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章奇等,中国金融学

1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章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e-mail]刘明兴（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陶然（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Vincent,YiuPorChen（美国布朗大学人口研究与培训中心）（2003年10月）2简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近年的文献中得到了大量讨论。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却鲜有文献涉及。本文在分析中国的金融体系影响城乡收入分配机制的基础上，根据文献中通行的做法，用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来衡量各省金融中介发展水平，并利用各省1978－1998年的数据，对中国各省的银行信贷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控制其他因素后，以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信贷水平所衡量的金融中介发展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金融机构在向农村和农业配置资金方面缺乏效率。我们进一步将整个样本期分为1978－1988，1989－1998两个阶段，发现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二个时期，而财政政策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第一时期。最后，我们发现金融中介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依赖于经济结构的特征，即：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工业产值占国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变动，并不能改变金融中介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作用。换言之，扩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在我们的数据样本中并不成立。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3一、引言在目前的文献中，金融发展（Financial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发展）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尽管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鉴于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项目甄别、对管理人员施加外部约束、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上支持了这种看法（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69；Stiglitz1985；Mayer1990；King和Levine1993a,1993b；Becker和Levine2002）。但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已有的文献讨论并不多。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在一个动态模型中讨论了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假设利用金融市场融资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且不是所有的人均能够支付得这一成本。则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时，金融发展将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随着收入的增长，更多的人开始进入金融市场（由于进入成本是固定的），金融发展将逐步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即，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服从倒“U”型的轨迹。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和Newman(1993)构造的理论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初始的收入差距未见得会随着经济增长而缩小。反之，信贷市场的发展会降低收入差距。最近，Clark,Xu&Zou(2003)首次用全球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也得到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而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假说未得到支持。在本研究中，我们首次利用中国各省1978－1998年的面板（PANEL）数据，对中国各省以银行信贷额占GDP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这样做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近年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表明，虽然由于国有企业重组带来城市贫困有所增加，但贫穷仍然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1因此，研究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1Tsui(1993)利用县一级数据，把地区差距分解为省内差异、省际差异、农村内部差异、城市内部差异和城乡差距，并得出城乡差距对地区间产值差异的影响十分显著的结论。世界银行（theWorldBank1997）对1995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表明，中国整体的收入差距至少有一半可以用城乡收入差距来解释。4间的关系，对于研究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作为一项国别研究，可避免在跨国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制度、文化和法律以及管制体系差异问题，而在跨国研究中，此类因素很难被控制。2另外，在跨国研究中，由于涉及到指标收集、定义和处理等问题，难以进行跨国直接比较（Wei&Wu，2001；Atkinson&Brandolini，2001）。第三：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融资为主体。和银行信贷相比，虽然90年代中国的证券融资发展速度非常迅速，但由于中国的股票市场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开始发育，因此证券市场的规模仍然相对较小，金融结构一直以银行信贷为主：2/3的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体系（尤其是国有银行），银行为企业所提供的资金量是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量的6倍（IFC，2000）。换言之，中国存在一个明显银行导向型的金融结构。因此，以银行信贷额占GDP的比例来代表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开始所介绍的那样，在大量有关金融发展的跨国和国别案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金融发展的正面效果是显著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特征，来直接根据国际经验推断金融中介发展在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所起的作用，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住其它因素（例如农村改革的进展、对外开放程度等）后，各省以银行信贷量占GDP比例表示的金融发展会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且这种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90年代。我们认为：首先，中国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不利于向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提供贷款。其次，由于政府对农村经济和金融体制的管制，导致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最后，随着中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政府从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依赖于金融系统来干预经济，并向少数国有大企业提供资金。