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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毅仁接受改造陈毅称其为“红色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率先接受改造，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新中厂总经理魏如：交出半生心血决心难下1950：一家上海工厂的早晨交出自己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龙婧|上海报道一张59年前的照片，摄于上海虹口区保定路2号，主角是名噪一时的新中厂。几间尚算高大的厂房，屋角却露出了木头椽子。总面积不过200平方米，约略容得下历经迁徙的几十台机器遮风挡雨。这看来确实只是暂时的落脚之地。年过半百的公司总经理魏如没有料到，他开创的事业从此会在这里着落，并与新时代同步前行。赫赫有名的公司只能借款苦捱上海解放前半个月，魏如和他的新中公司面临绝境。1925年，新中厂在泗泾路6号的一座小楼上挂牌，最初以生产抽水机、小型柴油机起步，在壮大之际迎来抗战。8年间，新中厂带着设备，一路迁徙到武汉、湖南、贵阳、重庆，为军队生产炮弹引信、江上船用发动机。1947年，抗战胜利后，新中厂迁徙回上海，买下虹口区保定路2号重新开业。一年后，新中公司拥有了各种机床设备153台，生产各种引擎、柴油煤气发动机，还从美国引进“密烘铸铁”，改进和提高了铸铁技术。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新中公司赫赫有名。盛名之下，新中公司却已举步维艰。8年的迁徙生涯，多次遭受日军轰炸，损失惨重，再受1948年金圆券风波、货币贬值的影响，当年年终结账，仅盈余金圆券2.7万元，折合银元200元。1949年，新中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到4月份时，只能全靠借款和变卖材料支付员工薪水。当年5月8日，时任新中公司代总经理的魏如，在第十五届股东大会上作业务报告时说：“回忆去年股东会议时，本公司业务尚可。现受时局影响，营业萧条，门可罗雀，不胜感慨。公司从去年11月以来，每况愈下，全靠借款度日，前已借款约700银元，近为应付工资，又借美金2000元。”四处告贷之余，独坐时闻炮声，对于新中的存亡，魏如此时可谓失其方寸，只是勉力支撑。下决心公私合营1949年5月27日，红旗插满了上海的各个角落。这并没有立时卸下魏如心头的重负。作为资本家的他，对于新社会心存一丝本能的惶惑。几天后，陈毅市长在中国银行大楼接见上海各界人士，魏如也在其中。陈毅谈到了新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党和政府是保护的。这让一干企业家们心安了些。作为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政府给新中公司大力扶持，政府订单相继递来，有淮南煤矿定制的抽水机、航运处定制的75匹、150匹马力蒸汽引擎、工业部门定制的鼓风机、钢珠轴承以及密烘铸铁??新中一改窘迫景象，当年底，不但全部偿还了拖欠员工的工资和借款，还盈余人民币9100万元(旧)。在旧时代苦辛备尝的魏如，此时对于新政权的好感，自是不言而喻。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里提出了“公私合营”的口号。1950年12月，政务院颁发《私营企业管理条例》，首次以法律形式提出公私合营，并指定分红方式---私方企业主占企业盈利分红的60%。好友胡厥文的影响，对魏如接受公私合营多有推动。胡厥文是魏如所在民主建国会的创办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主动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带头将自己的新民工厂转为公私合营。也是因为胡厥文的态度，在1952年以前，参加公私合营的民族资本家，清一色都是民建的成员。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魏如考虑公私合营方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他所在的新中厂，已经开始为解放军试制各种军需装备，比如在1950年8月，新中公私就为解放一江山岛承接了人民解放军所交办的“海格拉斯”汽缸头的试制任务。交出自己倾注半生心血的工厂，这个决心魏如下得不轻松。连当时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在谈起自己那些转为合营的家族企业时，也不禁落泪。1950年末，魏如代表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申请。一年后，新中公司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机械工业管理局签订协议书，决定成立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从协议到实现公私合营，新中又等待了将近一年，其间因“三反”运动，一直到1952年11月1日才正式实现。1952年8月“三反”结束，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潘汉年宣布303家私营企业“五反”定案结果，新中公司被定为基本守法户。11月1日，华东财经委员会批准，新中公司正式实行公私合营，更名为公私合营新中机器厂。魏如被任命为厂长。当家做主人1953年的魏如，大部分精力投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作为第三批慰问团代表赴朝鲜慰问，新中也为前线生产了无数的汽车等物资。