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邹骥谈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年终盘点：邹骥谈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来源：新华网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做客新华网谈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新华网冯彦强摄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网国际访谈。气候恶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气候变化问题也随之成为了国际报道的新热点。2008年全球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利益博弈不断加剧，国际气候谈判的道路更加艰辛。这一年，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取得哪些进展，气候谈判的现状如何，气候问题将走向何方？今天，我们邀请到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与广大网友进行交流。邹教授，您好！欢迎您来到新华网，先请您和我们广大网友打一个招呼。邹骥：各位网友大家好。主持人：舆论普遍说，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威胁。目前，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对人类造成了哪些威胁？邹骥：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威胁大体可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由于地球温室效应造成了大气能量场的变化，导致了降水分布的变化，过去常规的降水分布次序、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都被打乱了，这就带来了水资源分配的紊乱，该下雨的地方不下雨，该旱的时候不旱。大家知道，水资源是我们生产、生活最最基础的资源，它的紊乱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造成了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影响，就是对农业、食物供给安全的影响。由于大气能量场紊乱之后，造成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急速上升，像洪水、干旱、热带气旋、台风、冰雹等极端气候事件，这些都会严重影响全球农业生产，即使像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农业也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局面。这都是我们的命根子，喝水、吃饭对我们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第三个影响就是对海平面的影响，全球变暖之后至少从两方面会促使海平面长期上升的趋势。一个就是南北极的冰帽，特别是北极冰帽的融化会造成海洋里面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另外就是冰融化以后，造成海水的密度下降，也会造成海平面的上升。另外，世界绝大部分知名城市都是在沿海地区，海平面的上升对这些城市的防护的要求是很高的。还有就是，海平面上涨的时候，海水向内陆衍生的距离就很多，这个延伸的意义就是说会改变当地土壤的构成，有更多的盐分，可能会破坏大量土壤的质量。2007年5月15日，冰山的影子倒映在格陵兰岛沿岸的水面上。据测算，格陵兰岛的冰盖约为260万立方千米，目前正在以每年100至150立方千米的速度消融。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6月4日公布的《全球冰雪展望》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冰川、积雪加速融化的严重后果，并呼吁各国联手采取切实行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新华社/路透第四个影响就是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由于水的系统变化了、能量系统变化了，大量的草原、森林、湿地、滩涂等等都会随之变化。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破坏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一旦被破坏生态系统就会面临不可逆转的威胁——急剧退化。大家知道，地球从非常简单的没有生命到有生命，到初级生命，一直到有这么高级的生命，生态系统也是从简单到复杂这么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如果现在生态系统退化了的话，我们赖以生存的生命基础就会受到破坏。第五个影响就是对公共健康的影响。因为温度的上升，很多生命体，包括人，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老人、儿童，这些特殊的生理人群的分组，可能在温度上升0.5度，上升1度的情况下，生理条件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的健康状况甚至于生命状况都会发生变化。另外，全球变暖后，可能会导致一些特定的生态系统、生态群落和生态种群发生变化，包括微生物，包括病毒，可能会加快它繁殖的速度，它会大量的蔓延。我看到一个报告，尽管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这个报告说，比如在冰川深层被封冻千年、万年的古病毒会释放出来，而人类可能有多少年没有接触这种病毒了，对它完全没有免疫力，它突然释放出来，人们又不知道这也是很可怕的，很像当年我们的非典。当然，这些都是一些风险，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还不得而知，但是这些都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有这样的风险。第六大领域就是有重要意义的国民经济部门，比如电力部门、能源部门，我们已经经历了，比如冰雪灾害给我们的电网造成的破坏，频繁爆发的洪水、泥石流对我们的基础设施的破坏等等，还有很多，比如原材料、资源会对我们国民经济的很多部门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你刚才问到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全局性的、持久的影响。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教授（右）做客新华网谈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新华网陈杰摄主持人：去年通过的“巴厘岛路线图”为国际社会明确了气候变化的谈判机制和时间表。一年来，“路线图”取得了哪些进展？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做出了哪些努力？邹骥：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首先非常简要地回顾一下“巴厘岛路线图”是怎么安排的。首先，从内容上讲有五个要素，要解决未来长期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要建立一个全球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需要从五个方面做出安排：第一，全球要有一个共同愿景，对于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对于长期的和中期的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的目标，比如对温室气体控制等全球的目标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当然，关于这个共同愿景还有很多内容。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考虑到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们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国际社会的共识，比如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它实际上就是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对全球有一个目标；比如到2020年应该怎么样，或者更长期以后应该怎么样，我认为共同愿景应该是一个综合的共识，这是巴厘岛路线图希望达成的共识。当然我们通过更充分的交流，谈判、辩论希望形成这样的共识，作为整个全球共同行动的思想基础。第二，就是所谓的“减缓”。“减缓”里面又分两类：第一类是关于发达国家的“减缓”，在发达国家里面，又分《京都议定书》里面的缔约方和不是缔约方的美国。