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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资料网（）25万份精华管理资料，2万多集管理视频讲座精品资料网（）专业提供企管培训资料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通过第二章中大量而细致的估算工作，我们已经大致掌握了从1982年至1999年期间中国各年的资本外逃规模以及总的发展态势，为了进一步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防止国内资本外逃的继续发展，我们有必要对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因素作一个全面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来看，刺激资本外逃发生的因素通常涉及一国政治、经济的很多方面1，相比较而言，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从国内的推动（push）力量来看，它既包括一些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如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等，还包括一些制度性的因素，如金融压制、对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和公共产权等；其次，从国外的拉动（pull）力量来看，同样也包括经济基本面（如较高的利率）和制度（如私人产权受较好的保护等）两方面的因素；最后，对中国的资本外逃同时起着推动性和限制性作用的一个因素，即国内的资本管制和外汇管制因素也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为此，本章的前三节分别对推动或拉动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制度性因素以及资本管制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第四节当中对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及一些影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和讨论。第一节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分析一般来讲，我们把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一些宏观经济基本情况称之为经济基本面因素，如：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等，这些因素的共同特点是通常都可以用一些相应的统计指标来反映其程度。除这些经济基本面因素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资本外逃是由国内的一些政策性因素——如：金融压制、对内外资的差别待遇和公共产权等所推动的，而相对来讲通常很难找到非常1第一章的第四节中已经对此作过一般性的阐释。第三章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67合适的指标来反映这些因素的严重程度，我们把它们统称为制度性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基本面因素与制度性因素并不是能够截然区分开的两类因素，因为经济基本面因素事实上也是由制度性因素所导致的，比如说：经济基本面因素中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是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直接结果1，本文作此区分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基本良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被西方人世惊呼为“中国的奇迹”。然而，在这些成绩的背后仍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比如说：中国在很多年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也在逐年上升，而这些因素都会增强居民对国内的风险预期，进而促使居民产生向境外转移资本的强烈意愿。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问题，即通货膨胀问题。从图3.1中我们可以看到，除少数年份之外，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始终保持着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1985(11.5%)、1988(18.8%)、1989(18%)以及1993—1995(14.7%、24.1%和17.1%)这这6年里，中国的通胀率分别都达到了两位数（如括号内所示）；直至1993-505101520253019821983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1999中国的通胀率美国的通胀率图3.1：中美通货膨胀率(%)对比资料来源：由《中国统计年鉴，1999》、（刘国光等，2000）和《InternationalFinacilaStatisticsYearbook，IMF》有关数据计算得来；1由此看来，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或偏差是导致资本外逃发生最根本的原因。68至1996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之后，中国的通胀率才逐渐降了下来，1996年和1997年分别为8.3%和2.8%；1998和1999年则相继出现了负的通货膨胀、即通货紧缩现象。与中国这种长期较高的通胀率相对应的，同时期内美国绝大多数年份的通胀率都是远远低于中国的，并基本维持在低于5%的水平上（如图3.1所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由于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所以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既有与其它一般国家相同的经济因素，也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制度因素，具体来看：第一、通货膨胀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国内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是推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最主要的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靠货币的超量供应支撑的，从1978年至1994年，M2的增长率相对于GNP的增长率平均超前了16%，而从国际经验来讲，这一比例如果超过10%，即会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史薇，1998）。货币发行过多又可以归结为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其中主要分为信用膨胀、投资膨胀和消费膨胀三大类，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当中的这三类膨胀表现非常明显：首先，从信用方面来看：1980年国家银行的各项贷款合计为2414.3亿元，1985年达6430.87亿元，1988年升至10551.33亿元，到1993年则已增至26461亿元；其次，从全社会固定投资来看：1980年为910.85亿元，1985年达2543.19亿元，1988年达4496.54亿元，1993年则增至12457.88亿元1；最后，从职工的工资总额来看：1980年为772.4亿元，1985年达1382.8亿元，1988年增至2316.2亿元，1993年则升至4916.2亿元2，职工工资的这种快速增长与国内投资渠道的缺乏共同导致了国内消费膨胀的出现。