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

中国三次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提要：三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复制翻版的工业化进程，最大的收益仍然是摆脱了百年“挨打”的境地，三次对外开放接受的仍是苏联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两大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不断调整的传统制造业的落后结构。引言∶中国其实只是“中”国我过去长期埋头农村基层的社会改良试验，一向只“埋头拉车”，不介入两个极端倾向的理论讨论。近两年认识到农村“草根”社会的变化是近代经济发展史上符合规律的现象，于是才试著把多年来的感性经验提出来讨论，也因此有机会浮上来“抬头看路”，开始从“三农问题”的研究出发，思考与对农民和农村有制约作用的“大问题”，在思考中逐渐尝试著把近代史上的大事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与当前的问题结合起来分析，试图提出一个分析发展问题的思路。1、问题的提出∶关于对外开放的“收益和成本”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认为，中国经济较快增长是最近20年的事，而且主要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大规模引进外资。其成绩宏大已经是国内外公认的，毋庸赘述。但竖看50年，我们这种农民人口占绝对比例的国家“追随工业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前后搞了3次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哪次都有成绩也有代价。中国是“中”国。近代自清末人口超过4亿以来，既定的资源秉赋已经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本来就对制度安排是一种硬约束，使中国客观上既走不了苏联、也走不了西方模式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硬一点的照搬，或者软一点的跟随，尽管会有成绩，也必然会造成损失。关键是我们自己怎样认识成绩和代价，也就是怎样从发展的角度估计“收益和成本”。以往的文献大量表述了成绩或者“收益”，而本文则试图做一点点代价分析，并且试图以此说明，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基本国情矛盾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对照搬制度的约束，我们可能已经完全没有再照搬下去的条件，可能“不得不”摸索著走自己的路，现在应该是全面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时候了。2、要深化改革和稳定发展，就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人们有高度共识的是∶2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群众自发（至少起初是自发的）的2次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后来，这种“大问题”的讨论，除了邓小平南巡谈话期间约略有所涉及之外，在一个时期以来以高速经济增长为衡量成败主要标准的舆论之中，似乎没有人再提起过。而到世纪之交，尤其是近年来经济出现一系列增长的代价问题，增长停滞又造成“改革”难以推进之后，尽管理论界有层次感的部分人仍然不为所动，但大多数人终于又是自发地要反思、要讨论了。有鉴于此，近年来学界出现的讨论、分歧，和初露端倪的分化，才确实是本世纪初中国最值得关注的现象，如果能够推动一次新的思想解放，将对我们21世纪的发展方向和相应的结构调整有重大作用。要重新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必须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必须重新强调解放思想。这几乎成了改革与否的“试金石”。很多地方和部门近来的情况表明，那些口头讲改革，实际上维护既得利益、甚至往相反的方向拉的人肯定不会动员人们解放思想。尤其在刚刚过去的90年代，“体制改革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政策趋势与利益集团的关系比较复杂，难以深入讨论，只能在发展理论上做一点澄清。一、50年代对苏开放的成绩与问题1、新中国的第一次对外开放是50年代对苏联开放1950年夏季爆发的朝鲜战争导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此后则周边战争不断。在地缘政治关系根本改变的国际环境压力下，新中国客观上失去了在苏美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谋取战略平衡的历史机会，放弃了既定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改变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于战争期间的1950-52年开始大规模引进苏联的主要服务于国防的能源、动力、机械等重型工业设备，以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式，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初步工业化国家的惊险跨越，并且在典型的“复制翻版”国家工业化，及其相应的管理体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形成高度集权、全盘苏化的上层建筑。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体现。我们过去的理论误区不大、但却关键，仅仅在于∶把苏联在苏联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斯大林主义发展模式，固化为“社会主义”体制的主要形态。2、重新认识当年国际经济格局的本质我一直认为（这个认识并不新）∶美国和苏联都在“二次大战”中得到了维持、甚至加快传统结构的制造业发展历史机会，也由此导致这些工业化国家的经济结构失去调整机会，而这正是老式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战争调节生产过剩矛盾的必然结果。然而战后，这种被战争需求刺激拉动的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必须找到出路，在这种不可逆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必然利用战后完成的势力划分，分别控制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对外援助生产设备抵顶投资，既转嫁、缓解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过剩危机，奠定了结构调整升级的财政基础；又客观上推动了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独立的大批发展中国家“复制翻版”其传统结构的工业化进程。显然，更多发展中国家加入两个大的资本帝国主义集团主导的、传统制造业扩散的工业化进程，一向被人们公认是的社会进步。接著，就是众说纷纭的“后发优势”、“转轨经济”、“全球化”等等。相应地，也就有绿色主义、可持续理论，以及后现代批判等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追求工业化的形式和过程相比，象中国这样，能够由“民族独立战争”打出来的强势政府主导，因此能够以民族独立必须的军事化为目标，完成经济增长要求的社会整合过程，并且得以克服任何反对，全部占有“资源资本化”进程中生成的财产和收益，确实能够比较短期地完成跨越工业化门槛的资本原始积累。尽管，这绝不意味著“潜在的”代价小。3、基本国情矛盾所派生的基本体制矛盾直接的最大社会代价，就是造成“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那次国家工业化面临的前提性制约是∶政府为了工业化必须、也只能从农业提取剩余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然而，在土改以后平均占用土地资源的小农经济条件下，高度分散、农户平均剩余太少的农村，不可能适应这种突变式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成本随之抬高。