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制结构

1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陕西省税务学会课题组【摘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税收起到什么作用？本文通过引入一个线性规划模型量化出非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后剔除掉这样一个影响后，采用OSL模型就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回归，认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弹性系数仅为0.6%；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大，弹性系数为3.866%。同时指出，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在越来越小，进行税制改革是必需的。关键词经济增长税制结构税收负担Anempiricalstudyontaxationstructure,burdenandeconomicalgrowthofchinaTaxationacademyofshaan’xiprovinceAbstract:Thereareverymuchfactorsthatinfluenceeconomicalgrowth.Whicheffecthavetaxoneconomicalgrowth?Inthispaperweformulatealinearprogrammingmodelwhoseobjectiveistoquantifytheinfluenceoftheunobservednon-taxvariables,andthenfilterouttheinfluence.WeuseOSLmethodstoregresstheinfluenceonrealeconomicalgrowthandtaxationstructure,burden.Taxationstructurehavefewinfluenceoneconomicalgrowth,elasticitycoefficientis0.6%;Taxburdenhavemoreinfluenceoneconomicalgrowth,elasticitycoefficientis3.866%.Inthispaper,wealsopointouttheinfluenceoftaxoneconomicalgrowthisweakennow.Thereformoftaxisveryneeded.Keywords:economicalgrowth;taxationstructure;taxburden一、引言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各项改革措施纷纷出台，既有宏观层面的也有微观层面的，如财政及货币政策改革，减少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规制，广泛的实行公司化改造，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等。其中，税收制度在1984年和1994年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两次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改革。尤其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所得税、流转税、地方税、税收征管等一系列改革。实行了内外统一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统一并规范了各类所得税，简化了税种、扩宽了税基，建立了较为规范的所得税制度；开征了一些地方税种，2扩充了地方税源；改革了税收征管制度，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组织收入的积极性，有力的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通过这次改革，我国税收事业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收入总额从1994年的5080.2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5718亿元，年均增长18.2%，增长了近5倍。同时，宏观经济运行平稳，年均以8%左右的速度增长，与1994年前相比，经济波动幅度明显变小（1994年前GDP增长率最高时达到15.2%，最低时仅有3.8%）。那么，税收是否对经济增长率平稳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GDP增长率与税收结构和税收负担是否具有关系？如果有，税收负担和税收结构哪一个对真实GDP增长有更潜在的冲击？现有国内一些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了税制结构与税收负担研究上，将经济增长因素引入这两者关系的研究还很少，国内可以查阅到的文献并不多，如马拴友（2001，2002），魏润水（2003），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课题组（2004），王亮（2004）等。国外将这三者联系的实证研究比较多，基本确定了税收负担和经济增长率的负相关关系，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不很明确的相关关系，如EngenandSkinner(1996),TanziandZee(1997),BransonandLovell(2001)。结合以上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4年的经济和税收数据，就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有关经济增长率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分析基础。这个基础包含两个步骤。首先使用线性规划技术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第二采用OSL方法回归排除掉非税因素的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运用78—2004年的中国经济数据，对模型做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简要结论。二、理论分析评价一国的经济是否持续、稳定的增长，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索罗(Solow,1956)经济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一国的真实GDP增长率或者说产出是3由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如下式：YPLLKKGGGG（1）其中YG是真实GDP增长率，PG代表技术水平增长率，LG和KG是输入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率，L和K分别代表GDP关于劳动力和资本的产出弹性或者说产出贡献。由于一国的税收政策会对PG、LG、KG、L、K均产生影响，如税收政策的差异，会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影响到资本和劳动力在该国的投入；税收政策可能影响到资本和劳动力的分配，从而影响到两者的产出弹性；税收政策对研发项目的优惠，会鼓励研发活动，提高技术水平。