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扭曲的金融发展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显著地支持了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发现各省金融中介的作用独立于该省经济结构，即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不受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和所有制结构（非国有工业产值比重）变动的影响。这些均和政府对于金融系统的干预密不可分。2当然，跨国研究中往往假设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相对外生的，人们也倾向于认为其相对外生性来自于各国文化、历史、制度方面的差异，但在一个国家内就很难进行这样的假设，因此，必须处理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5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首先回顾了中国1978－1998年各省间的城乡收入差距情况，并通过一个两地区、三部门模型提出了相应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第三部分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城乡收入分配上的作用机制。第四部分介绍进行模型估计中的不同计量方法，以解决模型中可能会出现的内生性问题。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和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二、中国的工业化、城乡收入差距与金融发展2.1经济与金融发展中的库兹涅茨效应根据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验，收入分配状况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倒U型”曲线，即所谓的“库兹涅茨效应”。在库兹涅茨效应的框架下，收入差距可能存在于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或者工业部门内部。首先，在农业向工业转型的时期，工农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加大。工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例如外部的市场环境（比如，人口密度、交通条件），或者内部的规模效应。因此，为了将更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到工业部门，其需要支付一个高于农业的工资溢价。3其次，由于工业部门内部的生产率差异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当生产要素从收入分配更平均的农业部门向收入分配更具差异性的工业部门转移时，整体经济的收入差距会拉大。不过，随着要素在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充分流动，这两种收入差距均会逐渐缩小并逐步消失。在库兹涅茨效应的基础上，Clarke,XuandZou(CXZ，2003)认为部门（产业）结构的特征会影响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他们强调，如果金融发展使得劳动力转入现代产业部门的壁垒降低（例如提供贷款支持），那么随现代产业部门比重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会拉大。其结果是在现代产业部门比重更高，金融发展程度也更高的经济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要高于那些不同时具备“两高”比例的经济。CXZ（2003）称之为金融发展的扩展库兹涅茨效应。3文献中有多种观点解释这种差距，比如，农业劳动力为成为工业劳动力，所需要支付的迁徙成本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工业就业中风险，等等。62.2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若干特征和国际经验相比，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4问题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在时间序列上和地区截面上表现出了相反的变化趋势。从时间系列上看，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在所有的地区（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并且许多省份90年代后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甚至超过了70年代末经济改革开始时的水平。图2.1中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基本状况。例如，北京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63上升到1998年的2.11，安徽从1981年的1.72上升到1998年的2.56。上升比例最高的是吉林，从1983年的0.97上升到1998年的1.76；但从横截面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则随人均收入水平上升而下降，即越发达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实际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7，参见图2.2和2.3），而相对落后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反而越大，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趋势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上所表现出的上述模式，也得到许多学者相关研究结论的证实。（胡鞍钢等1995；魏后凯等1997）。图2.1中国1978－1998年的城乡收入差距4在本文中，除非特别指出，城乡收入差距均以城市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来衡量。71234123412341234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安徽北京福建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内蒙古山东山西上海天津浙江城乡收入差距年份123412341234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19801985199019952000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新疆云南城乡收入差距年份图2.2，收入水平和城乡差距812341234123412345678956789567895678956789197819801981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INEFittedvaluesINEln(rjgdp)注释：INE为城乡收入差距，LN(RJGDP)是对数化的人均GDP。显然，由图2.1－2.3所凸显的典型事实与我们所观察到的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不相一致：倒U型的库兹涅茨效应并没有表现在中国的地区截面上。在那些工业化最快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反而慢于其它的地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个直接而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独特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的作用，使在市场条件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库兹涅茨效应发生了逆转。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首先以非形式化的方式引进一个两地区（A和B）、三部门模型（农业部门、城市国有部门和城市非国有部门），讨论在存在国家干预条件（金融和非金融政策）下，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轨迹以及其中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2.3一个描述性的两地区、三部门模型假定存在两个地区A和B，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分别具有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比较优势。在没有政府经济干预的条件下，按照库兹涅茨效应的逻辑，收入差距的变化应当呈现如下特征：在工业化初期，A和B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均扩大，但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