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

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目录前言……………………………………………………………(1)第一章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端………………………………(1)第一节16—18世纪耶稣会士与西方汉学初创…………(1)第二节美国传教士东来及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介……(16)第三节美国传教士中国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29)第二章专业化中国史研究的逐步形成……………………(43)第一节外交史学的兴起…………………………………(43)第二节从太平洋关系学会到远东协会的建立…………(55)第三节费正清与美国中国史研究新局面的开创………(68)第四节拉铁摩尔的中国史研究…………………………(82)第三章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曲折发展………………………(97)第一节麦卡锡主义及其影响……………………………(97)第二节费正清与哈佛学派的崛起………………………(107)第三节两极理论下的美国中国史研究…………………(122)第四章关于“毛主义”的争论………………………………(148)第一节美国记者与红色中国的报道……………………(148)第二节关于“毛主义”的争论……………………………(163)第三节关于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及其思考……………(179)第五章超越传统与现代性…………………………………(192)第一节“中国中心观”兴起的历史背景…………………(193)第二节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结合………………(205)第三节地方史研究浪潮…………………………………(224)第四节超越传统与现代性………………………………(238)第六章中国史研究在几个重要领域的新进展……………(257)第一节在国家与地方之间一一“地方精英”研究………(257)第二节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一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问题的探讨…(274)第三节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和“规范认识危机”论……………………(292)第四节新文化史研究与后现代取向……………………(308)代结语关于“中心史观”的再思考…………………………(327)主要参考文献…………………………………………………(332)后记……………………………………………(345)前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意图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陈述、分析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演变。为什么不冠之为“汉学史”或“中国学史”?这还得从“汉学”和“中国学”的概念说起。学术界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Sinology”这一译名，以及“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种看法：一是将“汉学”等同于“中国学”；二是认为“汉学”与“中国学”虽都指海外的中国研究，但所指的时期和包含的内容各不相同；三是反对译成“汉学”，一律改称“中国学”。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习惯于把海外对中国的研究称为“汉学”，并将“汉学”与“中国学”等同起来。王景伦在《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中就如是说：“汉学(Sinology)亦称中国学(ChinaStudy)，作为外国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最初是在英国发展兴起的，二战后，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美国遂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中心。”①显然，王景伦所称的国外汉学研究最初兴起于英国的判断是一种误读，它至少忽视了传教时期意萄法籍传教士对海外中国研究所做的贡献，但他所提出的“汉学即中国学”的主张，却是许多学者所认同的。在他们看来，汉学作为国外系统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哲学、宗教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一一美国的中国观》，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诸方面”的学问，作为“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称之为“中国学”(thcChineseStudies)①。应强调的是，在主张“汉学即中国学”的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海外中国研究内容的历史演变。他们在肯定“汉学”与“中国学”两概念同一性的前提下，对两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适用性，作了区分。他们一般把二战前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称之为“汉学”，认为那时汉学家们的研究是以古典时代的内容为主要对象，探讨的范围集中于语言、历史、文化等人文学科，其研究具有描述性、资料性、工具性。二战爆发后，由于中国成为主要战场，古典内容的研究变得很不适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的需要，由此对现实中国的研究成为关注的重点，域外“汉学”研究也因此演变为“中国学”研究。就美国的中国研究来说，他们虽然认为“‘汉学’应该是所有有关中国的学问”，但却主张把二战后美国的汉学研究称之为“中国学”。他们的理由是美国的汉学研究已逐渐向以地区研究(TheRcRionalStudies)为特征的中国研究转变，其标志是“注重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相互关系，而对中国古代文明只做背景的介绍”②。为了进一步区别两个不同时期中国研究的特点，有些学者便将二战前的中国研究称之为“传统汉学”，战后的中国研究则名之为“现代中国学”(theContemporaryStudies)。这一观点，与日本学者福井文雅基本一致。福井文雅在《欧美的道教研究》中指出：“汉学在传统上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所以在研究历史较短的美国似乎感到Sinology一词有点过时的味道，一般称之为ChineseStudies(中国研究)。”③_________________①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持类似观点的学者还有很多，如卢敦基称：“汉学，国外又称中国学”(《翘首以待“汉学史”》，载《中国出版》1991年第3期)。②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③[日]福井文雅：《欧美的道教研究》，见[日]福井康顺：《道教》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一些学者还就将海外的中国研究概称为“汉学”的观点提出了异疑。他们认为，简单地把“Sinology'’翻译为“汉学”是片面的。因为：(一)汉学”本来指汉代的训诂之学，又称“朴学”，用它来指代中国研究，易生混淆；(二)中国研究的对象现扩展到中国的各个方面，远非“汉族的”一词可涵盖，“有许多问题根本与‘汉或非汉’的问题无关”；(三)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把对中国研究的中国学说成是“汉学”，显然不妥；(四)“汉学”这一名称时代感不足，不能把当今世界对现代中国研究这一主题包括进去。总之，学术界必须“把Sinology的中译名订正为‘中国学”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孙越生、李明德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编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由上可见，学术界在“汉学”、“中国学”与国外中国研究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颇多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还会继续下去。