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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我国出口退税制度回顾及简要评价从1985年开始，我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1988年，我国确定了出口退税制的原则，即“征多少，退多少，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1994年我国实行税制改革，在此次税制改革中规定了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的政策，继续坚持“征多少、退多少、末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出口退税政策对于规范涉外税收制度、支援贸易体制改革、扶持出口企业迅速成长，扩大出口创汇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外贸的增长与出口退税的增长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特别是1998年，我国为了抵制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周边国家汇率相继贬值所带来的出口负面影响连续三次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使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接近征税水平，在国际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仍然增长了0.5%左右。这与出口退税的积极效应的关系密切。另外，出口退税制度对于优化产业结构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我国出口退税政策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相应的对策1．出口退税率整体偏低，部分行业的退税不反映其实际国际竞争力从1999年7月1日开始，我国增值税的出口退税率有四种，分别是17%，15%，13%和5％（具体规定略）。而我国增值税的法定税率是17%，13%，7%（农业生产环节免税的农产品等商品的收购单位有10%的扣除率，只需向税务机关缴纳7%的税款）。如果不考虑财政来自出口退税企业的增值税实际收入低于应征收入这一因素，则出口退税率和增值税法定税率基本上是吻合的，即采用的退税模式是“征多少，退多少”的模式，这种退税模式算是一般性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对部分行业的退税并不反映其实际国际竞争力，没有用足WTO规则中允许的出口退税的条款，出口退税率整体还是偏低。笔者认为农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应该，高于7％，以促进中国农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应立足于目前各个产业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差别的现实，在保护产业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方面，要进行有差别、有层次的政策选择。具体而言：首先，对一些因资源条件等“先天因素”限制而需要长期保护的薄弱产业，如农业（指初级农产品的出口)，应采用“少征多退”的模式保护和鼓励出口；其次，对一些发展层次较低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子、汽车行业、医药行业，以及一些对外开放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但属于有利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和外贸出口结构，具有，高附加值、高创汇率、高技术含量、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竞争力和潜力的产业，如石油行业、钢铁行业等，加入WTO后将有较大冲击，所以应采用“少征多退”的模式保护和鼓励出口；再次，对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尽管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相对低下，但在国际市场上已形成一定出口竞争力，创汇率较高，加入WTO后将有利于其出口的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普通日用消费品工业、玩具制造业等原则上可以采用一般的保护和鼓励政策，在退税模式上可以选择“征多少，退多少”的模式；最后，对于一些稀缺的天然资源或其有战略意义的资源的出口不应鼓励，应采用“多征少退或禁止出口的措施。如天然牛黄、麝香、石油原油资源等。基于我国所处的阶段性实物相对过剩，而不是资本过剩的现状，所以，“走出去”首先表现为加工贸易向境外的扩张，而非资本的境外扩张。2.实际税负不公的根源是出口退税政府缺乏统一性目前，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缺乏统一性，即相同的出口商品由于企业的性质、类型、成立的时间，以及贸易方式不同，出口退税的政策存在差异，造成实际税负不公的2现象。主要表现在：第一，出口退税政策的“内外资”企业不统一及“新老三资”企业不统一;第二，生产企业无论执行“免、抵、退”还是“先征后退”办法，其出口货物按增值税退税率与征收率之差计算并转入出口成本的进项税是以出口货物离岸价为计税依据的，而外贸企业收购并出口的货物，转入出口成本的增值税进项税是以购进价格为计税依据计算的显然生产企业出口环节实际税负重于外贸企业。这显然有悖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也有悖于WTO要求的非歧视性原则。我们现在可以考虑借鉴国际上多数国家的成功经验及习惯做法:对所有生产企业自营出口及委托外贸代理出口，一律实行“免、抵、退”法，取消出口额占季度全部销售额50%的规定，凡是一个月内有末抵扣完的进项税金都得退还，并对其计算办法、管理程序及配套措施等做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收购出口应采用“免税采购”、“免、抵、退”和“先征后退”并存的方法；对一部分信誉好、管理佳的国有大型企业准许“免税采购”或者“免、抵、退”；对新成立的外资企业、小型外资企业以及“免税采购”的企业超额出口的部分则实行在征退一体化基础的“先征后退”。3.税款大量流失，其中很大部分是出口骗税造成的部门之间行为缺乏防、调和监督、税收管理技术的落后以及公民纳税意识的淡薄，从而造成现在比较严重的骗取出口退税现象。部门之间行为缺乏协调与监督突出表现为征税机关和退税机关分离的问题。由于部门利益的不一致性，使得征税机关对于可以用来作为退税凭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的责任心不强，因为大量的虚开发票不仅不会对其部门利益带来任何损失，而且还会给部门内的某些人员带来好处。加之我国税务管理方面的技术落后，计算机全国联网还没有实现，使得征税机关和退税机关之间以及退税机关和管理出口的海关等部门之间信息交换的不对称，这就为骗税打开了方便之门，造成骗税一时失控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会造成退税机关的工作积极性不高，拖欠退税款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严重影响了退税的效率和出口企业出口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要想改革“征退分离”的局面，协调部门之间的利益，那么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是遏制骗税犯罪的有效手段。笔者建议：首先，应加强税法、外贸形势等相关知识的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公民的纳税意识，使公民真正理解“符合型”退税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获得实施政策需要的群众支持。其次，实行出口退税“谁征收、谁退税”的办法，即出口企业出口前一环节已负增值税额的征税机关也是退税机关，具体事项由出口企业所在地的国税局负责办理通过计算机联网，出口企业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可将该企业已负增值税额从实际征收机关的税款账户转出，直接退还给企业。“少征多退”模式的企业，其应多退部分由中央财政负担，由所在地国税局办理。再次，尽快实现计算机全国联网，建立全国综合信息库和纳税申报的电算化稽核制度，通过计算机的交叉审核和逻辑审核及时发现征收和出口环节的问题，使“征、退、管”各方的信息交流顺畅起来，从而有效防止出口骗税现象的发生。最后，建立一种激励约束机制。一方面，鼓励各部门支持退税政策，可以考虑未来从出口企业的创汇收入，拿出一部分补偿税务机关的税收损失，奖励海关等管理机关；另一方面，建立“滞退金”制度，规定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税的时间期限，超期赔偿纳税人的时间价值损失从而保障纳税人的权益。4.再谈财力制约的问题我国现行的退税数额是根据当年的财政状况由预算安排的，预算具有“事先性”，退多退少3是由国家当年的财力决定，并通过计划额度形式下达，而不是根据出口的实际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仅总量落后于外贸的发展速度，而且结构上出现出口口岸地区额度的分配不均，造成大量拖欠退税款，财政积累的风险加大。按照我国分税制的设计，增值税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共享，而出口退税的税额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这使得中央财政负担过于沉重，使出口退税与地方的利益、责任脱钩，不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所以，应增加出口退税方面的顶算资金，并建立“滞退金”制度，提高退税效率；恢复中央与地方共同分担出口退税的机制，并将进口环节增值税由中央税改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以减轻地方政府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