这时，他所属的阶级赢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公私合营运动。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这一年，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公私合营的速度开始加快。华东局统战部和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会上，统战部的领导们要求民族企业家开始实行公私合营。与仓促应对的同行们相比，较早接受了公私合营的魏如，这时充当了大家的精神导师和与政府沟通的信使。他被工商联安排与资本家们座谈，向他们讲述公私合营的好处，推行爱国主义教育。1954年，魏如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据好友胡厥文的回忆文章，随着时间流逝，魏如对公私合营越来越认同。毕竟，新中厂在公私合营后，工人的劳动效率上去了，厂区也开始扩展。“当时都说当家做主人。”已经80岁的徐贵16岁时开始在上海一家机械工厂做工，他说，以前只是拿钱走人，到了公私合营后，他开始真的把厂当成了家。无论私方、公方的人，在最初的几年里，都表现得很敬业，企业井井有条。上海工商联的资料记载，公私合营后，由于公方进行扩建、技术投资等，公私合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起同期的私营企业，增长了1倍多。不过，依然有一些小私营业主并不愿意合营。周南的父亲就是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老人当时开着一间不大的杂货铺，他固执地认为，这是他的祖业，不能为外人所用。坚持到了1955年底，终于写下检查，主动申请公私合营。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再次提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去完成。”全国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私人企业主的利润分红被取消，改为根据股份每年发放相当于股价5%的利息。10年后，这些私有资产全部收归国有。1955年末，上海工商联召开了15场大会，由荣毅仁、魏如和胡厥文等15位参加了全国工商联大会的委员，向大家传达中央指示。1956年1月20日，上海市工商联在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正门前广场上召开“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申请公私合营大会”，上海剩下的私营业主，都在这一天提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又过了10年，私人工商业收归国有的期限来临，新中正式与魏如脱离联系。也在这一年10月，魏如患膀胱癌去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的遗体捐给华山医院做医学用途。1980年，国有的新中机器厂迁至共和新路。今日，原地已是一片居民区，没有人知道，50多年前这里是鳞次栉比的私营厂房。改制后的新中机器厂，人员换过几茬，跟魏氏后人失去了联系。这位曾负盛名的企业家和他的机器厂在新中国产业史上留下的辙印，只能从书籍和档案资料中搜寻了。“火柴大王”刘鸿生：受周恩来感召返回大陆旧中国著名的“实业大王”刘鸿生的产业也随着近代中国变动的政局而飘摇不定。他曾说：“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于是他相继开创了一系列的民族企业。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以自己的经济实力，开始经营火柴、水泥、纺织、码头等与民生攸关的实业，业绩显著。1934年，他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中小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不久，“大中华”的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人们冠以“中国火柴大王”称号。并以此开始了“刘氏托拉斯”的梦想。“刘氏托拉斯”也和同时代的民族企业一样，在政治的变动中风雨飘摇。20世纪30年代，刘因同意出任人人视为畏途的招商局轮船公司总经理，得罪了一批官商。与此同时，他自己的“刘鸿记账房”也陷入欠债危机，当刘向曾经许诺的宋子文求助时，却只得到了宋的嘲笑。抗战开始后，住在上海租界的刘鸿生不仅担当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动员子女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爱国后援工作，在受到蒋介石家庭宴请后，更是担当起了向“大后方”提供物资援助的重任。刘鸿生积极部署在港、渝、川东创办火柴厂、毛纺织厂、火柴原料厂，冒着虎口夺食的危险，派四子刘念智将浦东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费劲千辛万苦从上海运出，辗转缅甸仰光运抵陪都重庆。然而在随后筹款开工时，刘鸿生却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导致他大呼上当：“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1949年4月，他远走香港，后来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