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我国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悖论

也谈“我国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之悖论内容摘要：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比扩大的社会现象引发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深入研究，其中尤以蔡昉为代表，本文正是基于发展经济学理论假说提出的我国现状中存在的两者之间的悖论为研究对象，从理论角度和我国具体情况两方面探讨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差距二元经济模型发展经济学也谈，源于“我国劳动力流动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个悖论并非我创造性的个人见地，实际上，对于我国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比扩大的社会现象已经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眼球，为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各抒己见，其中，尤以我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为代表，所以，我——一个还处于经济学边缘的学生，或许只是基于对未知现象的兴趣激励，经历了一次“站在牛人肩膀上”的学习过程。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农村流向城市、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为特征的劳动力流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扩大了。与此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扩大，甚至具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李实、岳希明，2004）。如果说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上，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话，我国在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达到如此高的水平这种现象，就意味着一个理论悖论的形成［1］。怎样更合理地解释这种现象对于准确理解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居民生活状况，乃至改革开放的成果评价和今后的劳动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问题概况按照劳动经济学角度定义，劳动力流动一般是指劳动者相对于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差别，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产业之间、职业之间和岗位之间的自愿选择和迁移［2］。从微观层面上讲，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动因在于追求更大的预期效益，而城乡收入差距是吸引劳动力转移的诱导因素之一。拓展开说，一个典型的经济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产出和投入要素在个产业间的转移。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告诉我们，在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通常产生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降低或抑制非农产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和报酬水平的效果。库兹涅茨（1989）认为，这种劳动力结构变化，“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变化，而这又影响着收入的使用以及经济增长机制中的其他环节。”另外，林毅夫等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也验证了很多发展理论所认同的观点，认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3］。然而，这个假说却没有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得以证明，相反，改革以来，迁移或者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的却是同向扩大的趋势。首先，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呈逐年扩大的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迁移规模在1995-2000年高达13122.4万，其中属于近邻流动的人口为6563.4万人，占45.5%；中程流动人口为3633.8万人，占25.2%；远程流动人口为4241.9万人,，占29.3%［4］。我国城乡收入差距0.02000.04000.06000.08000.010000.012000.014000.016000.0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343.4477.6739.11510.1700.2026.2577.3496.4283.4838.5160.5425.5854.6280.6859.7702.8472.9421.104931175913785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33.6191.3397.6686.3708.6784.0921.61221.1577.1926.2090.2162.2210.2253.2366.2475.2622.2936.3254.3587.4140.197819801985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其次，城乡收入差距在80年代中期一度缩小后又反弹为更剧烈的扩大趋势。根据《2008年统计年鉴》整理,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5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4140元。从这两个指标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当大。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民人均收入的3.33倍,城乡收入差距大大超过了改革开放前的水平［5］。二、问题分析对此，我国不少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各自见解，综合他们的观点和笔者的理解，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开分析。（一）理论成立条件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蔡昉（2005）等学者认为迁移能够缩小城乡或地区差距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并非无条件的，并将其归纳为下面四方面［6］：1.只有反映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种结构性变化的迁移，才能够缩小城乡差距。那些表现在具有同质性的流出地和接收地之间的流出和流入，由于不存在两个地区或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工资率的系统差异，则不会显示出缩小差距的效果。2.缩小城乡间的差异，通常是以接收地的拉力为主的。如果劳动力主要是被迁出地农民丧失土地、严重缺乏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等恶劣的生活环境，则也不能够通过迁移使生活获得很大的改善。3.迁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归根结底靠的是城乡总产出分配格局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以及每个劳动力拥有的产值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从不均等趋于均等，从而为人均收入分配的城乡均等化创造条件。4.缩小城乡差距还依赖不受制度约束的自由流行行为及其长期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对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抑制和歧视，是导致迁移往往单方面成为接收地福利改进活动的原因。（二）我国劳动力流动特性基于以上四个条件分析，再联系我国劳动力流动的特性，本文认为户籍制度和城乡人力资本差异是导致我国劳动力流动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与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重要因素［7］。1．户籍制度约束农村劳动力充分转移按户籍是否变化分类,所有的迁移人口可分成两类,即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后者占全部迁移人口的65.1%，其中以务工经商为迁移目的的占45.9%，反映了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就业。城市到城市的迁移和农村到城市的迁移，构成了全部非户籍迁移的80.3%。在我国由于特殊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政策，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并非完全自由的，而是收到刚性的制度约束。如首都北京就对外来务工人员存在较为严重的就业歧视。由于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北京一直实行严厉的限制外地人口进入的政策。外来务工经商人员可以从事的行业被限制在13个，工种被限制在206个，皆为苦、脏、累、险、毒的行业等等［8］。2．人力资本差异加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人口众多，平均人力资本较低，而且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明显的因人力资本禀赋不同而形成的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我们简单地将其分为两种劳动力：拥有高技能的劳动力和一般的劳动力［9］。劳动力所包含的人力资本差异使得工资差异不可能最终均等化。在中国，因为农村劳动力与城市现代部门的劳动力存在着人力资本的差异，相应地形成了两个劳动力市场。加之以上分析的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一部分城市部门处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之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制度的屏蔽下无法进入这样的城市部门［10］，其中占据我国劳动力流动大部分的农民工，实际上从事的只是诸如一些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的廉价的非正规部门。（三）我国城乡收入差异扩大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推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并累积扩大的，这既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也有财政政策的影响，同时还有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产业结构的惯性影响。具体地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影响；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农业经济结构的影响；政府对农副产品价格的控制；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11］。可见，我国城乡收入差异扩大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体制下的结果，单单仅靠劳动力的流动无疑是很难使之有实质性的转变的。三、结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但这一现象并不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错误和劳动力流动完全无益于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基于以上对该悖论的原因分析，通过调整相关政策，放宽户籍制度等外在的限制，提高农民工工资以改善其“转移动机”,增加农民收入，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劳动力有效流动的有效改善路径。参考文献：1.蔡昉、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培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05年。2.李放：《劳动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6年。3.LinJustin,GeweiWangandYaohuiZhao,RegionalInequalityandLaborTransfersinChina,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2004。4.王秀芝、尹继东：《中国收入差距与劳动力流动关系研究综述》，《当代财经》2007年第4期。5.刘文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原因与政策调整》，《农业经济问题》2004年第3期。6.蔡昉：《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理论前言》2005年第20期。7.刘小翠：《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分析》，《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8.姚文杰：《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8年第2期。9.韦伟、傅勇：《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流动模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6期。10.谢燮：《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差异》，新华出版社，2005年。11.胡志平：《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新探析》，《理论界》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