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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士元教授专访王士元教授专访王士元教授专访王士元教授专访(二二二二零零零零一一一一零零零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年四月二十六日年四月二十六日年四月二十六日)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王士元教授来此。我先来介绍一下。王士元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学系伟伦研究教授，同时隶属于东亚研究中心、翻译学系及语言学暨现代语言学系。进入中大前，王教授于1966-1994年间担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语言学系教授，并于1996-2004年间担任香港城市大学语言工程讲座教授。王教授是位卓越的学者，他的影响和贡献在海内外都备受肯定。他也是位开创者，成立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语言学系和东亚研究学系，并担任两系的首位系主任。他还创办了《中国语言学报》，是汉语语言学发展上的核心功臣。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于1992年首创时，他就被选为会长，现在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柏克莱时期，他担任过赵元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haoYuenRenCenterforChineseLinguistics)主任及研究院教授直至2000年。王教授至今获颁的荣誉、奖项无数，包括古根汉奖金(GuggenheimFellowship)、两次的史丹福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CenterforAdvancedStudiesintheBehavioralSciencesatStanford)奖金、瑞典国家教授(NationalProfessorship)奖助、意大利贝拉乔高等研究中心(CenterforAdvancedStudiesatBellagio)访问研究学人、京都国际高等研究院(InternationalInstituteofAdvancedStudies)奖助。他也是北京大学荣誉教授。他的著作等身，遍载专业期刊学报、百科全书条目、以及科普杂志上，包括《美国科学人》(AmericanScientist)、《自然》(Nature)、《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ofthe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台北的《科学人》和北京的《科学中国人》。他的文章曾以中、英、法、德、意、日文等语言刊登。他最近荣获的奖项包括北大颁发的荣誉教授，及台湾的金语言奖(GoldenLanguageAward)。近几年来，王教授与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合作，共同探讨语言起源及语言分化的模式。他在中大继续着跨学科视野的研究，触角广及工程学、语言学和生物科学。王教授你好，恭喜你最近获得的荣誉。我们都替你高兴。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吗？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这个月真的是非常幸运。四月九日，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去了北京，得到了北大颁发的荣誉教授头衔。我在北京有许多朋友，因此很高兴跟他们重逢。上个礼拜，我去了台湾。台湾科技大学举办了一场国际应用语言学研讨会，并颁了个金语言奖给我。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2真是无比的荣耀！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能获得大家的肯定的确值得高兴。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没错。我们想听你谈谈《中国语言学报》的沿革。你是这个知名国际学报的创办者，一开始草创阶段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启发你使你创办这个学报的?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那是1970年代，1973年，在北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邀请下，我第一次有机会回到中国讲学。当我再回到柏克莱时，我体会到那时中国已有许多出色的语言本质的研究，其传统甚至可溯及两千年前。