上、茶馆里消磨时光，偶尔也会拿一根烟管坐在田埂上看着雇工们干活。地主不干农活的原因，不是为了另找更有利可图的事情做，而是纯粹的闲混与消遣。费孝通是这样描述小地主的悠闲生活的：“以我们第一次在禄村调查时寄宿的那家房东来说罢。他家里不过有田36工田，折合起来不到14亩。他年纪刚满40，正是农作年龄中的人物。可是他穿得整整齐齐，而且时常披着长袍。晚上9时上床，明晨9时起床。逢街子，上街子；逢礼拜，做礼拜。一个多月，我没见过他到田里去照料过几次。这并不是因为他田里没有事，所以不必下田。他下沟的闲田(在秋季不种豆的田)，正该犁了，可是他自己不去，雇了邻村的一个川人替他代劳。可巧那位雇工发生了事故，不能继续工作，他连找人也懒得去，没有犁的田，泡了水，过了年再说。到明年挖田时，就得多费一倍以上的劳力。说他是例外罢，也许不错，因为他和其他稍有农田的人一比，已经可算是有数的勤俭人物了。烟已戒绝，不常赌博，而且还是基督教勉励会的会员，常去做礼拜。不如他的人多呢……以禄村的青年来说，有一位年纪只有25岁，家里2有田50工(约20亩)，人很勤俭，据说很能管理家务。当我们在乡的一个多月，他没有五六天空闲，可是他并不是忙着耕田，而是忙着在庙里替人家尽义务，‘吹洞经’和‘讲圣谕’。这种工作已经继续了好几个月，因为那次祈免炸劫的大醮，在9月里已经开始。他在农闲时如此，在农忙时也如此。还有一位常喜到我们房里来谈时事的青年，年纪30岁，家里有40工田(约15亩)，本来在邻县里替他叔叔管理屠宰税。这两年赋闲在家。有一次他带我去看水坝，一路向我发表意见，说是农民太没有知识，不知道改良，我们青年一定得下田工作，农村才有希望。可是我从没有在田里见过他，每次进城茶馆里却常有他的份。1939年掼谷子时，他父亲因为雇工不易，要他下田，他不干，依旧每天在城里混……保长的哥哥很坦白的和我们说：‘我们这里有面子的人，不下田的。吓，看我这个样子，在田里打什么杂。怪吸，从小就没有挑重，这时候，硬去做，弄得筋骨酸疼，莫丢人了。什么人，做什么事。我们下田，不成，不成。人家看了，吓，不害羞死了?’”[1](pp.255-257)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正好相反。按照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精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努力方向，它的至善境界就是尽可能地多积累财富。韦伯借用富兰克林的话形象地描述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告诫商人：“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他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的全部耗费，他还扔掉了另外五个先令……”[2](p．33)韦伯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来源于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信仰与伦理观念。新教徒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上帝在尘世的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因此，积累财富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而变成了新教徒在此世的人生目标。当然，新教伦理不是富兰克林所说的“时间即金钱”，但它确实是把虚度光阴当成不可饶恕的罪孽。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健康之必需的睡眠，皆在道德谴责之列[2](p.123)。总之，资本主义精神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多积累财富，而禄村的小地主则是尽可能地多闲暇。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努力方向，结果当然也不一样。然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他们都是在追求各自的效用极大化。二、效用极大化模型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们把时间都消磨在街头巷尾的闲谈中，烟榻上，茶馆里，寺庙内?是他们家境优裕而无须积累财富吗?不是。据费孝通调查，这些小地主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田里出产的粮食，说不上很富有。家境较好的小地主，只能算是小康生活，家境较差的，仅能维持温饱。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边雇人种地，一边游手好闲地享受闲暇时光。笔者先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解释这些小地主的行为，看看一般意义上的效用极大化模型能够解释到何种程度。用经济学的话来说，一个人决定工作多长时间，享受多少闲暇时光，是在给定偏好和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问题，可以用效用极大化模型来描述选择结果。在禄村案例中，小地主的效用来源于物质消费和时光消遣这两个部分。消费取决于收入，故笔者直接用他的收入(M)代表他的物质消费。时光的消遣也称之为闲暇，记为RO笔者再记小地主的效用函数为U(R，M)。对于任何一个小地主来说，闲暇的时间R有一个上限，记为RO，以一年来说，他自己能消遣的时间最多只有365天。小地主的收入则有一个下限，记为MO，表示他自己完全不劳动时，能够从土地上获得的净收入(相当于土地租金)。假设这笔土地租金恰好能够满足小地主一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RO，UO)是他的初始禀赋，这一消费组合表示他的所有时间全部用来消遣，完全不干活，因而他的物质消费水平恰好是靠土地租金所能达到的基本生活水准。初始禀赋是他可以选择的消费组合。