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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刘姥姥分析读过《红楼梦》的人，都不会忘记刘姥姥这个人物。这个愚蠢中有精明，滑稽中有崇高，卑微中有人格，既能算计又重人情的上了年纪的老寡妇，在一代又一代的《红楼梦》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刘姥姥的性格核心及其多侧面表现刘姥姥的不会说话，表明了刘姥姥终究是个乡下的人，她具有乡下人的羞耻心，难以掩饰的情绪变化和由于没有文化，对上层社会不熟悉不了解而显得粗俗可笑。由此可以看出，刘姥姥而性格具有一些对立的侧面：由于是乡下来，她感到了自身的卑微，然而又有强烈的自尊心；有时妙言解颐，有时粗俗无知；有时诙谐善谑，有时愚蠢自负；既能舍着老脸到亲戚宋告贷，又能豁出一切报恩助人。这些不同的侧面，又统一在她的乡下人身份及企图改善这种身份的愿望这样一个核心。二刘姥姥对表现其他人物性格的作用曹雪芹用他的如椽大笔，塑造了刘姥姥这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不仅如此，在塑造刘姥姥这个人物的同时，作家还勾画出全书重要人物的一些性格侧面，使这些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复杂和立体化。关于贾宝玉，刘姥姥对此处的评价是：“这是那位小姐的绣房，这样精致？我就象到了天宫里的一样。”从房间的布置往往可以看出其主人的情趣爱好、思想性格，环境与人，总是相得益彰的。贾宝玉卧室的女性化特点，既反映了他对女性向往热爱的性格，也反映了其性格结构中的女性化倾向，揭示了他性格为什么有时很软弱的秘密。在与刘姥姥打交道的过程中，“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贾宝玉对天下女儿的痴爱又得到一次夸张的表现机会。这一切，都深化了贾宝玉的性格。至于贾母——这个贾府至高无上的老祖宗的形象，也是在对刘姥姥的描绘文字中得到重要的突出和补充的。贾母的迷信、贾母的惜老怜贫、贾母的豁达大度、贾母对人性的谙识等等都通过这段文字表现出来。在引着刘姥姥逛大观园的全过程中，贾母虽然也参与了全府上下对刘姥姥的取笑逗乐，但总的来看，她是最能理解体会出刘姥姥喜中含悲心境的人。所以她总是及时地制止玩笑的过分发展，使其限制在无伤大雅、不过分伤害刘姥姥的自尊心的分寸内。刘姥姥借题发挥打板儿舒泄其不满，骂板儿：“下作黄子，没干没净的乱闹，倒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这表明刘姥姥对其自身的处境是很清醒的，其插科打浑。给人逗乐是不得已的。这时众人对此的反应是“忙劝解方罢”，而贾母却“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说道：‘这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就只细些。’”，倒是这位老太太明白刘姥姥的用意。她当然对此并不感到偷快，但是她理解、容忍了刘姥姥的这种行为，并用打岔的方式一带而过。多么熟谙人情世故，多么巧妙妥贴！贾母作为游园的中心人物，始终控制着大家的心情，调节着人群的气氛，使游园至少能维持住表面的欢笑热闹，证明了这位贾老太太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导演兼主演。而她对各种器物的丰富知识，对室内陈设的独到见解，对家庭规范的权达通变，表现了她胸中有大丘壑的本色。可以想象得到，她年轻时至少不在凤姐之下。当然，贾母接待刘姥姥，主要的是因为富贵得无聊，为了在穷人的羡慕中得到一种新鲜的满足与欢乐而已。平儿和鸳鸯，在接待刘姥姥这件事上也鲜明地表现了她们之间的差别。平儿从始到终对刘姥姥充满了体贴、同情、理解、从头一次的引见，到第二次分手送东西，都体现了这一点。而鸳鸯对双姥姥是前据而后恭，在据傲地伙同凤姐拿刘姥姥取笑之后，看到双姥姥借题发挥维护自尊的表现，使她开始尊敬这位可怜可悲的老人了。平儿和鸳鸯的这种不同，与她们在贾府的处境不同因两对人生的体验不同有很大关系。平儿处在贾琏之俗与凤姐之威中间，其左右为难的酸楚痛苦，使她对刘姥姥的心情有更深切的理解，表面是怜惜刘姥姥，其实又何尝不是自伤自怜呢？而鸳鸯作为贾母的亲信大丫鬟，众人都敬他三分，她的处境相对自由，她的性；格成分中也比别的丫头多了一点优越感和自尊心。她对刘姥姥前据，是鄙视其充当的角色，一旦发现刘姥姥也有强烈的自尊需要时，她马上变得后恭起来。这样，作者只用了很少的笔虽，就写活了两个看起来地位都差不多的大丫鬟。这里还应提及的是贵族小姐林黛玉，她对刘姥姥这个乡下老妇极为蔑视，喻其为“百兽率舞”中的“牛”和到处大吃大嚼的“母蝗虫”，表现了贵族出身小姐的偏见。这种描写，使读者看到林黛玉的弱点，从而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内涵。