但是这个研究传统却从未和国际上的语言研究有过充分的学术往来。所以当时我找了柏克莱的院长谈，他对我的建议很是赞同。有了院长室的支持，我们就开始办学报了。一开始，的确是相当简陋、克难的。我们得用手写方式处理汉字，因为那时还没有中文文书处理器，所以很像在修车场打杂工一样，但后来各地的支持越来越多，学报运作终于慢慢趋于稳定，我也很欣慰。两年前，中大表示愿意接手出版学报，所以我们便把编辑部搬至校园内。因此基本上现在的学报有两个总部：一在柏克莱，二在中大这儿。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可以跟我们谈谈早期创刊的日子吗？那时曾遭遇哪些问题，又如何克服那些障碍？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那年头是个很难在政治立场上取得中立的时代。也许有人以为，学术性的刊物不应该有这个问题的，但那时我觉得，既然大部分的研究，尤其是汉语研究的学者多在大陆，所以学报应该采用简体字和汉语拼音。这样的决定却让台湾的政权很不高兴，所以我的学报便被列入了黑名单。我在台湾的许多好友，都无法轻易看到《中国语言学报》，我自己在那段时间内也成了不受台湾当局欢迎的人物。但这些当然都随着时间过去了，我想现在这个学报在海峡两岸同样受到欢迎与支持。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你可以说是在背后统合这一切的一股力量。你才刚在台湾获奖，这表示北京和台湾都肯定你的贡献。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是的，我认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歧其实都是人为造成的，政治上的产物不应在学术上起作用。所以当时在柏克莱，我很早就有机会把两岸杰出的学者聚在一起。一开始他们跟3对岸的学者接触时，好像很不自在，但慢慢地，大家都体认到，学术归学术。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你可以说说学报发展的几个重要里程碑吗，也许从中国语言学的大框架下来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觉得赵元任教授对中国语言学的影响功不可没，所以我们发行了第一期学报后，我个人感到很骄傲，便亲自拿了一本到赵教授山上的寓所去送给他，而且书的扉页上就写着：「献给赵教授」。他那时非常高兴。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可以告诉我们你和赵教授在柏克莱共事的经验吗？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个人是非常仰慕赵教授的。他是个很内敛的人，话不多，但一旦开口，说的东西总是发人深省。赵太太则是个活跃的女性，颇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我记得她会指着丈夫说：「你看，你写了多少篇论文，多少本书，而我只出了一本食谱，你的读者却没有我的一半多。」她的食谱叫《中国菜怎么煮怎么吃》(HowtoCookandEatinChinese)。他们住在柏克莱的山上，有一次我到他们家作客，那是刚认识他们不久后，他们的房子有三层楼，我上楼要去洗手间时，找不到电灯在哪里，所以就摸黑进了厕所去洗手，突然间竟听到浴缸里有水花溅起来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我于是摸索着要开灯，终于找到了，开了灯后，我看到浴缸里养了三四条大鱼，在那里游着而溅起水花。赵太太很喜欢烹饪，如果偶尔有客人造访，她就上楼到浴缸里捞一尾鲜鱼上来煮。赵先生则花很多时间弹琴，所以他家是个音乐世家，最明显的影响是他们的女儿卞赵如兰，她算得上是结合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大师之一。而且我刚刚才听到妳说，赵如兰捐了不少音乐收藏给中文大学。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她其实把毕生收藏的音乐书籍、乐器、乐谱等文物都捐给了中大，我们都很感谢她。我想所有中大人都会很感谢她的。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一定是叹为观止的一笔收藏。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赵如兰的音乐细胞遗传自父亲赵元任，但赵先生除了懂音乐，也是个数学家、语言学家，你似乎也跟他一样兴趣广博。4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想自己深受他做学问的方法影响。赵先生在哈佛大学的数学物理系拿了学位，却做了许多语言和音乐的研究。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很受欢迎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他作曲的。赵教授辞世后，当《语言》(Language)要我写一篇他的颂词时，我想到最好的颂词结尾，莫过于刊出他所写的歌来。