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

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的能力追赶：一个共演模型*——以吉利集团为例江诗松龚丽敏魏江摘要：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智慧。作为后发企业，中国企业在短短三十年里即实现了技术和市场能力的有效追赶。然而，中国企业是在一个极其复杂且相互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取得如此追赶成就的。那么，中国后发企业是如何在如此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本文采用共演模型，通过一家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展现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和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过程。该共演框架一方面解释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复杂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揭示了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和市场能力的追赶。更重要的是，共演框架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从而对制度理论、资源和动态能力观以及后发企业追赶文献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关键词：转型经济后发企业能力追赶共演吉利集团TowardaCo-evolutionModel:CompetenceCatchingUpinTransitionEconomy’sLatecomerFirms---TheCaseofGeelyJiangShisong,GongLiminandWeiJiangAbstract:ThestrategicmanagementpracticesadoptedinChinesefirmsarechallengingtheconventionalwisdom.Chinesefirms,aslatecomerfirms,havecaughtupincomparativelyshortthreedecades,intermsoftechnologyandmarketcompetence.However,Chinesefirmshavebeenoperatinginatransitioneconomycharacterizedbyhighlycomplicatedandconflictinginstitutionalenvironment.Then,howdoChineselatecomerfirmscatchupinsuchacomplicatedandconflictinginstitutionalenvironment?Wedevelopaco-evolutionmodel,usingaChineseprivateautomotivecarmaker(Geely)asthecase.Theco-evolutionmodelshowshowalatecomerfirm’competencecatchingupco-evolveswithinstitutionalenvironmentinatransitioneconomy.Specifically,theco-evolutionframeworkexplainshowthelatecomerfirmmanagedthecomplicatedandconflictinginstitutionalenvironmentinvariousways,andillustrateshowtechnologyandmarketcatchingupoccurred.Moreimportantly,theco-evolutionframeworksucceedsincombiningthetwoaspects,thushassignificanttheoreticalimplicationsforinstitutionaltheory,resource-basedviewandcatchingupliterature.Keywords:TransitionEconomy;LatecomerFirms;CompetenceCatchingup;Co-evolution;Geely一、引言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的实践正在挑战传统智慧。作为后发企业，中国企业在短短三十年里即实现了技术和市场能力的有效追赶。以技术而言，从2004至2007年，中国企业被USPTO（美国专利商标局）授权的专利年均增长27%，而同期全球授权专利几乎零增长。如果这一趋势持续的话，到2020年，USPTO授权中国企业专利的数量将超过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总和(BusinessWeek,2009)。以市场而言，2009年，中国企业出口超过德国，从1999年的3%增加到10%，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Economist,2010)。*本文得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研究》（项目编号：07&ZD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知识网络双重嵌入、知识整合与制造型集群企业能力轨迹跃迁研究》（项目编号：71072112）的支持。作者感谢《管理世界》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评审。当然文责自负。然而，中国企业是在一个极其复杂且相互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取得如此追赶成就的。一方面，中国企业家和管理者面临高度约束的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其战略选择(Child,1997)空间有限。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控制了大量的稀缺资源，通过无数的审批机制干预企业的决策和运营(Tian,Hafsi,&Wu,2007)，且规制政策高度不确定(Peng&Zhou,2005)。转型经济的这些制度特征一般被视为企业竞争能力发展的障碍因素(Nee,Sonja,&Sonia,2007;Peng,2003)。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降一直在发生大规模的制度变革(Hafsi&Tian2005)，这似乎对中国后发企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提供了多种潜在机会。那么，中国后发企业到底是如何在如此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现有理论很难解释这一问题。