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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赋税史新疆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学院杜树章先秦时期的财政三皇五帝黄帝统一各部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禅让与夏王朝的建立中国有出土文物做证据的文明史大概3700年左右，有据可查的历史（即所谓信史）只有大概2900左右年。除了《尚书》、《左传》、《史记》、《竹书纪年》等后人记裁的文献外，几乎没有住何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夏”代王朝的存在；没有挖掘出任何“夏”代的都城遗址；没有出土任何“夏”代文字或“夏”人自我刻划的陶片；除零星铜器外，没有发现任何“夏”代青铜作坊遗址。“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仍不能确定在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50）以前是否有一个成熟的夏王朝存在”——剑桥中国史。“夏商周断代工程”——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蒋祖棣非信史时代一、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嫡（正妻）长子继承制•“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贵妾）不以长。”•大宗与小宗分封制：封邦建国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确立天子诸侯君臣之分•逐级层层分封——“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二宗”•天子的权利与诸侯的义务宗族中分为大宗和小宗。周王自称天子，称为天下的大宗。天子的除嫡长子以外的其他儿子被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封国内却是大宗。诸侯的其它儿子被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而言是小宗，但在他的采邑内却是大宗。从卿大夫到士也是如此。周公制礼周公摄政武王灭商后第二年死，其子成王年幼，于是周公代行朝政。周公执政期间，参与了周初政权建设，制定了封建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汉伏胜《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分封制周王将土地和人口分配给周王的兄弟、亲戚及有功之臣。其特征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姬姓为核心，建立了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这是一套上自周天子下至士的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从而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的加强了周王室对全国的控制。“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封邦建国，受民授疆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效》“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封国与周天子的关系封国必须承认周天子是它们的共主。诸侯国有相对的独立性。其职位一般世代相传，在封国可以独立行使行政权。天子分封诸侯，诸侯也同样向下分封。诸侯将土地和人口分给卿大夫，称“采邑”，卿大夫再封给士。士是贵族的最低层。父大宗（嫡长子）小宗（非嫡长子）大宗小宗大宗小宗周天子齐（诸侯）楚（诸侯）晋（诸侯）卿大夫卿大夫卿大夫卿大夫士平民二、财政收入土地所有权的层级分割，对于土地的完整的私人所有权并不存在，所以土地不可以作为私有财产来买卖，即“田里不鬻”因此，三代时土地买卖的现象是没有的。夏、商、西周三代的赋役，直接与井田制相关。一般认为，三代的田赋制度分别实行贡、助、彻。三代的井田制，具有劳役地租制的性质，农奴除了向领主交纳贡、助、彻形式的地租及提供其他各种贡赋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徭役，即对劳动人身的强制性课征。徭役包括力役、兵役和杂役。工商杂税产生于周代，主要包括关市税和山泽税。商周实行的是以“分封”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制度，“天子”把土地分给宗室和功臣，由他们在其封地上实行治理。但在名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天子，王室的收入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形式间接缴纳。所谓“贡、助、彻，”实际上是封建领主和臣属向天子缴纳的土地使用费（租金）。周朝时仍实行井田制，奴隶共同耕作井田之中的公田，以此作为给领主的贡纳。进入周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多，各级封建领主势力逐渐增强，天子对他们的控制力日益减弱，诸侯争霸，扩展领土，同时也不愿意继续称臣纳贡。国家维持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的规则“礼”，已不能约束诸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与此同时所谓“天子所有制”的土地制度也就形同虚文。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向拥有土地的领主和自由民征税。也就是越过间接管制的方法，承认土地私有，国君开始直接向全民征税。《左传》：“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以丰财也。”《公羊传》：“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谷梁传》：“初税亩，非正也。古者300步为里，名曰井田，900亩，公田居一。······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初税亩”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承认了私有财产，更在于通过承认私有财产，承认了人的自由权，从而使普通百姓，彻底摆脱了对氏族部落、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成为自由民。百姓由纳“贡”到缴“税”，在法理上是由交纳土地使用费（租金）到缴纳土地税的本质改变。交纳土地使用费的依据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天子”；而缴纳土地税的依据在于虽然你是土地的所有者，但享受了国家提供的服务（例如保护私有财产），因此你须向服务付费。在政治上前者是一种依附关系，并不平等；而后者是一种交换关系，交换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三、财政支出（一）祭祀支出（二）王室支出（三）军事支出（四）俸禄支出四、财政的特点（一）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奴隶创造的农业和畜牧业收入（二）财政征收形式是租税合一，以实物交纳。（三）分田制禄，井田制赋。（四）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不分（五）“量入为出”的财政管理原则第二章秦至清代（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赋税的本质第一节中国秦代至清代的基本社会形态一、中国秦代至清代并非是封建社会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最大“冤假错案”。从秦始皇到清宣统，明明两千年的专制王朝，硬被张冠李戴地定性为封建社会，致使天下以讹传讹，谬误流行至今。其结果,由于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了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由此出发,史学界长期探讨的“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都缺乏议论得以健康展开所必要的严密的概念坐标系。何谓封建？由《大英百科全书》可知，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7世纪，用于描述中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各种著作和研究中，这个词的含义不尽相同，最宽泛的定义涵盖了西欧中世纪全部的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而最狭义的用法仅指具有贵族身份的封君（Lords）和封臣（Vas－sals)之间的契约关系。定义无论宽窄，封君和封臣的契约关系为封建社会所特有，是封建社会的实质。封君赐予封臣一份领地或采邑，为封臣提供保护；作为交换，封臣宣誓对领主的忠诚，以及承诺进贡、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享有较为完整的治理权或统治权，主要包括司法、财政和军权。这是区分封建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的关键。在中文文献中，“封建”一词经常被简化地拆解为封土建国或封爵建藩，建国或建藩准确地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实质——政权的逐级承包。西欧历史上大致有国王—诸侯—骑士的三级承包，日本为幕府—大名—武士，而中国的西周则是周天子—诸侯—大夫三个等级。下级封臣均拥有治理权，诸侯、大夫等封臣不仅形同而且基本上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国王。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废封建，立郡县”，由皇帝直接派出郡守，通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网系，统治幅员辽阔的大帝国。虽然郡守、县令在辖区内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却与昔日之诸侯不可同日而语，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来源，以及由来源决定的权力性质。官员经皇帝授权进行统治，而诸侯则以承担义务换取治理权，前者为上下级的单向命令关系，而后者为双向的契约关系。封建社会中的国王得到封臣的忠诚和义务承诺的同时，必须尊重和保护封臣的权利，如果国王破坏契约，侵犯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手段反抗（大宪章）。专制主义的皇帝则待官员如奴隶，所谓“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官员不但没有自主的治理权，甚至丧失了生命的权利。简言之，官员的权力是皇帝给的，封臣的权力来自契约保障的权利。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清初的三藩之乱也是如此结局。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从秦到清的两千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同学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瞿同祖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所谓的“历史铁律”的盲目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适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封建考论》，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惟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秦晖、李玮光等称之为“皇权专制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第二节中国皇权专制社会法权的基本特征法权字面上可理解为法定之权的缩写。一、皇权至高无上严复：中国的皇权和代表皇权的各级官吏,都是身兼天、地、君、亲、师、兵、刑、经济、工程、教育、宗教、伦理等等一切国家和社会事物的统辖权。而民众“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刘泽华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