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配置与种粮决策的影响

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配置与种粮决策的影响一、引言随着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xx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亿人，老龄化水平达到%，即将步入中度老龄社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预测，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及其占比不断下降，将分别从xx年的亿人和%下降到2035年的亿人和%，到2050年将进一步减少到亿人和56%。仅仅由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xx-2025年的经济增速平均每年将会放缓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也可能冲击中国粮食生产。根据xx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统计结果，中国农业人口老龄化水平已经超过40%，年龄为50～60岁的农业人口占比也超过30%。那么，如此严重的农业人口老龄化会对中国粮食生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就成为亟须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从他国的经验来看，农业人口老龄化已经严重冲击粮食生产。然而，对于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学界尚未形成一致观点。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仅考虑农村人口老龄化，较少讨论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包括研究讨论的均是农村人口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并未探讨农业人口老龄化的作用，其中还必须考虑农户劳动力配置的自选择问题。第二，仅讨论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直接影响，忽视了农地抛荒和农地流转的潜在影响。农地抛荒会直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农地流转则可能在市场化进程中出现流转农地的“非粮化”问题。为此，本文将利用xx年、xx年、xx年和xx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一方面考察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配置的影响及其可能诱发的农地“非粮化”，另一方面在考虑农户劳动力配置自选择问题的前提下，探讨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户种粮决策的影响及其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出发，系统揭示农户要素配置和种粮决策的转变。显然，在农业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只有搞清楚农业要素配置逻辑的转变及由此带来的种植行为的转变，才能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举措来缓解农业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农地“非粮化”危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二、分析框架为实现家庭劳动力配置的收益最大化，农户既需要在农业与非农产业间进行劳动力再配置，也需要在利益最大化目标下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即，探讨农业人口老龄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就是基于老龄化背景下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力的再配置情况，进一步明确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业要素配置的影响，以及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变化所造成的农民家庭种植决策调整。一方面，农业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农业生产中家庭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假定农户经营全部承包地，那么，以劳动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人会将优质劳动力优先投入非农部门（非农部门普遍劳动生产率较高）。另一方面，在老年人口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劳动完成农事生产时，他们会采用替代性生产要素。实际上，在研究中，农村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抵消了。如果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替代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劳动投入，那么，农业人口老龄化并不会严重影响粮食生产。但问题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价格逐年上涨，且农地配置还要考虑交易所带来的潜在价值。这就意味着，在探讨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时，必须将替代性要素的成本和经营农地的机会成本考虑进来。1.农业人口老龄化影响粮食生产的农地配置逻辑。农业人口老龄化加剧了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如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价格较低，那么，农户就存在自营农地并种植机械化率更高的粮食作物以实现务农成本最小化的可能。相反，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的上涨，自营农地的成本将大幅提高。此时，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将促使农户放弃部分农地（包括农地抛荒和农地转出两种形式）。考虑到正在发生的农地流转市场化趋势，农业人口老龄化所诱发的农地抛荒和农地转出势必会加剧农地“非粮化”。由此可知，农业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直接影响农户的种植行为选择，还会在诱发农地再配置的过程中导致农地“非粮化”。2.农业人口老龄化影响粮食生产的劳动力配置逻辑。农业人口老龄化虽然会通过强化农业劳动力约束，促使农户参与农业分工，并增加粮食生产，但采纳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前提是经营农地的劳动需求超过了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随着农业人口老龄化带来农户自营农地规模缩小情况的出现，老年人口可能会减少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采用，并在种植经济作物与种植粮食作物之间做出平衡，以实现粮食自给和经济作物产品自给，从而可能造成粮食播种面积占比下降。三、数据、变量与模型选择（一）数据来源本文采用了xx年、xx年、xx年和xx年的第三轮至第六轮调查数据开展研究。考虑到本文要考察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故保留了仍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样本。由于各年度获得的样本量存在差异，故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构成了非平衡面板数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农地抛荒变量从xx年开始才被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包含在内，故后文估计中会出现样本量变化的情况。此外，部分因变量和核心自变量数据在样本中也存在缺失，故相关估计也会存在样本量不一致的情形。具体而言，历年的农户样本调查范围均涉及全国29个省份；xx年、xx年、xx年和xx年受调查地级市数量分别为167个、171个、175个和145个，受调查县（市、区）数量分别为326个、330个、327个和245个，受调查村庄数量分别为955个、1078个、1054个和816个，受调查农户数量分别为6578户、10740户、10408户和7013户。