他们在未来更新的气候管理体制中应该作出什么样进一步的承诺，我们要就这一问题通过谈判进行安排；还有一类“减缓”，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减缓”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安排，也就是所谓的在“巴厘岛路线图”里面的专用名词“国家适宜的减缓行动”，对此也要做出规定。第三，就是“适应”。因为应对气候变化，除了一方面减缓气候变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就是它已经在变化，或者有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了，那就要采取行动去适应它。适应的目标是什么？适应的措施是什么？适应的手段、资金、战略等有很多问题，都要作出国际安排，多边的、国际的、全球的安排。第四，是技术。这里面谈到的技术，就是说如果要实现前面谈到的共同愿景，确定这种共识，实现“减缓”的目标，实现“适应”的目标，要通过什么技术来支持它。而且，在“巴厘岛路线图”里面，尤其强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技术上的援助，强调要全球共享低碳技术，建立创新性的基础，要把先进的技术扩大到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扩展这些技术的原因，不是为了发达国家赚钱，其核心的目的就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共同研发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技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们一说应对的时间区间或者时间段，都是五十年、一百年，我们是在做这样的安排。很显然现有的技术，还不足以让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要研发出新的技术来，“减缓”的技术、“适应”的技术，在很多重要的国民经济行业，我们要识别出它的主流技术的新发展方向，在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去探索。因为有些技术的研发需要很长的时间周期，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采取行动，制定技术、识别重点，在研发上投资，组织力量。可能也许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们才能从研发到商业的意义上、产业的规模上去应用。主持人：可能说不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邹骥：很有可能。本次访谈主持人徐倩冯彦强摄第五，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要素就是资金。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所有那些，如果没有资金机制，没有一个足额的资金支持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回过头来用一个简单的话讲，我们对“巴厘岛路线图”的这五个要素作出安排实质上就是对缔约国的责任和权利作出制度的安排，这也是国际谈判的核心。这是“路线图”安排的内容。那么“巴厘岛路线图”核心是什么？我们预计在2010年底，在哥本哈根落实一个协议，说到底就是要如何落实“巴厘岛路线图”，最后作为落实全球行动纲领和作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法的基础。当然，未来谈到哪年，至少在2020年以前的这些安排，要在哥本哈根协议中得以体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长远的安排，这都取决于谈判。还有一个就是，谈判是沿着两个轨道进行的。一个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缔约方里面的发达国家缔约方，进一步承诺指标的谈判，我们称之为“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的谈判。在这个工作组里，主要谈发达国家的指标。以前有一个量化的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这个指标是从2008年到2012年，现在我们要谈判2012年之后的这段时间减排的指标是什么，要作出新的谈判、新的规定；还有另外一个轨道叫“长期行动特设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下的谈判主要是：一是美国，你不作为《京都议定书》的缔约方，也要对你减排的行动作出一个规定，而且你的这个减排的绩效，如何《和京都议定书》缔约方那些国家在指标上具有可比性，这是谈判比较核心的问题。还有一类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国际的长期合作来促进全球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那发展中国家要做什么，需要做出什么承诺，需要什么条件来支持。所以我们做了这两个轨道，这两个特设工作组在此期间都召开了几次会议。我本人是在长期特赦行动工作组进行工作的，我们六月份在波恩开了一次会，九月份在加拿大开了一次会，最后十二月份在波兰的波兹南开了一次会，这几次会议大家表达了几次各自的观点，有辩论、有交锋，但是最后法律案文的谈判要到明年才开始，今年的讨论、辩论是构成明年正式的法律案文的基础。接下来你问这一年取得了什么进展。我们达成“巴厘岛路线图”是在2007年年底，在这之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框架下，我们大概开展了这样一些活动。在刚才我们提到的推动“双轨制”谈判过程中，有大量的交流活动，也有很多国别、很多缔约方采取了一些行动。我这里面特别想谈谈中国，我们作了一些什么。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和各个缔约方双边的、多边的、区域的交流、辩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了这么几个事情：一是我们组织国内的各方面力量，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把各个政府部门聚集在一起共同研讨，组织很多学术机构的专家，组织企业界来参与这些讨论，我们搞了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在2008年中国政府搞了两次高层国际论坛来创造机会，让世界各个缔约方增进了解，让他们进行观点的交锋，这是我们推进气候变化国际进程所作的努力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的一个贡献。我们试图去促进全球共识的形成，促进哥本哈根协议的形成。这也表明中国政府确实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事情。因为2007年，我们由总理牵头，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总理亲自出任组长，这也表明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国家发改委下面专门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变化司，这都是在以往没有过的，这是我们在体制上、机构的设置上予以保证的。我们依据2007年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全面地推进这项工作。四月份，我们在北京办了一个关于依靠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应对气候变化的论坛。第二个是，在11月7日、8日，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高层论坛，温家宝总理亲自出席这个论坛，阐明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国家发改委的主任张平同志，主管副主任解振华同志，都在论坛上系统阐述了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特别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方面的观点和立场。在我印象中，11月份的这个会来自30多个国家的部长、70多个国家的代表，全球大概有七百多人参加了这个会，因为中国的这个会议是举世瞩目的，国际上非常重视。同意我们的、不同意我们的大家都来，都要看看中国怎么说，中国有什么办法，中国有什么政策，像这些活动都是大大地、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是我们为国际上所作的贡献。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联合国各个部门也都组织了很多的研讨会，就一些专门问题作了很多磋商，特别是有一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面有一个“技术转让专家组”，我本人也是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全球大概有19人，我们也开了很多会，作了很多研究，一切都瞄准了如何促进最终哥本哈根协议的达成，包括缔约方政府和多边的国际机构都在积极地努力。第三个就是，各个国家政府纷纷向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