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理论在上海的实践-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

集群理论在上海的实践-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一）上海开发区面临的新挑战及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的必要性上海的产业区除了本身存在前面提到过的种种问题，还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从上海的角度讲，上海工业用地有进一步扩大的势头，工业园区的非集群式发展是导致其集中度和产出率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怎样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工业用地集中度，关系到上海下一步的产业布局规划，还关系到国土资源利用这一重大问题。从与周边地区竞争的角度讲，上海开发区竞争力不如周边地区，往往将原因归结为商务成本偏高。但事实上，投资者越来越重视的是开发区的软环境。在一份对国内十大开发区投资环境的调研报告中，出现了一组很有意思的数字：上海的浦东开发区无论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在大连、昆山和北京之后，但上海却是投资者最看好的投资地点，比重高达42%，远远超出北京的7.2%、大连与昆山的4.5%。由此可见，上海的区域优势并没有在开发区内完全体现并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怎样克服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的不利竞争条件，强化上海的人才、资金、市场、服务等优势，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摆在上海各个开发区面前的迫切问题。从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讲，入世后，上海企业面临的竞争也随之加大。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由于自主创新不足，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比重较小，再加上品牌知名度、产业规模、资本实力等方面的原因，人世后受到的冲击将较大。而跨国公司的控制中心、R&D机构都并不向中国转移。即便有跨国公司也开始在发展中国家设立R&D·中心，也主要是开发面向发展中国家市场需要的产品，并非核心技术。因此，在未来新一轮的发展中，如果上海开发区的创新体系建设长期滞后，势必形成上海开发区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其结果将不仅影响上海的综合竞争力，使之长期处于国际劳动分工中的低端，而且也无法实现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辐射效应。面临问题和挑战，上海开发区亟需运用集群理论进行竞争力再造。但变革现有开发区的开发理念和模式，对其进行存量调整，会面临以下路径依赖：（1）上海的这些工业开发区从一开始就没有大的面积规划、大的手笔。比如早期的漕河泾开发区，现在来看不仅面积很小，而且已经与居民区夹杂在一起；然后是浦东的金桥工业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也同样存在着规划面积过小，没有为工业开发留下充分的备用地的问题，开发几年后居住区兴起，对工业区的用地扩展和模式创新形成了约束。（2）由于涉及到企业迁出、企业安置，更重要的是涉及到企业所在区县的利益，所以调整成本与风险都很高。（3）“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原来模式是失败”的心理机制与思维模式固有的惯性，也会对原有产业区的调整形成阻力。鉴于此，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的必要性便凸现了出来：运用集群理论建设一个新的规模化、现代化的特色工业园区，引导现代装备工业向其集聚，将其建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大型产业基地，通过巨大的示范效应，打破原有的路径依赖，为实现上海产业布局调整提供一个突破口。（二）运用产业集群的理念实现临港综合开发区的模式创新1、提高产业关联度政府在建设临港综合开发区时，应该将部分优惠政策由原来的向区域倾斜转向产业倾斜，从而提高其产业关联度。在招商引资时，一方面要对新建区内的产业布局坚持以分工协作、本地结网形成产业群集来安排项目，对新进区的企业明确以产业集群为导向。二是在构建产业群集总体思路下设计外资的目标吸引政策，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备产业带动优势和有产业关联效应或配套协作功能的项目进入开发区，引导产业区内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形成一种技术生物链，尽量减少产业群形成过程中的低层次企业盲目进入以至和在位厂商过度竞争所造成的拥挤效应。在开发区进入成长期时，对于已有的产业发展要重视相关产业的网络体系的建立，努力形成大中小企业密切配合，专业分工与协作完善的网络体系。这意味着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是推进联系的建立，但不等于“拉郎配”，具体合作伙伴的选择应由企业自主决策。政府则应当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为公司提供信息、扩大联系渠道、建立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发挥作用。2、增强企业根植性根据企业植根性的形成机制，政府应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方面，要积极降低企业的创业门槛，简便创建手续，以大中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通过产业环节的分解或鼓励其母体公司内的科技人员或企业家分离出来自办公司，从而衍生出一批具有紧密分工与协作关系的关联企业。通过新公司衍生促进产业内部分工和建立相互依存的产业联系，尤其是要积极为进入产业区的跨国公司提供产品配套与相关服务，从而提高这些企业的当地植根性。另一方面，在政策中需要减少对大企业的偏爱，提高对中小企业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小企业创业的帮助不仅在要素的供给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提供市场需求信息方面，帮助它们认识如何抓住机会，如何选择生产或服务于什么特色产品，如何参与劳动分工。最后，要积极致力于培养专有性人力资本，引入多方面的人才。