于是，国家在农村推进公社化，建立了历史上最完整的、能够下伸到传统村社并且控制农户的集权体制，随之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城乡二元体制矛盾使得国家即使高度工业化，也无法带动农村的城市化。因为，苏联和西方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是大批的农业人口转化成城市人口形成大都市，甚至造成劳动力短缺。而在东方国家中，只有早期完成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日本，和纳入美国战略投资范围的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省）符合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规律。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几乎都出现“拉美化”问题。而中国这样的战后才启动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一开始上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的重工业，这种重工业内在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机制，就造成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结果，形成了对立分割的“城乡二元结构”。50年过去，新世纪开始，“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制约我们改革与发展的基本体制矛盾。4、“全盘苏化”与中苏关系恶化新中国建立之初，一方面不能再次被外部势力从政治上、军事上控制，必须保持主权独立；另一方面，在第一次脱离本土的、完全现代化的朝鲜战争的教训下，为了维持历经三代政府、打了100多年、死了几千万人才初步得到的民族独立，也在军队这个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连续两次全面“换装”的紧迫需求下，主动要求、全面接受了苏联援助的大工业产品和二手设备。只有完全依靠苏联提供的图纸、技术标准和管理方式，才能节省启动成本，降低中国进入工业化门槛。与此同时，也必须由苏联科技和管理人员对我们的“进城农民工”和“进城农民干”，实行“手把手，传帮带”。于是，就在这样完全复制翻版的国家工业经济基础上，也必然复制翻版了苏联式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上层建筑。这就是50年代的“全盘苏化”。我认为，没有这种“全盘苏化”，就没有中国的初步“国家工业化”。接著的问题是∶中国开始“一五计划”、启动工业化的时候，苏联已经进行“六五计划”了，双方的差距是分别处在前、后工业化的两个历史阶段上。苏联在完成国家工业化、形成大生产之后，产业门类齐全和专业分工必然要求大规模交换，因此，也必然全面调整在国家资本积累阶段发挥重大作用的斯大林主义政策，这是苏共20大的经济背景。而中国正在进行刚刚开始的国家资本原始积累，尤其中国一五计划形成了大工业的初步生产能力、正在追求资本增密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必然进一步加强集权体制，不可能随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调整自己刚刚照搬来的斯大林主义政策。于是，发生中苏两党大论战，两国关系随之迅速恶化。5、自力更生与经济危机苏联停止后续投资和技术援助使得中国的国家工业化几乎立即受挫，不得不强调自力更生，“愤”发图强。其中就有如愤发地搞核武器、石油基地和大型水利工程的伟大成绩。但是，如历史上秦、隋两朝，在烽火连天的同时大兴土木导致府库空虚、民不聊生，小农经济条件下大上基本建设必然发生经济危机。当时政府财政确实没有后续投资能力，重偏斜的城市工业自身既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也不可能通过工农两大部类产品交换完成起码的经济流程。这种客观事实，表现为1959－61年以“3年自然灾害”为名的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和大萧条阶段国家无力解决城市就业矛盾又只能向农村转嫁，于是有第一次2千万城里人上山下乡的运动。然后，随农民悲剧式反抗而来的，是以“三自一包”为名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就是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外资，搞“复制翻版”式的工业化的代价。二、第二次“洋跃进”∶从日本和欧美引进外资1、引进欧、美、日石油化工和轻纺设备，调整重偏斜的工业结构虽然中国5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初步形成了军事需求导向的国家工业。然而，这种对夕阳产业“复制翻版”的重偏斜的工业，既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换完成经济过程，也不可能象苏联和西方那样通过战后资本输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尽管中国整个60年代都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同时还经历著痛苦的经济政治调整，其间在1967－69年发动了第二次涉及约3千万城里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但“重结构”问题的制约不可能根本解决。当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发生边界军事冲突，再次根本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之后，毛泽东终于得以利用日益尖锐的美苏矛盾，于1972年向西方打开国门，中国在作出调整周边关系的政治让步的条件下，终于有了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改变经济结构的条件。当时中国通过大规模引进欧、美、日设备，调整了重偏斜的工业结构，努力形成产业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大规模引进使中国农业由于1972-74年化肥产量翻番而产量增加，城市人口也第一次有了“的确良”和洗衣粉。70年代这次对外开放，与50年代的最大不同在于，不再有当年苏联专家“手把手、传帮带”，从而节省技术和管理成本的优惠。进而，中国人除了必须支付昂贵的“服务”，还得转变过去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乃至整个制度体系），才能适应现在照搬进来的西方生产线。这种制度改变，仍然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表现。2、财政危机的再次发生和经济形势恶化由于主要依靠引进项目调整工业结构，中国出现了与“一五”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1974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100亿；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才800亿左右，导致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再次严重不足。随之1974年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由农村集体所有制条件下的“大锅饭”，来承担他们的基本生存保障。这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著，据说是华国峰同志在1976－77年领导了更大规模引进外资，那时提出的“上它一百多个大项目”，“上他几十个大庆”，被后来人批判为“洋跃进”！那次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是造成1978－79年在财政收入不过才千亿左右的条件下，连续出现每年180－200亿的高额财政赤字，迫使国家在1979年第一次“超发”了400亿货币，这又使得城市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通货膨胀压力。3、危机压力下的“改革”在这种严重的经济危机局面之下，中国从1980年开始，不得不在城市实行“关停并转”，大批职工下岗。而在没有了毛泽东这个绝对权威的条件下，不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