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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杜大伟,王水林,徐立新,时安卿2003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世界银行研究局世界银行研究局世界银行研究局世界银行研究局2本报告是根据2002年在中国5个城市（北京，成都，广州，上海和天津）及2003年对18个城市进行的投资环境调查完成的。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世界银行研究部和多边援助知识创新项目1（theMulti-donorFundedKnowledgeforChangeProgram）提供了资金支持。英国国际发展署资助了本项目同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合作进行的企业调查，并使企业调查总队的杨育民先生、李惠女士能够访问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为更早的一篇报告进行数据分析和写作准备。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的宋跃争主任、王文颖副主任和雷平静副主任。雷主任负责组织了这两次调查，并同世界银行专家起进行了抽样试点和调查员培训。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王春正常务副主任、国家信息中心王长胜常务副主任、蒲宇飞处长，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本报告还得到了DeepakBhattasali,MilanBrahmbhatt,PhilipKeefer,AxelPeuker,AndrewStone,Kong-YamTan,以及AlbertZeufack的有益评论和帮助。本项目是世界银行集团帮助各国评估投资环境、确定改革内容所开展的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改革提高生产力水平、有效投资、昀终创造更多的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本文是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作品,其看法并不代表世界银行董事会的观点或他们所代表的政府的观点。第一章投资环境的重要性1译者注：这是由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部、经合组织和欧盟三方共同发起的一项行动，由参与国家捐资成立一个信托基金，通过基金运作方式来向发展中国家资助知识创新研究计划。3在过去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已开始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那些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于那些消极的国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按扩大的贸易参与度衡量）的人均增长率为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增长率却是－1.1%2。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国家有巴西、中国、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总的来说，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成绩斐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平均水平掩盖了这些国家之间在发展成就上存在的巨大差别。中国的成就尤为突出，在这组国家里是无可争辩的领先者。在过去20年里，中国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已经实现了翻番（1999年达到GDP的41%），并且1990——1999年人均GDP一直保持着接近8%的增长率。马来西亚是另外一个优胜者：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其国民收入暂时下降，但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来西亚仍然保持了人均3.8%的GDP增长率。同样，泰国也经历了亚洲危机，但它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保持了3.8%的人均GDP增长。但是，另外一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巴西，在1990——1999年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菲律宾为0.4%。印度为3%，在上述国家中处于中游水平（见图1.1）。图1.1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1990-99年平均值)02468中国马来西亚印度泰国墨西哥巴西菲律宾这些差异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持续10到20年，这样的增长差异将导致生活水平与贫困2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增长为2％。4范围发生巨大变化。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与印度在1990年的人均GDP水平基本相当，约为1400美元。在此后的10年里，印度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而中国更是增加了二倍。因此，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印度要高出50%。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进展也明显优于印度（见图1.2）。图1.2印度和中国的贫困减少状况和增长率密切相关*印度的贫困缩减数据是1993－99年间的。年百分比(1992-98)8.4中国9.9印度4.45.4*02468人均人均人均人均GDP增增增增长率长率长率长率贫困缩减贫困缩减贫困缩减贫困缩减的速度的速度的速度的速度10本报告的目的是研究各国在发展绩效上存在如此差异的背后原因。我们考察了中国的23个城市，而没有关注国家层面。之所以进行此种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处在同样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宏观环境当中，从而可以减少一些关于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错误推论。中国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描述企业绩效与投资环境之间关联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定义什么是投资环境。在第2部分，我们将简要评述投资环境对持续增长与减少贫困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宏观与微观证据。我们也会基于宏观（也就是说，国家层面）观察，对中国和其它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一个大体的比较。从总体来看，中国在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性方面，融入全球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表现出色。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的一种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并非样样都很理想。金融部门的运行还缺乏效率，绝大部分的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经常难以还贷，而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个人财富（或母公司融资）进行投资。此外，中国在5教育水平方面也落后于相对发达的东亚邻国。宏观描述虽然说明了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投资环境哪些方面是重要的提出具体的指导，也难以判断在特定国家应采取何种特别改革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而且，其他国家的微观证据也无法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对中国企业是重要的。大家在读完本报告后将会看到的，在不同制度安排、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的国家，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决定方式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在第二和第三章专门针对中国进行了微观考察。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的调查，以及其它国家的相关数据和跨国数据库。