但是，这些分歧只是概念定义上的差异，作为“汉学”、“中国学”的研究仍照样发展下去。事实上，国外“汉学”抑或“中国学”本身并无后来学术界所认定的藩篱。因为任何概念的抽象都后于事实，只能概括现象的主要和基本特征，不可能涵盖一切方面，所以，从历史的角度看，以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虽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但还不如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这就是说，在学术界尚未取得共识前，将“汉学”、“中国学”，或以前后两个阶段来表述国外中国问题研究，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里，有必要阐述一下著者对此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汉学”只把中国研究的范围限制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层面上，它不能包括中国其他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如蒙古学、藏学、满学等)；而学界所称的“中国学”虽侧重于当代和现实问题，但却能将中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都纳入进去。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国外的中国研究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与原有的汉学传统有着重大的差异。不仅中国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等以往汉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且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人口、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情况，都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再将这种研究视为旧有汉学的扩大与延续，似乎缺乏学理上的根据。鉴于此，著者认为，作为一种学术的历史现象将古典形态的中国研究(限于对汉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称之为“传统汉学”未尝不可(本著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汉学”这一概念的)，但将所有的中国研究名之为“汉学”似为不当，因为汉学研究仅仅是所有中国研究的一部分。那么，本著为什么不冠之以“美国中国学史”?这里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学”的概念太大，而且也不能准确地表述本著所要论述的内容。“汉学”也好，“中国学”也好，指的都是中国研究。但这并非是一门由单一学科领域构成的学问，而是由许多不同专业领域组成的多门学问的大拼盘，它们之间惟一的共同点是研究的对象与中国有关。因此，“中国学”与“东方学”、“印度学”、“埃及学”一样，它的特殊性不是体现在研究的方法与手段上，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而国外的中国研究，虽然有跨学科的性质，但绝大多数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专业领域。这就是说，我们不仅不能把国外中国研究中的某一学科(如历史学)的研究泛称为“汉学”或“中国学”，而且还必须首先做到对这些成果的分学科研究。在这方面，考察他们对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是一个有文字历史的国家，而传统的中国研究大多是以“文字文化”或“精英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正是这种从“文字文化”所得出的结论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促进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推动着国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从美国中国研究的形成、发展史来看，无论是传教士、商人、外交家，还是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历史的体识构成了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著致力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历史考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起步于鸦片战争后，远远落后于当时的欧洲，但自二次大战后，逐渐取代日本和欧洲，成为海外中国问题研究的重镇。自那时起，美国出现了一大批引领时潮的学术人物，推出了一本又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他们对中国明清以来历史的研究，在海外中国史学界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对这些成果的回顾、梳理及其评介，已越来越受到国内外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就美国中国史学界而言，柯文(PaulA．Cohen)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便是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一个回顾和总结。此外，黄宗智、刘广京等学者也分别撰文对战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现状作了简要的评述。①但总体而论，他们的研究，仅仅局限于对20世纪80年代前研究情况的初步爬梳和整理。而且，柯文本人的目的主要还在于想借此书来阐述当时风行美国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中国中心观”。此著反映的是一个美国学者的观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如黄宗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兼及明清史)的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9期；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阿里夫．德立克：《评美国的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载《国外近代史研究》第10辑)等。国内最早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著作是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该著共7章计169页，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出版。在篇幅占全书近一半的第7章中，莫东寅对鸦片战争后各国汉学研究情况分国别作了论述，其中有对美国汉学研究的介绍。该书虽然有许多内容直接借用了日本学者石田斡之助所著的《欧美对中国的研究》(日文，1942年创元社刊行)，但它在介绍和宣传海外中国研究方面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抹杀。1949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和研究较为沉寂。即使有少量的介绍(如翻译出版的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主要也是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国内史学界日益重视海外尤其是美国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许多学术杂志腾出一定篇幅介绍美国同行的研究动态，几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著述，从而使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得以较为广泛地进入了中国史家的视野。海外学者有关各种研究模式的争论也成为部分学者的讨论话题。尤其是译丛的出版对于促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