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摘要：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本报告认为，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转型陷阱体制定型化混合型体制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2]。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Trap）。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改革或转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锁定了改革或转型的进程，将某种处于过渡状态且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是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并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过程。回首过去，这个转型过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转型陷阱指的就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的过程中，期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在改革初期，提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现实的选择。但问题是，也存在一种可能性，摸石头摸上瘾了，却连河也不想过了。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第一，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处在改革或转型的途中，也不是处在某种中间性的过渡状态，而是处在一种结合了新旧体制因素的“混合型体制”定型的过程中。对这种新的体制最理论化的概括也许就是“中国模式”的概念。第二，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准确地理解现在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究竟在哪里。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是像有人担心的那样，仅仅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在反对改革，而是昔日的改革者、今日的既得利益者在要求固化现有状态。严重者，将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国家、绑架社会的现象。旧体制的拥护者与今天的既得利益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第三，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明确地意识到改革遇到的实质性问题是什么。对于改革的推进来说，关键的问题不仅在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更在于由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已经败坏了改革的声誉，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形成改革共识已经是相当困难。第四，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看清楚今天种种令人困惑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维稳会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发展会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为什么一些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实行的措施会常规化体制化，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即转型陷阱的逻辑。第五，转型陷阱的概念可以使我们对一个问题产生警觉，即在转型陷阱的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矫正目前一些弊端的措施，都有可能被扭曲变形，被组装为获取既得利益链条上的环节，或者说，被利用为形成转型陷阱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会进入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第六，转型陷阱的概念有利于澄清笼罩在左与右争论上的迷雾。现在中国的问题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改革与保守，前进与倒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左与右的问题。过多将争论集中在这样的问题上，不仅会造成社会不应有的裂痕，而且会模糊我们正在面对的实质性问题。二、转型陷阱的五大症状对于近年来社会氛围的沉闷，对于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人们已经有许多的议论和研究。如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问题与上述所谓转型陷阱，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转型陷阱的典型特征是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的过渡性体制因素定型化和畸形发展相结合，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都由此而来。症状之一，经济发展步履沉重并日益畸形化。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发展的停滞。因此，所谓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的还是要防止陷入经济停滞状态。不错，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不存在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了30多年后，确实在面临着种种不利因素。国际金融危机的反复和久治不愈，使得出口拉动的动力已不如往昔。更重要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传统优势，如廉价劳动力、廉价资金、廉价资源等，正在不断失去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成本时代，现在已经是一个基本共识。这些似乎都具有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征兆。而经济发展步履的沉重，也确实明显可见，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政府投资的拉动，越来越依靠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壮大，越来越依靠大项目甚至泡沫的推动，越来越依靠自然资源的消耗。但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会明显放缓，甚至会陷入停滞的结论是过于轻率的。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潜力，落后地区发展的潜力，局部体制变革的潜力，以及走向国际市场的潜力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政府“反放缓”、“反停滞”的能力是极强的。在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上述制约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也许确实会带来经济发展的停滞，而在中国，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量的资源，由于政府具有的超强行政能力，则可能会将停滞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亢奋的畸形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该危机不危机，该放缓不放缓的现象我们不是经常见到吗？在前两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强有力应对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由上述制约因素决定的，不如说是由政府主导的反应方式决定的。概括地说，中国在经济上将要面临的问题，最现实的不是停滞而是亢奋而畸形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以片面、不惜代价追求发展速度为特征，甚至由此形成一种折腾经济的发展模式。而其原因，则是转型陷阱所形成的制约条件。首先，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这种模式的形成，源于既得利益集团在财富追求上的迫不及待。因为只有快速增长才能在利益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满足既得利益集团快速追求财富的要求，比如，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式的开采等。其次，在转型陷阱中，人们不愿意正视转型中遭遇的实质性问题，更不愿意通过重要的体制变革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寄希望于做大蛋糕，以在不促动既得利益格局的前提下，用发展形成的增量来缓解问题，这可以称之为增量依赖症。实际上在这种增量依赖症中，经济增长了，民众不见得会受益；但如果不增长，民众则会受损。再次，在转型陷阱所形成的格局中，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处境艰难，经济活动的民间动力下降，于是只能越来越依靠政府推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拆大建，上大项目，办大活动，盖大高楼，修大广场，甚至造大塑像，就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其实，说这样的发展模式是由转型陷阱造成的，更重要的含义是，转型陷阱形成的脆弱社会基础使得我们只有通过经济的畸形扩张，才能缓解社会中的张力，满足维护现有格局的需求。改革前，中国的体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资源的基础上的。在文革后期，这种资源基本耗尽。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体制基础实现了一次成功转换，即将意识形态基础转换为绩效即经济发展的基础。但这样的一个基础，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受到一部分人的质疑。比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失业下岗人员、农民、城市底层，他们提出的问题是，你经济是发展了，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体制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绩效和发展上已经不够了。这意味着需要对体制基础进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