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研讨发言供借鉴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研讨发言供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述表明，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必须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找寻答案。我们要通过对中华文明“五个关键”历史节点的回顾，深刻回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历史之问。殷周之变，从尊神到敬德，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因密码。王国维曾经谈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实力雄厚的殷商政权被推翻后，殷人一直以来“受命于天”的学说不攻自破，周人在总结前人覆亡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天命思想，其中突出的特色就是“天命”被赋予了道德的内涵，也就是“以德配天”。“德”第一次被引入统治阶级的执政理念，警戒后来人要励精图治加强私德修养，以德政来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这是我们今天“以德治国”的思想源头。同时，周实行宗法制度，强调家国同构，为我们今天“家国情怀”“家国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周的分封建国，也体现了多元一体的政治智慧；周开创了礼乐文明，让我们今天享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周的天下观，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构想提供了思想雏形。周秦之变，从封建到郡县，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本框架。学界普遍认为，以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为节点，在此之前2000年的中国和在此之后2000年的中国存在本质的不同，秦朝的建立使得中国由一个抽象的地理名称转为具体的“大一统”国家。秦始皇在采用法家学说的基础上，实行郡县制、车同轨、编户齐民、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促成了政治、经济、社会、交通和文字等的统一，中华大地成为政治意义上的紧密共同体，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框架。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形态基本形成，即“儒法合流”，实现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整合，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奠定了基本的文化框架。唐宋之变，从门阀到科举，奠定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人才基础。唐宋时期，科举制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阶层固化局面。从汉代中期到隋唐的豪族社会下的门阀士族，无法承担“大一统”文明担纲者的责任，而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平民出身的新的士大夫阶层被选拔出来，成为“大一统”文明的担纲者。然而，唐末五代之乱以及佛教兴盛，冲击了士大夫的精神面貌和心灵世界，因此更深刻的哲学建构就显得尤为必要。于是，宋明理学以“理”为核心，在“存天理”和“灭人欲”两个方面用力，重新塑造士大夫之风，阳明心学在朱子学的基础上，强调了普通人也能成为圣人的可能，儒学从士大夫层面下沉到个体层面，从特定群体扩大到所有人，士大夫真正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合格甚至优秀的担纲者。元清之变，文明的融合，促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扩展与深化。这一时期涉及北方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的关系，游牧民族作为“大一统”秩序的维护者和拓展者，为“大一统”秩序的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元代的行省制度和明清的改土归流，为“大一统”的疆域区划和边疆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清朝起源于东北过渡地带，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清朝第一次把中原、草原、雪域、西域、海洋等不同文明形态统合到“大一统”的政权之下，为中华文明的拓展和深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基础。古今之变，历史的抉择，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历史使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封闭到开放，怎样把一盘散沙的民众重新组织起来以延续中华文明?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众重新组织起来。在基于实质平等的基础上，使中华文明以现代国家的形态得以更新和重建，历史的重任最终由中国共产党肩负完成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的承载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文明内生性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以崭新的历史答卷，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赓续千年文脉、弘扬中华文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