第二章介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查，第三章利用企业调查总队和世界银行对390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比较了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第四章分析了投资环境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发现。第一，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我们描述的投资环境特征要素如下：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弹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私有部门参与度，非正规支付，税收负担，法庭效率，以及金融状况。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对23个城市在不同要素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和排序。通过衡量每个城市改善投资环境（与理想城市的比较）的预期收益，我们给出了城市投资环境总的排序。“领跑者”（得分A+）是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它们都处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紧随其后的城市的投资环境也很出色（A）：重庆、江门、长春和温州。获得A-的城市是天津、大连、北京和郑州。获得B+的城市包括武汉、南昌、西安和长沙。获得B的城市是成都、贵阳、昆明和南宁。落在后面的一组城市（B-）包括哈尔滨、兰州和本溪。第二，改善投资环境的潜力十分巨大。比如，我们假设在100个城市中，一个投资环境位居中游的城市如果跃居前百分之十的位置，它可以得到什么呢？估计企业的生产率会提高大约45％，典型公司的投资率将从我们观察到的14％提高到17％。这些具体的估算肯定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通常来讲，企业的生产率、投资和增长与某些投资环境要素是密切相关的，并且，改进本项研究所确定的那些不足之处可以大大改善企业绩效。第三，在投资环境的要素分类当中，我们发现昀重要的要素是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外资参与度、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融资。私人所有权和税收负担并不像我们以前考虑的那么重要，但是仍然十分重要。相反，基础设施、法庭效率和非正式支付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比如基础设施，特别是在过去的5年左右的时间里得到了极大改善），或者可能是因为一些要素目前尚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法6庭效率或者非正式支付）。AAAA投资环境的概念界定投资环境的概念界定投资环境的概念界定投资环境的概念界定流向中国或任何特定地区资金的数量与质量，总是依赖于投资者对回报的预期以及在取得相应回报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些预期可归纳为下面宽泛的、但又互为联系的组成因素：首先，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稳定以及国家外贸外资政策的宏观或国家层面的问题。这里，我们通常指的是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以及政治的稳定性。就这些宏观指标而言，中国运行得相当地好，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详细介绍这一情况。第二，是一国监管框架的有效性问题。就企业来说，它涉及到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市场灵活性、金融与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的问题，以及与环境、安全、健康以及其他合法公益问题有关的监管效率等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要监管还是不要监管，而是这些监管措施在设计上是否考虑到了激励，能否做到激励相容，是否能够避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是否能够服务于公众利益，是否能够得到迅速执行而不会产生干扰和腐败，是否能够更容易地实现有效产出。虽然这些变量难以具体测度，但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是清楚地反映了不同国家以及中国国内不同省区间监管有效性的差异。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诸如电力、交通、电讯、银行和金融；还有在熟练工人不能完全流动以及存在技术集群的情况下，技能与技术禀赋的状况。在问及企业家会碰到哪些问题或瓶颈时，他们常常提到基础设施的问题，如电力保障、运输时间和成本、融资渠道与效率，以及缺乏熟练工人和难以获得先进技术，他们认为这些是决定企业竞争力与赢利能力的主要因素。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成功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呈现出许多积极因素，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想弄清楚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成功,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相关证据也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可以确信，按照投资环境的首要指标（即宏观环境）衡量，中国已经相当优秀，因为中国的政治与宏观政策非常稳定。但中国经济结构的昀新变化要求进行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例如，加入WTO要求中国从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系（discrediction-basedgovernancesytem）转向基于规则（rule-baed）的治理体系，这就要求减少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在融资方面，也应减少对特定所有制企业的偏爱。另外一个挑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由于这种迁移和工人下岗（即国有企业裁减的工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一挑战也要求进行监管制度的改革，以减少新企业、中小企业的进入障碍，因为新企业、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创造就业昀重要的力量之一。政府还应该推进金融机构的改革，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本报告希望能阐明在哪些领域进行进7一步的改革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我们对投资数量本身并没有兴趣。事实上，昀近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Easterly,1999）表明，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出人意外地低。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扭曲的、运行不良的制度或政策环境所导致,致使公共和私人投资都未能产生本应产生的效益。因此，我们关注的不是投资数量，而是总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投资环境”，它决定了投资是否能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第二，我们承认社会基础设施与物质、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定义投资环境时，我们没有考虑基础教育、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这是经过斟酌后才作出的选择。改善社会服务所需要的改革完全不同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监管问题。BBBB为什么投资环境很重要：宏观证据为什么投资环境很重要：宏观证据为什么投资环境很重要：宏观证据为什么投资环境很重要：宏观证据受Romer（1986）与Lucas（1986）内生增长理论的推动，目前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些实证结果相当稳健一致且颇有说服力，它们提供了投资环境重要性的宏观证据。例如，Fischer（1993）发现高通胀是有损于增长的。在政府消费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论昀初是由Easterly和Rebelo(1993)提出的。毫无疑问，部分的政府支出能够产生社会效益，但是那些政府支出很高的发展中国家，通常情况是官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