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田野(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曾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一、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世界奇迹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从一个人均GDP只有300美元左右的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跃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四亿多赤贫人口脱贫,人均收入增长超过10倍。2011年,中国GDP总量达到47.15万亿元,以国际汇率计算达到7.48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5550美元;以购买力计算的GDP总量达到12.93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9600美元。2010年,中国GDP总量成功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GDP总量已经接近美国GDP总量的50%。GDP:1980:0.44万亿元1990:1.74万亿元2000:8.94万亿元2011:47.15万亿元财政收入1980:1085亿元1990:3312亿元2000:13395亿元2011:103740亿元国家外汇储备1980:-13亿美元1990:111亿美元2000:1655亿美元2011:31811亿美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1.社会持续稳定改革30年,中国社会一直比较稳定,除1980年代后期出现短期动荡外,大部分时间比较平稳。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市场:无形的手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而计划不能。中国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经济活力政府:有形的手中国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同时,又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国政府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而非公共服务型政府,长期把GDP增长为主要经济目标。3.主动融入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每个国家均有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受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劳动力价格一直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中国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积累资本——投资拉动资本是一国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引进外资,弥补了国内的资本缺口。截至2009年底,外商直接投资FDI累计余额已经达到9974亿美元,接近1万亿美元。4.充分利用人口红利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推进人口老龄化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整个国家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保证劳动力供给保证投资所需的资本由于人口红利的作用,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直很高,大约在30%—45%之间。高储蓄率支撑着高投资率,支撑着经济的高速增长。1978年到2011年,中国的资本的年均增长率是9%以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个百分点。(二)中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按人均国民总收入对国家分组的标准(2010年)低收入国家:1005美元以下中等偏下收入国家:1006——3975美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3976——12275美元高收入国家标准:12276美元以上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DP+来自国外的要素收入-对国外要素的支出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55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曾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一)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二)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正面例子1.二战前的美国1890—1928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非凡成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时期被称之为“进步时代”。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政治腐败十分普遍、阶级矛盾冲突、环境污染加剧、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现象。这一时期也被称之为“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针对这种情况,美国进行了有效的调整和应对,包括修正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政府职能、建设公民社会等,使以上问题得到了解决或缓解,美国经济迅速渡过了中等收入阶段。2.二战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它们所用的时间依次为:日本和新加坡分别用了19年,韩国和中国香港分别用了18年。其中,在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阶段跨越中,日本用了12年,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仅用了11年,而韩国仅用了7年。例如,韩国在1980年时人均GDP是1645美元,到1983年时是2074美元,但1995年韩国人均GDP就已达到了11469美元。短短的12年后,就从2000美元到了11000美元。也就是说,在当今世界,确实有少数国家,当政策对了、路线对了,在国民的努力下,是有可能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从一个很低的中等收入国家,到达高收入国家的。日本:4.3万美元新加坡:5万美元香港:3.4万美元韩国:2.4万美元台湾:2万美元(三)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反面例子1.拉美国家:拉美各经济体是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拉美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GDP增长迅速,到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然而在此之后,即从80年代起,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地区发展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经济增长同环境资源之间的诸种关系,从而在拉美国家出现了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尽管拉美国家随后进行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拉美经济走出了“失去的10年”的困境,但就改革对增长的速度和质量、就业和收入分配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其实际效果要远远低于改革的预期目标和人们对改革所寄予的期望。巴西:1.05万美元委内瑞拉:0.98万美元墨西哥:0.92万美元阿根廷:0.87万美元巴拿马:0.77万美元哥伦比亚:0.62万元秘鲁:0.52万美元牙买加:0.5万美元2.中东国家和俄罗斯中东和俄罗斯属于资源立国型国家。以资源立国的经济体由于出口单一,虽然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使得这些国家摆脱了低收入国家的状态,或者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实际收入,但由于这些经济体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自然资源,其他配套设施和行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有效控制外部冲击的体制屏障,所以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值得怀疑。有证据表明,如果处理不好整个经济协调和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些国家将遭遇“中等收入陷阱”。俄罗斯:1.05万美元土耳其:1.02万美元约旦:0.44万美元突尼斯:0.42万美元伊朗:0.45万美元埃及:0.28万美元三、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温家宝2004)从目前的情况看,第二种可能性正在迅速增加。(一)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收入差距的扩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由于私人消费不足而导致严重的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将完全失去动力。同时,会引发社会个阶层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造成社会动荡。贫富分化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爆发“茉莉花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基本形成了金字塔式的阶层结构,而且阶层结构日益固化,底层和中下阶层的人向上流动十分困难(二)官员腐败严重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即腐败问题。2011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6%的网友认为“严重”,18%的网友认为“比较严重”,合计比例高达94%。腐败已遍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角落,经济领域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主球腐败等等。中国出现严重腐败的原因在于官员的权利缺乏有效的制约。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爱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约束权力。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产生腐败。”权利缺乏制约的原因在于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没有建立以权力约束权力的机制。反腐败我们天天在讲,年年在喊,但收效不是非常明显。进一步推进政治改革,探索建立以权力约束权力的机制,是艰难而又不能回避的课题。(三)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进展缓慢目前我国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工成本攀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下降。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成为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能够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便可继续维持高经济增长率。相反,我国经济增长就会放缓甚至陷入停滞。东亚国家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迅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一直在强调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但进展缓慢。我国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四)发达国家的遏制中国的崛起必然挑战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将努力算计、遏制中国的崛起,就像1980年代末对待日本、1990年代末对待东南亚国家一样。——军事上的围堵——拉抬各种商品价格,如有色金属、谷物、石油、铁矿石等,造成输入型通胀,削弱中国产品的竞争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后,掠夺中国金融财富,使中国经济一蹶不振三、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决打击腐败1.坚决约束政府官员的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政府和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权力过分集中,搞一言堂,纪律检查部门、法院、检察院可考虑实行垂直领导,避免地方官员的干预。“维护司法公正。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温家宝在2011年9月14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的讲话)——以新闻舆论监督权力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包括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作用,在确保真实性的情况下,对各类腐败行为和案件进行及时披露、曝光。多起“日记门”事件、2011年中石化广东公司高价酒事件等2.坚决实行法治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温家宝在2011年9月14日在大连达沃斯论坛的讲话)3.坚决抑制、打击腐败——制定《反腐败法》——实行财产申报——实行特赦制度阳光账户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所言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支配力”时,明确地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二)改善收入分配,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1.实现机会平等,为公民尽可能创造公平的起点大力倡导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统筹城乡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房产税,抑制财富的代际传递2.对垄断行业、国企、国有控股企业的收入分配,尤其是高管的收入进行严格监管3.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按家庭征收个税,保护中产阶层,扩大收入中间层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城乡低收入阶层5.建立覆盖全体国民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障体系(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推进自主创新1.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2.努力提高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3.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四)提升国家金融力,防范国际资本掠夺中国应该学习犹太人,不断提高金融力,避免近10年用大量外汇储备购买巨额美元资产导致巨大损失的教训。华人和犹太人均重视教育,但我们搞的是应试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