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综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综述摘要：国内学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方面有三种出场路径：一是针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个案研究；二是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探讨；三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本身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存在着难以遮蔽的理论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整体性”①研究出现真空；中共领袖人物“个案式研究”存在重复研究的失衡和寻章摘句式研究的偏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基本内容的系统概括存在“空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之间渊源关系难以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发展历程的划分存在着“简化理解”和“浅尝辄止”的理论局限。未来学界应有针对性地破解上述理论困境。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出场路径；理论困境；创新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5-0084-06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丰硕的。学界对此的探究，虽出场路径殊异，但又最终同归，均是围绕同一个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展开。虽然这种多路径的探究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探究背后亦潜蕴着无法掩蔽的理论困境。审视当前学界在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寻绎破解困境的理论蹊路，将成为学界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关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的三种出场路径1.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个案研究。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个案研究，即是指学界立足改革开放以来四位中共领袖人物（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独立个人”身份，对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首先，关于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学界研究主要涉及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和价值意义等方面。对于“理论来源”的认识，论者普遍认为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有深广的理论来源，其产生形成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生态智慧的广泛吸收和借鉴。[1]有关“主要内容”，综合学界研究可以大体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提倡全民植树造林，改善环境。[2]二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使生态环境治理步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轨道。[3]三是以科学技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4]四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发展。[5]此外，还有不少学者以“价值意义”为研究视角指出，在理论层面，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继承了马恩的生态文明观，发展了毛泽东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6]其次，关于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研究者指出，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丰厚意涵集中体现在五个层面，即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7]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8]要着重解决危害群众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9]要注重用科技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10]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具有全球观念和世界眼光，要加强国际协作，共建生态文明。[11]也有学者以时代背景为探讨切入点指出，江泽民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首先，20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其次，资源环境瓶颈日益凸显，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协调发展。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泽民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发展道路的观点。[12]再次，关于胡锦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有研究者立足胡锦涛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探索，从四个方面对胡锦涛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即在文明形态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这种目标的内在要求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13]在社会构建上，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以此为目标不断探索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路径，以实现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重任。[14]在发展理念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胡锦涛多次强调要把科学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第一要务，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5]在具体经济发展模式上，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以促进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16]最后，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研究。诸多论者主要是立足四重视角进行了相关阐发：“关系”视角，促进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二维关系和谐。“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习近平认为，我们务必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抓紧偿还生态欠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关系，实现二维关系的和谐发展，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17]“民生”视角，普惠民生生态福祉。事实业已表明，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生态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百姓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问题。为此，习近平特别强调，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着力解决损害百姓身心健康的环境问题；[18]“发展”视角，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曾多次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同时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9]“对策”视角，生态制度和生态红线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建立严格的制度体系和划定生态红线是把生态文明理念落到实处的可靠保障。[20]2.以（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探讨。当前学界有些研究者把（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视作一个宏观整体去探讨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体而言，这种探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首先，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研究。概括言之，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代表性的逻辑理路：理路之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21]所以有一部分研究者以具体直观的“时间轴”为研究主线去考察（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关于此“历程”的阶段划定，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是“三阶段说”。此“说”认为新时期（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历程可划分为：形成阶段（1978-1992），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逐步完善阶段（1992-2002），此阶段明确提出并完善可持续发展战略；进一步升华阶段，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2]同是“三阶段说”，研究者们也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姜惠允就把此历程划分为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23]两种“三阶段说”虽然表达形式上略有差异，但所论述的内容实质上相同。其次是“四阶段说”。石萌把新时期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演进划分为逐步酝酿阶段（1978-1992）、系统发展阶段（1992-2002）、明确深化阶段（2002-2012）和完善阶段（2013年以来）。[24]理路之二，这是当前学界最为盛行的“历程”考察模式，即绝大部分研究者按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作为历史节点进行历程阶段的划分，譬如研究者李娟、刘振清、胡洪彬以及王连芳等便是遵照这种分期模式，把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不同任期相匹配。其次，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研究。专门针对“基本内容”的研究，目前学界的相关成果较为鲜见。黄娟等认为生态建设思想的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为此她们立足不同的阶段分野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进行了相关解读。诸如，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等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可持续发展观、人口资源环境观、生态与经济协调观等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体现；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以生态文明战略观、生态以人为本观、生态文明教育观等理念全方位地充实了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内容体系。[25]另外，张明指出，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主要是围绕如何保护自然生态和怎样保护自然生态两大核心命题展开，具体内容由“生态文明价值论”“生态文明保护论”“生态文明发展论”等三部分组成。[26]还有研究者，以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论断为切入点指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理应包含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生态社会四个方面。[27]再次，关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基础研究。对此方面的研究，学界观点大致趋同，很多研究者认为这种“形成基础”主要包含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两个层面内容。就时代背景而言，荣开明的三个“紧迫需要”说是典型代表，即是破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的诸多难题的紧迫需要，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紧迫需要，是我国跨越式进入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并驾齐驱新阶段的紧迫需要。[28]就思想基础而言，学者们大多认为其主要有两重逻辑构成，一是本土民族文化基因的承扬，二是国际理论元素的借鉴。如，以刘振清、巴志鹏等为代表的学者指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思想的扬弃，也源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发展。[21]此外，刘振清还提及，国际的理论元素借鉴不只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还包括当代西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论。[29]可以说，很多学者在谈及此思想基础时，两重逻辑构成一般会同时出场，但是也有学者选择其一进行深耕厘述。孙金华认为，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由此，她立足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和唯物史观四个层面对此“思想基础”进行了力透纸背的确证。[30]牛文浩则相反，他仅仅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畛域透视其中内蕴的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通过对儒、道、佛三家文化中蕴储的生态因子的掘发，使中华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作为“思想基础”的地位得到充分显扬。[31]3.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备受理论界青睐的学术选题。对此选题，学者们主要是聚焦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探论。首先，“地位与作用”维度。吴瑾菁等认为，“五位一体”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则是构成这个大系统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事业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或不足都会引致其他建设事业的失败，进而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失败。所以，为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以成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中，务必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整体推进、协调发展。[32]杨高等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五大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殊异，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33]范松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布局由“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进而到“五位一体”，这种演进发展，不仅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在不断深化，而且也有力彰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另外，他还强调要立足人民福祉、民族未来、全球生态安全以及“五位一体”的关联等视角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34]其次，“重要意义”维度。有研究者立足良好生态环境的根本基础性地位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赵丽君等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归根究底就在于其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