当然，他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消费组合，如减少闲暇3消费，将减少的闲暇时间用于下田干活或其他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闲暇与收入的转换比率，可以用雇工市场上的工资(w)来衡量。笔者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正好是初始禀赋点?假设小地主选择的最优消费组合为(R*，M*)，满足约束条件：wR*+M*=wRO＋MO。其中，w表示市场工资，即闲暇的市场价格。需要回答的问题可归结为：在什么条件下，(R*，M*)恰好落在初始禀赋点上?在什么条件下，(R*，M*)将远离初始禀赋点?经济学的结论很简洁：如果小地主认为，在初始禀赋点(RO，MO)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初始禀赋点就是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放弃任何一点闲暇以赚取市场工资水准的报酬，都是不值得的。这恰好是禄村小地主的实际选择。反之，如果在初始禀赋点(RO，MO)上，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小于市场工资，他的效用极大化的最优选择点就离开了初始禀赋点。相对于市场工资而言，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越小，最优选择点离开初始禀赋点就越远。这意味着他将用劳动替代一部分闲暇，以换取更多的收入，直至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市场工资为止。这种情况代表了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的选择。笔者用下图来分别说明上述经济学的两个结论：4这就引出下列问题：在初始禀赋点上，为什么禄村的小地主在闲暇与收入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大于市场工资?而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农场主，其闲暇与收入的边际替代率却小于市场工资?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因素是市场工资，另一个因素是行为者的偏好。如果用市场工资来解释上述问题，其逻辑是：在禄村的小地主看来，市场工资已经足够低，低到他宁愿雇人干活，自己整天闲混；而在资本主义农场主看来，市场工资却已足够高，高到他愿意自己工作，尽量少雇人。据费孝通的调查，禄村雇工的市场工资确实很低，这种低工资是禄村小地主维持悠闲生活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禄村小地主过一种整天闲混的生活。导致他们这么做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水稻种植所涉及的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田间劳动，如犁田、插秧、收割，这些工作是重活累活，且有农时的要求，需要雇人来干，在技术上也可以由雇工来完成。第二种类型是创新活动，如培育与挑选良种、改进耕作方法、改良土壤等，这些工作很难由雇工来完成，且这些工作在体力上不重也不累，又可以在农闲时节进行，故无须雇工。市场工资低只能解释禄村小地主不从事田间劳动，不能解释小地主们为什么整天闲混，因为闲混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从事农作上的创新活动。第二个理由，即使禄村小地主无意在农作上从事创新活动，他们还可以到村庄之外寻找赚钱的机会，但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所以，市场工资低不是导致禄村小地主整天闲混的惟一因素，甚至也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笔者在上述模型中引入具有一般意义的Cobb—Douglass效用函数。即假设禄村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偏好都可以用Cobb—Douglass函数来描述，而且他们对闲暇(R)和物质消费(即货币收入M)的偏好程度各有侧重。故用U1＝RaM1-a表示禄村小地主的偏好，用U2=R1-aMa表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偏好。其中，0．5a1，01-a0．5，即相对而言，禄村小地主更偏好于闲暇，而资本主义农场主则相反。为直观起见，特别地取a=0．75。在初始禀赋点(RO，MO)上，计算这两类人的闲暇对收入的边际替代率(MRS)。禄村小地主：MRS1=3MO／RO；资本主义农场主：MRS2=MO/3RO。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我们不难看出，即使禄村小地主和资本主义农场主面对相同的市场工资，只要市场工资落在如下范围之内：MO/3ROW≤3MO／RO，他们的行为选择就完全不同。其中，禄村小地主的最优选择是初始禀赋点，表现为整天闲混；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最优选择则离开了初始禀赋点，表5现为自己多工作，少闲暇。因此，依据上述效用极大化模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W≤3MO/RO的条件下，禄村小地主选择整天闲混的生活，其原因是他们对闲暇有强烈的偏好。这就把问题推演到一个新问题上：如何解释禄村小地主的偏好?为什么禄村小地主的偏好与资本主义精神有如此大的差别?这是效用极大化模型所不能回答的问题，效用极大化模型只能以给定的偏好(或效用函数)为前提条件，然后进行逻辑推演。由于人的偏好不仅与生理因素有关，它还是文化熏陶和塑造的结果，故我们需要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对行为者的偏好作出恰当的把握与分析，才能建立具有解释能力的效用极大化模型。三、禄村小地主的生活态度：“宁愿少得，不愿多劳”我们现在来看费孝通先生如何从偏好的角度解释禄村小地主的行为。费孝通直接从这些小地主的生活态度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