制度理论(DiMaggio&Powell,1983;Meyer&Rowan,1977;Scott,1995)被视为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战略研究的最重要理论(Hoskisson,Eden,Lau,&Wright,2000;Lu,Tsang,&Peng,2008)。尽管制度理论的新近发展承认制度变革和组织代理的角色，但是对制度变革过程中组织活动的真正角色还缺少详细的考察(Lamberg&Pajunen2010)。另一重要视角资源观建立了组织能力和竞争优势的联系(Barney,1991)，却对组织能力如何形成和发展理解甚少(Helfat,2000;Helfat&Peteraf,2003;Levinthal&Myatt,1994)。其演化经济学版本动态能力观虽然提供了组织能力发展的逻辑(Teece,Pisano,&Shuen,1997)，但在概念基础和经验研究上都招致诸多批评(Barreto,2010;Wang&Ahmed,2007)。较之前面两种理论，更具体的后发企业技术学习和追赶的文献(如Hobday,1995;Hobday,2005;Kim,1980;Mathews,2002;Mathews&Cho,1999)有助于我们理解后发企业是如何通过技术学习进行追赶的，但仍然存在两个局限。首先，这些文献的研究情境是新工业化国家（NewlyIndustrializedCountries,NICs），其制度情境不同于转型经济。其次，这些文献缺乏理论基础(Hobday,2005)，且很少和战略管理文献建立对话(Mathews,2002)，因而限制了其理论意义。为了回答中国后发企业是如何在如此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问题，更好的方法是整合这些理论视角。这正好是共演模型的优势所在。正如Lewin和Volberda(1999)指出的：“共演模型具有在一个统一框架下整合微观和宏观演化的潜力，包含多个分析层次和情境效应，并带来新的洞察力、新的理论、新的经验方法以及新的理解”。进一步，除了少数例外，关注共演的学者聚焦于发达经济而非新兴或转型经济的组织动态性(DielemanandSachs2008;RodriguesandChild2003)。考虑到转型经济为共演模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情境(Suhomlinova,2006)，发展转型经济的共演模型是关注该情境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学者贡献全球管理知识的巨大机会(Tsui2004)。本文采用共演模型，通过一个中国民营汽车企业的案例研究，展现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和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过程。该共演框架一方面解释了转型经济背景下后发企业如何通过各种方式管理复杂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揭示了后发企业如何实现技术和市场能力追赶。更重要的是，共演框架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对制度理论、资源观以及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理论有显著的理论意义。二、理论背景（一）制度理论制度理论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制度理论强调制度变革的外生性及其对组织的决定性效应。该阵营认为制度变革“仅仅是一个‘自然’过程，而非一个有待解释的社会构念”(Castel&Friedberg,2010)。并且，制度对组织的效应是自上而下和决定性的。组织如果希望生存下去，则必须通过遵从制度环境的规定而获得合法性。制度理论的开创者Meyer和Rowan于1977年提出了这些理论逻辑。他们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表明，当正式结构反映了理性制度规则，进而发展为某种“理性神话”时，组织必须采纳这些“理性神话”，以获取合法性、资源、稳定性，并提高生存机会，即使这样会与技术生产和交易的需求相冲突。如果说Meyer和Rowan(1977)隐含了“同构”（isomorphism）概念，DiMaggio和Powell(1983)则明确提出了这一重要概念。他们提出了制度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使组织变得如此相似？”进而指出，同构结果来源于三个过程：强制过程、模仿过程和规范过程。早期制度理论由于无法解释制度变革并且忽视组织的利益追求而备受批评。和早期相反，后期制度理论强调制度变革的内生性以及组织在制度变革过程中的代理（agency）角色(Dacin,Goodstein,&Scott,2002)。制度变革的内生来源包括宏观体系和微观活动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制度要素或竞争框架之间的不一致(Scott,2008)。承认制度的多样性、复杂性、冲突性和模糊性为分析个体和组织代理（agency）的选择和应用创造了空间(Scott,2008)。组织代理意味着，组织受利益驱动并将在制度变革过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正在发生的大规模制度变革，后期制度理论似乎更加合适。尽管制度理论已经成为组织理论的主导理论之一，其最新发展也为解释制度和组织的关系提供了更多空间，但仍有两方面不太明确。首先，为了加强理论自洽性，早期和后期阶段的制度理论有必要进行更深层的比较和调解，也即“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理解代理和制度完整之间的张力”(Castel&Friedberg,2010)。其次，很多学者呼吁制度理论和其他视角的整合价值(Scottetal.,2008)，尽管Oliver(1997)在整合早期制度理论和资源观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后期阶段的制度理论还没有整合资源观。这是在一个大规模制度变革背景下解释组织发展能力的关键。（二）后发企业的技术学习和追赶Hobday(1995)将后发企业(LatecomerFirms,LCFs)界定为面临两种竞争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第一种竞争劣势与技术有关（技术劣势）。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与主流国家的技术和研发来源相隔离，与世界科学和创新中心相隔离，在工程、技术技能和研发上落后，并且其周围的产业和技术基础设施远未发展。第二种劣势与领先市场及挑剔用户有关：后发企业与主流国际市场相隔离。Hobday(1995)进一步指出，后发企业不仅和技术领导者企业不同，还有别于技术追随者企业。技术追随者企业和领导者企业一样，直接与先进市场联结。事实上，在某些场合下，追随者还具有高于领导者的竞争优势。和Hobday(1995)的界定相一致，Mathews及其同事再次强调了后发企业不是后入企业（LateEntrant），同时也不是新创企业（Start-up）(Mathews&Cho,1999;Mathews2002)。由于早期的后发企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