所以，税收政策可以通过这五个要素，间接的影响到经济增长率YG。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用税收的单位产出表示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度。用/ttYD表示第t年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用/ttYI表示第t年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度，其中tY为当年GDP值，tD和tI分别为当年直接税收入和间接税收入。需要注意的是，/ttYD和/ttYI的倒数分别就代表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税收负担，这样表示也间接体现了税收负担[/]BDIY和税收结构[////]DIYIYD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写公式（1），如下：/,/tYttttGfYDYI（2）公式（2）间接的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角度表明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很多的，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税收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为了完善公式（2），这里用一个非税向量12,....nZZZZ表示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其中12,.....nZZZ分别代表其他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重写公式（2）/,/,tYttttGfYDYIZ（3）虽然在公式（3）中将影响经济增长的非税因素考虑进来，但在实证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非税向量Z难于量化。如果忽视向量Z，使其成为缺省变量，4只要Z中的任何元素与/ttYD和/ttYI中的任何一个相关，估计结果将是有偏的和不一致的，所以需要首先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项困难的工作，这里采用BransonandLovell(2001)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线性规划模型量化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tYG、tY、tD、tI（1,2,....tiT），对于每一年来说非税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设变量12,,....iT为非税环境在第i年以及其他T个年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是寻求与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tYG相应的最小或最大的/ttYD和/ttYI或者说最大或最小直接税与间接税负担的倒数。那么，/iiiYD和/iiiYI则表明了第i年在非税环境i的影响下，直接税与间接税对产出的贡献。设定0,1i，在观察到的经济增长率下，较重的税收负担或者说较小的/iiYD和/iiYI，i应趋于1，也就是说在第i年的经济增长率下，在较重的税收负担下，非税环境将发挥更多的作用，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贡献。反之，在较轻的税收负担或较大的/iiYD和/iiYI，i应趋于0，非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弱。因此，可以将i作为非税环境的一个年度代理变量。线性规划的目标函数最小或最大的/ttYD和/ttYI同样可以转换为求解最大或最小的i，同时12,....T在规划中又为决策变量，对于每一年来说共有T+1个决策变量，设定规划如下：.min（4）subjectto//itittYDYD//itittYIYIttiYYtGG0t1,2,....tiT1tt上面这个线性规划共有T+4个约束条件，可以满足求解要求，对于T年的每一年可以求解一个i值，同时求解出12,....T。开始的两个限制需要在年“i”5增加的税收负担不超过其他年份税收负担的线性组合，第三个限制需要在年“i”的经济增长率不超过其他年份经济增长率的线性组合，也就是保证了i值在可行域之内，最后的约束条件保证了12,....T的非负性和以及线性组合为凸函数。通过这样的线性规划可以将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i替代，我们建立这个规划的目的是需要在公式（4）中使非税向量Z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以量化，既然i可以作为非税向量Z的代理变量，对公式（3）做两个修正。首先，用税收负担/tttBDIY和税制结构/ttMDI替代/tYD和/tYI，这个转换并不会产生信息损失；第二，用计算出的t作为每一年非税因素Z的代理变量，这两个修正产生了可以估计的表达式,;ttttYGfBM。因为求解i规划的目标函数实际是与经济增长率相应的最小或最大税收负担，当转而用i既作为目标函数又作为决策函数，实际上提供了一个经济表现信号，提供了在这样的非税环境下各年份所达到的经济增长率税收负担的大小，所以可以用/ttB修正tB，使tB对经济增长的真实影响反映出来，简化上式/,ttttYGgBM，并限制非税影响1t。/,ttttYGgBM采用对数形式重写，有：0lnln/lntttYBMGBM（5）则经济增长关于修正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的弹性分别为B和M，通过比较这两个弹性可以看出在排除掉非税变量的影响之后，修正后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方向，同时还可以看出影响大小。三、实证检验在这一部分，通过运用中国1978—2004年数据，采用两阶段分析框架，进行实证检验。目的是确定一个与经济增长最大化相应的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从78——2004年的观察数据来看，经济增长率在1994年前波动比较大，最高时达到15.2%，最低时达到3.8%；税制结构的主要转变出现在了1983年，从19786年到1982年间接税收入平均是直接税收入的8倍多，1983年通过两步利改税，所得税制度得以重新建立起来，从1983年至今，间接税收入基本维持在直接税收入的2倍左右；税收负担则呈现W型，从1978年开始逐渐升高，到1985年达到最高19.03%，1985年之后又开始回落一直持续到96年左右，从1996年开始税收负担再一次上升，到2004年达到18.8%。如表1和图1所示所示：表1：1978—2004年经济增长率税收负担、税制结构表（%）年份经济增长率GY税收负担B=（D+I）/Y税制结构M=（D/I）年份经济增长率GY税收负担B=（D+I）/Y税制结构M=（D/I）197811.712.749113.9096199214.210.814141.49319797.611.938710.817199313.510.958228.953119807.811.295110.166199412.610.813723.95319815.211.25319.2265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