对于发展现代装备工业的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而言，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与市场等方面的人才。要提供各种各种优惠条件和配套服务，吸引他们进入开发区，形成开发区的人才资源库，提升开发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增强区内企业的根植性。3、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环境建设包括硬环境建设和社会文化环境建设。就前者而言，要求临港综合开发区通过高起点规划，建立良好的区域交通运输系统、信息通讯网络、企业家聚会场所等技术基础设施，为企业发展和创新提供平台。后者则要求政府着眼于建立起一种富有活力的创新精神，尊重人才的区域文化，通过（1）举办组织展览会、交易会、文体活动、技术交流会等各类活动，促进企业家间的交流，增强政府与企业间的联系和信任关系，加速信息和知识的通畅和交流；（2）引导企业建立专业化、开放型的生产方式；制定鼓励人才流动的制度等，培育开发区的创新文化。机构培育一般来说，有利于区内创新的机构包括（1）、各种规范的咨询和中介服务机构。如市场调查机构、技术咨询机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知识产权事务中心、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2）、创业服务中心。（3）、教育培训体系。（4）各种行业协会等。要积极培育和支持这些服务机构，并通过制定各种规范和建立监督机制，保证这些机构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促进一个健全、规范的服务体系的形成。要通过这些服务机构的整体功能，使企业更全面地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市场信息，采用先进的储存、检索办法迅速及时地向企业提供信息，并根据企业对信息的特殊需要定期向企业提供信息，使新技术成果迅速商品化，并避免产品的重复开发。同时为区内企业提供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方面的支持，使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从研究开发、咨询到管理、后勤等方面得到一体化的服务。制度创新在中国开发区的建设中，会遇到一定的制度瓶颈，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点所决定的。在临港综合开发区中实施产业群战略时，技术创新会面临长期以来“条条块块分割”的制度顽症，有关企业和产业各类法规的不健全的问题会阻碍开发区内信用机制的建立，不利于企业间的协作。产业群是跨部门，也可能是跨地区的，很难想像在部门分割和地区分割严重的地方会很好地实行产业群政策；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法规不完善时，社会资本缺乏，交易成本高昂，产业群战略也难以制定和实施。因此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各种制度创新，如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形成技术入股制度、改革产权制度和财税制度、实行注册零成本、制定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等，以达到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技术创新，细化专业分工，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此外，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协作以及制定适宜的区域营销策略，弱化行政力量的同时强化市场力量，打破地区间的封锁。（三）建立临港综合开发区的目标：在集群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上海临港综合开发区，要实现以下目标：1、成为上海体制创新的试验区临港综合开发区积极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鼓励研究开发、成果推广和实现产业化等新的运行机制的试行、完善，鼓励技术入股、科技人才的分流重组及产业组织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大财税制度、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力度，并源源不断孕育新的机制，使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成长为培育上海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试验区。2、成为优化上海产业布局的示范区上海临港综合开发区开发理念和模式的创新，为上海工业园区的发展开辟出一条新思路，带动已有的以及待建的工业园区进行集群式发展，提高工业区的土地产出率和工业用地集中度，推动上海产业布局的优化。3、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技术辐射源考虑到外资目前还是开发区发展的主要来源，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要充分发挥上海科技与人才的综合优势，利用跨国公司在上海开发区的总体集聚规模效应和未来上海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及R＆D机构的区位优势，通过自身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尽快从技术模仿阶段跨越到模仿与研发并举的阶段，把上海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建设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凝聚中心和现代装备制造技术的研发设计中心，迅速提升上海临港综合经济开发区在发展某些现代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能级，与周边开发区形成一定的技术势差，避免商务成本的低水平竞争，强化上海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实现对长江三角洲开发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整合。4、成为中国现代装备工业的集聚地临港综合开发区的个性化，首先体现在它的特色产业上：现代装备工业；其次体现在他独特的开发理念和开发模式上，有利于主导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实现现代装备工业的集聚，使综合经济开发区成为中国现代装备工业的集聚地。更多免费资料,尽在vip.aliqq.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