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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冷战”时期的新闻传播事业第一节苏联、东欧国家新闻业的发展线索梳理一、苏联新闻业的发展——报业、广播电视、通讯社二、东欧国家的新闻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冷战”的背景二战结束后，基于欧洲均势的世界旧格局被打破，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新的国际格局20世纪4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形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华沙条约组织标志着两大对立集团正式形成一、苏联新闻业的发展报业广播电视通讯社报业1.斯大林时期（1924—1953）：经济报道激发劳动热情；意识形态报道使思想归于沉寂2.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打破意识形态僵局；深化经济改革。3.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报刊数量增加，风格如旧。4.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苏联新闻事业由统一变成分散，由有序变成无序。斯大林时期（1924—1953）激发劳动热情的经济报道：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法令》，即第四个五年计划战后苏联报刊的全部工作，就是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唠叨热情，组织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保证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在这方面，《真理报》为其他报纸做了表率：及时调整宣传方针、调动各种传播手段，包括消息、通讯、专题报道、新闻评论等，并且开辟新栏目，全面介绍和推广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的新经验和伟大创举，从而促成全国性的劳动竞赛热潮的出现战后苏联报业修复了战争的重创，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到50年代初，苏联共有报纸8000种，发行4500万份，发行量超战前水平消除异己的意识形态报道：1946年以后，随着斯大林个人威望的进一步提高，在他的直接授意和领导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一个接一个展开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斯大林中央对思想战线的动向给予高度重视，注意在这个领域内防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同时也反映了斯大林早在30年代即已采取的那种以行政命令手段对待思想意识问题的简单、武断的做法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了这种批判运动也通过报刊表现出来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谴责两杂志刊登反对苏维埃的异己作品，并责令停办《列宁格勒》杂志，撤换《星》杂志主编，改组编辑部1948年，联共（布）中央召开全国各主要杂志编辑部会议，在会上，联共（布）中央严厉批评《旗帜》杂志编辑部“没有完成所应担负的任务，在工作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并责成《旗帜》杂志编委会和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纠正编辑部的错误1949年，《文学报》发表题为《布尔什维克党性的伟大原则》的社论，批判《旗帜》杂志的“自由化错误”正是这一时期，联共（布）中央创办了《哲学问题》杂志，发表了《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俄国唯物主义哲学中的传统问题》、《论物质认识的本质》等文章，被指责为“犯了严重的世界主义的错误，因此被改组在这一系列批判运动之后，苏联思想战线归于沉寂，不同声音哑然消失了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打破意识形态僵局：赫鲁晓夫极力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并借此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与改革他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把报刊作为推进改革的工具，他认为，以前的报纸言论过于沉闷、保守，因而允许有限度的开放新闻自由在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局被打破，一些记者和作家开始触及过去属于“禁区”的问题，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也出现了与此同时，知识界也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社会所谓“自由派”记者和作家，他们借批判斯大林之机，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引起苏共领导层的不安深化经济改革：苏共二十二大提出了以扩大企业权限、加强经济刺激等比较完整的改革思路和方法，从而使苏联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指导原则较前大为深化大会以后，为贯彻会议精神，苏联掀起了一个为改革大造舆论的新高潮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学博士叶·利别尔曼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文章针对苏联企业缺乏自主权，缺少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内在动力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就利别尔曼的文章展开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在认识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利润和奖金的作用等问题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各项政策做了调整，并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苏联经济得到了较稳定的增长，国力大为增强，缩小了同美国的差距这一时期的苏联报刊在数量上虽有较大的发展，但作风又回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盛行的那种掩盖问题、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的老路上，报纸远远脱离了人民这一时期苏联领导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旗号，干着侵略、颠覆、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苏联报刊在这些问题上一方面掩盖真相、封锁消息，不让苏联人民了解世界舆论对苏联侵略扩张行径的反对和谴责，另一方面为苏联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张目，鼓吹“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等，给苏联的形象造成很坏的影响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发展为世界上报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896年时，全苏有报纸八千多家，发行量1.85亿份，杂志五千多家，发行量2.26亿万份苏联从中央到地方共有六个行政级别，每一级都有报纸，报业结构呈金字塔形80年代中期苏联中央级报纸的主要情况如下：《真理报》发展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现代化报纸。