（二）变量选择与说明第一，因变量。首先，本文选取了农地抛荒和是否转出农地这两类指标来反映农户的农地配置行为。其中，农地抛荒由两个虚拟变量——抛荒部分农地和抛荒全部农地共同刻画；是否转出农地采取转出农地与否的虚拟变量来刻画，无论流转类型是市场化或人格化，只要转出农地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次，本文选择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和粮食播种面积共同刻画粮食生产。最后，在机制检验部分和进一步分析中，还将讨论农业人口老龄化是否会促使农户采纳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否诱发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化以及是否导致农户农业生产目标发生改变。对于农户采纳农业社会化服务状况，参照xx的做法，采用整地、播种和收割3个劳动密集型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状况进行表征。参考xx的做法，采用农地流转对象、农地流转合同、农地转出租金来反映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对于农户的农业生产目标，采用农产品出售情况作为衡量指标。如果农民家庭出售农产品，那么，其农业生产具有营利性动机；如果不出售农产品，则意味着其大概率是以农产品自给为农业生产目标。第二，主要自变量。本文的主要自变量为农业人口老龄化，反映的是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年龄分布状况。尽管采用老年劳动力虚拟变量（即按照老年劳动力占比是否大于均值进行赋值）的衡量方法，但家庭真实的老年人口占比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并且，采用虚拟变量处理可能会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的部分重要信息遗失。鉴于此，本文采用农民家庭中务农的老年人口占务农总人口的比例来反映农业人口老龄化水平，而非采用虚拟变量的衡量方式。其中，老年人口是指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人口，且男性与女性的老龄化标准并无差异。在进一步分析中，还将讨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对农业人口老龄化的调节效应。具体而言，村庄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被用来衡量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状况。前者采用村庄层面在整地、播种和收割3个环节采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地面积占比的均值来加以衡量，后者采用上述3个环节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平均价格来加以衡量。第三，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户主性别、家庭党员占比、家庭抚养率、家庭成员受教育状况、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是否拥有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家庭是否拥有牲畜、家庭是否拥有农业机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人均周工作时间和家庭从事雇佣劳动人口占比等控制变量。这些变量既对农业人口老龄化具有影响，也可能影响农户的生产决策。（三）模型选择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依次估计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户农地配置行为的影响、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户粮食生产的影响，以及从农作物播种面积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采纳方面考察农业人口老龄化何以影响农户种植行为。具体工具变量为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即家庭成员中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四、实证结果分析（一）农业人口老龄化与农户农地配置决策研究结果显示，农业人口老龄化使得农户缩小了农地经营规模。具体而言，农业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了农户抛荒农地和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实际上，农地抛荒和农地转出均为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二）农业人口老龄化与农户种粮决策研究结果显示，农业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同时，农业人口老龄化显著降低了粮食播种面积。（三）机制检验：农业人口老龄化何以影响农户种植行为机制检验表明，农业人口老龄化显著减少了农作物播种面积。而且，农业人口老龄化也显著降低了农户在整地和收割两个劳动密集型环节采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可能性。（四）进一步分析1.农业人口老龄化、农地流转市场化与流转农地“非粮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流转对象、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转出租金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农民家庭中务农的老年人口比例变化不会直接影响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即农业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农户所进行农地流转的市场化程度与市场整体水平一致。随着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流转农地“非粮化”概率显著提升。2.农业人口老龄化与农户的农业生产目标。农业人口老龄化会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农产品出售。这意味着，随着农业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目标不再以出售农产品为主。3.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对农业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农户种粮决策的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确实有助于缓解农业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农地“非粮化”。然而，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上涨加剧了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非粮化”的诱发作用，且对粮食播种面积的负向作用尤为明显。五、结论与启示本文研究发现，农业人口老龄化提高了农户退出农业生产的可能性，并以农地抛荒和农地转出为主要实现途径——前者降低了粮食播种面积，后者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过程中提高了流转农地“非粮化”的概率。进一步证据显示，农业人口老龄化降低了农户的粮食播种面积占比和粮食种植规模。还发现，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虽然可以缓解农业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农地“非粮化”，但农业社会化服务价格上涨会强化农业人口老龄化对农地“非粮化”的诱发作用。当前，农业人口老龄化正在促使小农户的农业经营从利润型向自给型转变。为此，需要从制度设计和组织培育两个方面做好应对举措。一方面，应强化农地用途管制，建立农地抛荒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配套举措保障和市场机制引导来激活农业经营主体的种粮热情。另一方面，需培育专业化的粮食生产及相关服务组织。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组织尤其是承担粮食生产任务的农业经济组织需要加快培育起来，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粮食产能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