《红楼梦》的这种一笔多能的艺术技巧，丰富了我国小说艺术表现的手段，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三、刘姥姥对调节《红楼梦》艺术氛围的作用刘姥姥进荣国府，正是“乡下人进城”，必然表现出与城市生活的不相称，构成喜剧性的矛盾。她“少见多怪”对陌生的事物露出惊奇的眼光，处处呈现出借位无知、不相适应的可笑情态。看见墙上一只挂钟，她会呆想得出神：“这是什么爱物儿？有煞用呢了”挂钟一响，她会吓得一跳。她“觑着烟”将“软烟罗”看个不了，念佛说道：“我们想他做衣裳也不能，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她辨不出“茄胙”的味道，听了配制的法子，不禁摇头吐舌地惊喊起来：“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她见了黄杨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又惊又喜”，错把它当作黄松。她吧“省亲别墅”，认作“玉皇宝殿”，趴下就磕头。她带醉误撞入怡红院，把画上的美人认做真人，把穿衣镜里自己的人影认做亲家母，到处找不到门，把头碰得生痛。刘姥姥这些惊奇、张惶的情态，表明她与这个贵族大家庭里的一切存在着多么大的距离，又是多么格格不入。曹雪芹透过这种不相称、不谐调的喜剧冲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严重对立，揭露了贵族生活的铺张糜费，穷奢极欲。所以，刘姥姥为惊奇感虽可笑，但更可笑的是导致这种惊奇感的荣国府的腐朽生活。“乡里人进城”作为一组喜剧矛盾，其美学意义主要就在对城市生活的揭露上，以可笑的形式展现两种生活的对立。刘姥姥造为了攀亲戚、求接济而进荣国府的。所以，她不得不低首豪门，含羞忍辱，充当荣国府席上的“女篾片”,“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大家取个乐”，将她世故、俗滥的性格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凤姐横三竖四插了她满头花儿，把她打扮成个“老妖精”，她反得趣地说：“我虽老了，年轻时也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筵席一开始，她便站起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还故意“鼓着腮不语”逗得荣国府的人们捧腹喷饭、弯腰揉肠地大笑。凤姐有意捉弄她，给她一双沉沉的“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她面前，她又借机发唬逗乐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汆攘一个。”接着，便用筷子“满碗里闹了一阵”，出尽洋相。应当承认，刘姥姥的这些自我丑化的言行，都是一些喜剧性的笑料。唯其如此，它才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表现出了两个阶级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只为贫寒不拣行，富家趋入且逢迎”（戚序本第三十九回回前的总评），象刘姥姥这样一位贫苦的老人，为了生活，竟只有“舍着”“这副老脸”，充当人们取笑玩弄的对象，这是多么冷酷的现实，多么不平的世道！在刘姥姥可笑的作科打浑背后，深藏着可悲的内容，影现出了那些把她当作玩物的贵族太太、小姐们可耻可僧的丑恶面目。曹雪芹怀着同情、含着眼泪，嘲笑了刘姥姥世故、俗滥的性格面，而对那些把她当作玩物的人们，则作了愤怒的谴责。可见，在艺术构思上，曹雪芹是把刘姥姥作为一个喜剧形象来安排的。他将刘姥姥送进荣国府，从各个角度表现她与坏境的不相称，构成了多层次、多色彩的喜剧冲突。如果没有刘姥姥这一喜剧形象的安排，就断乎不会有如此强烈的喜剧效果和美学意义。对于这幕喜剧，我们笑过之后，如果仔细一想，又似乎感到并不可笑，甚至还能产生一种悲悯。的确，在这里，你既可以从“笑”的断面来看，也可以从“悲”的角度来看。那么究竟是应该“笑”好呢？还是应该“悲”？这好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正象我们弄不清：是这个贵族家庭愚弄了刘姥姥呢？还是“世情上经历过的”刘姥姥愚弄了这个贵族家庭？然而，伟大的艺术天才正藏在这里。曹雪芹常常在《红楼梦》里把“繁华”和“衰落”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常常把“笑”和“悲”结合在一起。正所谓“悲喜千般同幻泡”,在作家的笔下，“喜”和“悲”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渗透。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曹雪芹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善于把“悲剧”和“喜剧”交织在同一幅生活画面里的大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