它每天出版，日出对开六版，除了在首都出版，还将版面电传至全国47个城市同时印刷，不刊商业广告《消息报》的影响仅次于《真理报》，自30年代起改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每周出六天，对开六版，在全国57个城市同时印刷《劳动报》成为读者面极广的群众性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为当时苏共中央、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机关报《共产党人》是苏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妇女刊物《女工》是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社会潜藏着的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国家政权机构臃肿、腐败现象滋生，劳动纪律松弛，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生活保守、僵化，缺乏活力与之相应，苏联新闻业也处在一种僵滞的状态中。人民常用“死气沉沉”、“空洞的教说”等来描述苏联的报刊，有人甚至辛辣的嘲讽苏联的两家大报：“《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就此拉开序幕戈尔巴乔夫在新闻界极力倡导“公开性”、“透明度”，指出舆论工具是“实行公开性的最具代表性和群众性的讲坛”，“报纸应当支持公开性原则”，“应当将更多的事实公诸于众”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从1985年底到1986年初，苏联新闻媒体在宣传方针和内容上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电视台竞相拓展报道范围，扩大信息量，对苏联社会的各种问题公开揭露，大胆抨击，一时间媒体炙手可热，人们的视、读兴趣骤增但是，由于最初的控制不力，调整也出现了一些副作用，《真理报》就曾批判某些新闻机构“并不总是采取与党的方针相适应的立场”改革中的苏联新闻界进行了如下宣传报道：公开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大量触及时政、历史“敏感问题”不同观点激烈交锋公开暴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原则的鼓励下，新闻界开始突破“禁区”，矛头直指党内不正之风和社会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真理报》报道了阿塞拜疆石油部长、区委书记因滥用职权被开除党籍，绳之以法的情况《共青团真理报》披露了招生考试中院长、教授、招生人员接受贿赂、营私舞弊，最后被送上法庭的消息《青春》月刊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后，乌克兰一些高级官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克里米亚别墅而对当地居民秘而不宣，使他们面临核辐射的危险行为进行了揭露《星火》杂志刊登了高级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合写的一篇文章，指出苏联现有数以千计的地下百万富翁，他们甚至标价出卖官职，全国代表中有少数贪污受贿者与此同时，新闻媒介还公开触及苏联人民闻所未闻的吸毒、卖淫、走私等社会问题1986年7月1日，《苏维埃·吉尔吉斯报》报道了内务部领导下是一次稽查毒品种植案件的经过，电视台也播放了一些人偷种大麻的画面1987年，《星期》周刊透露，苏联登记在案的吸毒者已达4.6万人一时间，苏联新闻媒体上充满了对社会弊端的揭露，记者笔触所及，无所不包，如食品供应短缺、国营企业破产、医护质量低劣、民族冲突、恶性事故、监狱内情等等各媒体在报道这类事件时，似乎在比谁揭露的最多，谁披露的消息最惊人，谁的用语最尖利，谁的鞭笞最猛烈《论据与事实》原是一家小报，发行量十几万份，由于不断刊登一些内幕新闻，发行量增至3000万份大量触及时政、历史“敏感问题”随着“公开性”向各领域的渗透，苏联新闻媒体从公开暴露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问题，发展到组织人们对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对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价为此，苏联中央电视台开设了《问题·探索·解决》栏目，请观众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参加讨论、对话，并就人们提出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领导质询《苏维埃文化报》也开设了一个新栏目，取名“直言”，号召人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于是，一些过去秘而不宣的隐情开始在报端披露：当年斯大林是怎样处决红军将领的；斯大林的妻子阿利卢耶娃为何饮弹身亡；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属是怎样被处决的；赫鲁晓夫子女会议父亲的生活，等等报纸上的这些报道，引起相当一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许多人给报纸、杂志写信，指责报刊“一味揭露社会和历史的阴暗面”，“说出了敌人所不敢说的话。”一位老战士在给《青年近卫军》杂志的信中疾呼：保卫我们过去的领导人不受污蔑和诽谤，坚决反对给我们历史抹黑许多人甚至到报社门前示威，要求撤换报社主编不同观点激烈交锋改革以后，苏联媒体对社会敞开大门，来者不拒，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这些观点彼此碰撞交锋，汇合成一支杂乱无章的、不和谐的交响曲最初是普通民众的不同声音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刊登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此文将矛头直指戈尔巴乔夫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的讲话，对改革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该文发表后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许多报刊发表大量报刊和来信，参与论战，论战一直持续到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同声音的范围越来越广——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民族主义分子、立宪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甚至纳粹分子，都可以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苏联自1900年实行多党制以后，不同党派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这些党派成立后，纷纷出版自己的刊物，这些报刊大都公开声明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有的主张复辟君主立宪制，有的希望建立无政府社会，有的鼓动民族分裂影响在“公开性”原则的指导下，在新闻媒体的积极推动下，苏联的新闻舆论完成了从统一到分散、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变，为苏共解体、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全苏新闻法》的颁布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新闻界就发出呼吁，把新闻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酝酿，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与1900年6月正式通过，同年8月开始实施新闻法的实施使苏联的新闻制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1、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新闻法第一章第2条规定：“根据苏联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意味着公民享有以任何形式，包括通过报刊和其他舆论工具发表意见和见解以及寻找、选择、获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并规定“舆论不受检查”。2、规定各种组织或公民都有权办报新闻法第二章第7条规定：“创办舆论工具的权利属于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作协会，属于根据法律创建的合作社、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属于劳动集团和年满18周岁的苏联公民”。还规定，“不允许垄断任何一种舆论工具”。3、扩大了办报人的自主权限新闻法规定报刊创办者、编辑部、出版人有充分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经营权、人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