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个人读书感想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个人读书感想钱穆老先生是一位有着丰厚的史学知识，极具洞察力与远见的学者。他不畏指责中国传统政治的浪潮，迎面向其走去，用没有神力却充满力量的笔抚平层层巨浪，用人事、用政治、用历史的眼光看制度沿革，为世人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国政治。以下是小编分享的内容，欢迎参考借鉴与借鉴。提及中国古代政治，不少人会以专制黑暗、制度冷酷、人事无情将其一笔抹杀。而平心客观来探讨政治之成败，解构原有观念，将自身投入历史境遇之中对事件进行历史判断，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指责，囫囵吞枣式看待历史，而是把握历史之真相，从解构中真正建构。钱穆老先生是一位有着丰厚的史学知识，极具洞察力与远见的学者。他不畏指责中国传统政治的浪潮，迎面向其走去，用没有神力却充满力量的笔抚平层层巨浪，用人事、用政治、用历史的眼光看制度沿革，为世人呈现一个真正的中国政治。我们首先要明白，所谓“解构”，是解构怎样的观点，哪些制度与人事应当重新审视与反思。要注意到，解构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我们自以为的事物说“NO”，摒弃前或许会经历一段“阵痛”，但摒弃过程中产生的启发与深思是极宝贵的。解构与建构不是两个分开进行的过程，没有先后之分，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建构是在解构的基础上完成的，而解构则是为了进行更好的建构。解构之后哪些新的内容将替代我们原有的观点，要做到心中有数。这不仅利于我们从历史中见其发展的一面，从而正视我们民族的政治文化；更有利于当代人逐渐建筑起文化自信的高楼，从历史长河中汲取万古江河的力量铸就新时代的发展。书中从汉代皇位世袭制说起。钱老先生言：“在中国传统政治里，皇位是世袭的——父亲传给儿子。若用现代政治眼光来衡量，大家会怀疑，皇帝为什么要世袭呢?”中国的立国体制与西方历史上的有名的民主制国家希腊、罗马不同。他们的人口与国土皆寡。如希腊，他们所谓的国，仅是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人口不过几万。他们的领袖，只要城市居民集合到一旷场上，那里便可表现所谓人民的公意。而这对于秦汉时代来说，实则为难。秦、汉时期，户口在几千万以上，而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几千万个农村，散布全国。“我们要责望当时的中国人，早就来推行近代的所谓民选制度，这是不是可能呢?”钱老又言，“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以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在秦之前的夏商周时代，很多家庭是拥有世袭的特权，即所谓贵族。但在秦汉之后，只有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郡太守不能将其位传给儿子，县令也不能将县令之位传给他儿子。这里我们要解构的是无民主选举而皇位世袭的中国传统政治是黑暗与无理性的。北宋亡国时，我们常怨北宋君主与政府无能，政治腐败又重用奸臣，常恨不能进入历史矫正历史。但看到北宋存在积贫积弱、重文轻武弊端的同时，认识到唐末五代藩镇骄横，兵乱频仍是极其重要的。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匡义即位后，曾两次对辽亲征，但都打了败仗。赵匡义也因此中箭身亡。宋朝的开国局势便如此，之后更不敢出兵打仗了，“因为要打就只能胜，不能败。败了一退就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于是，宋变成只能养兵不能打仗。养了兵也不看重他们，却竭力提倡文治。钱老对这一现象指出：“这也未可厚非，宋代究因刻意提倡文治，才把晚唐五代一段中国历史的逆流扭转过来了。”但也因此兵越养越多，宋太祖开国时只有二十万军队，太宗时六十六万，到仁宗时已有一百二十五万。而一个士兵的最好年龄是二十至三十岁，但其募招下来后便不轻易脱行伍，直至六十岁，仍在军队里，加上身心俱疲，这样的军队难以有大作为。于是又招新的，越养越多，纪律又不好。宋怕重蹈唐末十代以来的兵骄卒悍，于是刻意嘉奖文人。养文又养武，于是积贫积弱的局面愈发加重。宋如此防武，我们更要看重的是制度背后的人事，不能只见眼前朝代的不足，便一味责怪。应当像钱老先生言：“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不应用我们的时代判断抹杀历史判断。“我们今天从历史上平心评论，只能说宋代人为了补救唐代人的毛病，而并没有完全把毛病纠正过来。”而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现代人所说的“帝国主义”——仍没有垮台，是宋朝人的功劳。“我们不能因他太贫太弱，遂把这些艰苦一并抹杀。”所以我们需要解构的是宋积贫积弱完全由其自身政治统治腐败造成的。说起明朝，很多人脑中最先想起的是“宦官专政”。可以说明太祖朱元璋是一个极具远见的皇帝，在废去宰相后，竟预料到太监预闻政事的可能，故铸了一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挂在宫门。可惜的是，他的子孙将不立宰相遵守了下去，而太监不得干预政事，后人未遵守。明废宰相后，宰相的权力及处理的公务便落在了皇帝手中，伴随着皇权不断扩大的同时，皇帝自身的负担也在愈发加重。书中提及，这天下是朱元璋亲手打下的，从前是皇觉寺和尚，扫地挑水他也干过，他是有这样的精力做独裁皇帝的。明朝第二位皇帝朱棣也是亲手打天下，从北京打到南京，他也有这份雄心去处理国家政务。可他们的子孙便不是如此了，生长在深宫，便缺少了珍惜与精力。