《语言》告诉我他们从不印乐谱的，可是当时的主编是我一个好朋友BillBright，我于是说，为赵教授破例一次吧，他便答应了。所以他们在我写的颂词结尾，把歌曲的最后那一句以五线谱的形式刊了出来。我想语言研究的确是最恰当的跨学科研究。赵教授本身就是个绝佳的例子。我以为，做学问最终的目的，还是在找出我们是谁，人类是什么。人之所以为人，最独一无二的特点就在于语言。如果你只从一扇窗看语言，只会看到一部分；如果从另一扇窗看，又会看到其它部分。这就好比瞎子摸象一样。可是如果我们透过许多窗口来观察，把这些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能看得更全面清晰些，更深入了解语言为何物，藉此也得以更深入理解人类的本质。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所以这是驱使你从事研究的一股动力。目前就语言的起源而言，有些什么新发现和重大成就？中国语言学和探索语言起源之间，又有些什么关系呢？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在语言学方面所接受的早期训练，尤其是我在密西根大学当研究生时，对于语言是什么，学界仍充斥着欧洲新语法学派的观点，也很受索绪尔(Saussure)对语言系统看法的影响。那时，我也很为达尔文的演化论成就所著迷，当我透过演化论看语言时，发现语言间存在诸多差异，诸多变迁。新语法学派所说的音变是没有例外的，而布隆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也说过，音变的单位是音素。所以我提出实验性的想法，也许是词汇在变。一旦共有同一个音素的许多词汇重组了，看起来就会像是音素改变了。我所提出的这个看法，很多同事就称为词汇扩散，从那时起，我又拓展了视野，继而想到，也许不只是音在变，词素、句法也会变，语言里的任何改变都是由词汇开始。我想持这种观点的也许还是占少数，不过却值得从这种观点来看语言。Matthews教授教授教授教授:王教授，我知道你也曾受业于已故的格林伯格(JosephGreenberg)教授。他已经离我们远去，也许你可以同我们分享一下跟他学习的经验，或谈谈他如何影响你做学问。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格林伯格对我的思想是另一个重要的启发。我第一次和他见面的经验特别有意思。那时我是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College)的大一新生，格林伯格则是刚从非洲返美的年轻讲5师。你也知道，常春藤盟校里，大家都很庄重，教授总是西装笔挺的，非常体面，跟我后来熟悉的柏克莱大不相同。有一次我选了格林伯格的课，第一节课不是平常那样二三十个学生，只有五六个人，我们坐在课堂里等着，上课钟响都过二十分钟了，才有个看似邋遢的年轻人抱着一大叠讲义冲进教室来，他就是格林伯格。他完全高估了教室里的学生，不管是学生的人数还是能力，他的讲义上有个题目是某些非洲语言的构拟，那些语言我们听都没听过，不过这表示他多么投入自己的研究中，虽然我觉得那门课颇难，因为他偶尔会恍神地陷入沉思中，无视学生的存在，但我还是上得很有兴致。之后，我很幸运的还能跟他很亲近，因为我搬到柏克莱时，他已经搬到史丹福了，我们相距只有一小时。我常开车去探望他。你知道格林伯格是具备演奏水平的钢琴家吗？有时晚饭过后，他会坐在钢琴前弹几首优美的奏鸣曲给我们欣赏，我们也时常一起到史丹福的教员俱乐部去吃中饭，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获得他的认同。记得有一回，我的文章发表在《国际美国语言学报》(IJAL,InternationalJournalofAmericanLinguistics)上，那篇文章谈的是声调，后半部探讨了潮州话变调的现象，我知道潮州话是叶教授早年的语言。潮州变调是个很有趣的音韵现象，如果不看两个短的入声，共有五个长调。这五个长调如果变了调，那么好像彼此追逐绕着圈跑一样，所以有时就称为闽语变调圈(Mintonecircle)。我当时很骄傲自己想出了一条优雅简洁的规则，来描述这种变调圈。我志得意满地要给格林伯格看，抓起史丹福教员俱乐部的餐巾纸就开始振笔疾书，格林伯格很耐心地听完后，接着回答：「然后呢？」当时我非常震惊，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成就明显摆在他眼前。格林伯格在问的，其实是个层次更深的问题。他说：「你给我看的是形式上的一招妙计，可是我对语言的本质学到了什么，我从你的小聪明又能学到什么关于闽语的本质？」我那天回家后垂头丧气的，想了又想，一想再想，突然领悟到他说得多么正确。过度抽象、形式的东西，让我们脱离了语言的实证基础，也让语言学研究误入歧途。我再一次去探望格林伯格时，告诉他我终于懂他的问题了，他非常欣慰。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叶教授:赵元任和格林伯格都是语言学界屹立不摇的大人物，我想听听你对他们持久影响力的看法。你觉得他们对语言持什么观点？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王教授: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