设内阁后，最初是皇帝亲自到内阁处理政事，可后来有几个皇帝长久不管事。于是，皇帝和内阁之间日常不见面，但皇帝与内阁又需要进行政务上的往来，太监便趁虚而入。皇帝有事便交付太监，再由太监交给内阁；内阁有事，同样送太监，由太监上呈与皇帝。皇帝甚至自己不批公事，让太监批。这样，太监慢慢弄了权。这里我们所要做的并不一定是解构，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其位应谋其职，在能力范围内，不应玩忽职守。最后，我想基于此书谈谈清朝的“部族政权”。钱老先生在使用“部族”一词时，显然是把满清当作外族了。虽说带有老爷子的主观意识，但实际上清朝对中华大地的统治确带有对殖民地般色彩。钱老说：“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中国传统上的政权，应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皇帝一人不可能掌握一个国家的大权。而清代的部族政权却是拿一批人代替读书人。无论是在任用的中央官与地方官的汉人与满人的比例上，亦或是汉人与满人的职权划分下，再或是读书人的任用上，更甚是在出于私心满洲人划分的各禁区上，毫无疑问清朝的部族政权是在踩在汉人头上并试图建立唯“满”独尊的观念的。在这里，我想通过钱老对八股文的撰写为明朝洗去一定的冤屈。大家都知道，八股文是一个极注重题目、内容与格式的限制，因而极大地禁锢知识分子思想的发展。但我们是否想过，政府为何偏要用此来考试呢?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政府的愚民政策。可明朝非清朝不是外族人当权，也并非暴政，甚至是明中后期的皇帝都无作为，再者任何一制度，很难只由一二人设立，便推行全国，所以认为其实“愚民政策”这一观点并不可靠。我们先来说唐代的考试，唐的科举一定要考律诗，为什么呢?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到了宋代，不考诗赋考‘经义’，考仁义道德，很难辨谁优谁劣。所以演变到明代，又在经义中渐渐演变出一个一定的格式来，违犯了这个格式就不取。这不过是一个客观测验标准，是便于政府的录取的，政府的目的也是录取真人才。这是应时之举。只不过后来确实逐渐演变为斫丧人才。而现今的人们可能只会记得八股文之弊，忽视其应运而生的性质。任何制度只要沿袭到一两百年的，又何不是与当时的人事相配合呢?只不过统治者未曾及时制定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政策，这确实是当时之一弊。但我们要明确的是，在清朝部族政权的统治下则是有心压制读书人。书中，钱老引邹容之文，阐述了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把政权开放，考试也只是作为一种妥协条件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由于政府不允许公开抨击，龚自珍也只有连带着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说它只是皇帝的私心。所以我们知人论世，应当分别论之。对于明朝的八股文，在此我想建构的是，后世往往加以愤恨的制度，在其设立之初，是合情合理的。阅读过程中，我遇见了很多困扰许久的问题，钱老先生都给予了解答。皇位为何是世袭的?这究竟只是皇帝存在的私心吗?北宋为何会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而这又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北宋的灭亡我们只能全怪“不适合做皇帝”的宋徽宗，不重贤只重奸以及对手的强大吗?以及历朝唯一出现宦官专权的明朝，是如何让大半周折废宰相后集权的皇权落在了太监手中?明朝的八股文就如此值得人们无情抨击吗?清朝的文字狱真的只是禁锢思想的发展，背后没有更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在起作用吗?只是在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我未曾对其进行深究。这或许也是我们当代人存在的不良习性，事不关己于是便高高挂起，即使面对困惑与好奇也如此。归结起来或可用“惰”一字形容。在短视频与碎片化信息的广泛席卷下，生活节奏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加快，有时十几秒对于我们而言是漫长的等待，我们似乎不愿将耐心交给这十秒钟。更何况是多小时的阅读与写作呢?这是当代的我们需要重视的问题，而如何进行这样一个耐心与韧性的复归呢?《中庸》可以给予答案。其实我是愿意相信人生来即有一个向善的本性，而这里的“善”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善行善举善心，更是人性有为善、美且好的可能。这种可能是可以通过修道之教即后天努力成为现实。这并不玄乎。后世推崇《中庸》关于道德修养的理论，并非其鼓吹有生知安行的圣人，而是因为讲了一些普通人如何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境界的途径。如慎独、尊德性而道问学、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这些都是说君子之道虽高深博大，但道不远人，可先由切近易知者行之，终而可行远登高。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老先生将历史的众多细微之处，清晰且细致向我们道来。这不仅让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只知一味抨击封建政治黑暗氛围下的孩子感受到中国古人不凡的政治智慧，更让我们对历代政治多了一份敬意，从而开始学会用新的眼光审视时代与自己，修正自己的历史意识。在解构中重新建构起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