第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当中的一些政策性因素导致了隐性通货膨胀的显性化。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总供求由国家统一调节，社会总需求往往要大于总供给，因此这一时期的物价本应上涨，也就是说，经济当中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国家通过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如国家定价、凭证供应等维持着名义上的物价稳定，从而使通货膨胀难以公开化（即处于隐性状态），然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却始终存在着。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国家逐步放松了对物价的行政控制，价格逐渐成为调节社会供1转引自（江春泽等，1997）。2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第三章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69求的重要杠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当中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地释放出来，反映在价格上，即表现为各种短缺商品的价格不断上升，并拉动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第三，外国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如图4.2所示）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多次大幅度贬值（如表3.1所示）也会造成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比如拿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来说，它会减少国内商品的供应量，抬高国内商品的价格，进而拉动全面的物价上涨。最后，财政赤字也会推动物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赤字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如图3.2所示），我们知道，在很多情况下，不能靠债务收入弥补的赤字往往会向银行透支，即由银行财政性的货币发行来弥补，而这些没有物资保证的货币供应量会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直接力量。如上所述，由于中国国内存在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一方面，居民为了避免其所持有的本币资产价值下跌而倾向于通过购买国外资产等手段把国内资产转换成国外债权；另一方面，资本外逃的存在可能促使政府通过出售债券或从国外借款的方式来弥补国内的资金缺口，而居民又会预期在将来某个时候，政府进一步通过发行更多纸币或征收更多税收的方式来偿付这种增加了的债务，从而激发新一轮资本外逃的发生1。财政赤字1982年以来，中国的财政帐户除了在1985年有少量盈余之外，其余年份均存在有一定数量的赤字（如图3.2所示），而且规模也基本呈现出逐渐增加的态势，具体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地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2—1985年，财政“分灶吃饭”体制和两步利改税的实施使得财政减税让利过多，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如：1980年这一比重为29.4%，到1984年则下降到了26.6%2。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打破财政统收的同时，财政统支的局面却并未得到改变，财政补贴仍在不断增加，如：1982年国家财政负担的各种补贴高达540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41.8%3。在这种情况下，1换句话讲，这类资本外逃具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功能。2转引自（丛树海，1998）。3同上。70国家的财政负担日益严重，1982年的财政赤字17.65亿元，1983年增至42.57亿元，1984年则达到了58.16亿元1。针对这种经济过热的现象，国家在1985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解决投资、消费、信贷和进口增长过快等问题，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逐步落实，经济过热现象逐步得到扼制，当年的贷款规模控制在国家计划之内，货币投放比上年减少366亿元，国家财政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盈余年。-5000500100015002000198219841986198819901992199419961998财政赤字（亿元）图3.2：中国的财政赤字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和（刘国光等，2000）；第二阶段为1986—1990年，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财政赤字继续扩大，如：1986年只有8.28亿元，1987年已增至62.83亿元，到1988和1989年则分别达到了133.96亿元和158.87亿元。在1989年国家治理整顿各项措施的有力推动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1990年的财政赤字略有降低，由1989年的158.87亿元降至146.51亿元，但降低的幅度并不大。第三阶段为1991—1993年，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中央政府的职能也发生着重大转变，其收入能力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然而在支出方面却缺少可以压缩的余地，因此导致了财政赤字的继续扩大，如：1991年为237.17亿元，1993年则增至293.36亿元。第四阶段为1994—1999年，除了在1996年有小幅的回落以外，这几年1本节中1982-1998的财政赤字额取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1999的财政赤字额取自（刘国光等，2000）。第三章中国资本外逃的成因分析及模型检验71的财政赤字仍然在继续扩大，其中1994年比1993年增加了约281.16亿元，1995年为581.49亿元，1998年则升至922.23亿元，1999年更高达1790亿元。除了政府在增加收入和压缩开支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以外，已发行的大量国债每年所带来的还本付息负担也是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一个主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政府最近几年发行国债获得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偿还以前的债务的，从而形成一种“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如上所述，中国自1982年以来的财政政策从总体上讲是“松”的，但这种“松”并不是财政的自主选择，而是由财政收入的过慢增长和财政支出的刚性两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首先，从收入方面来看：财政收入的增长始终慢于经济增长。我们知道，自1984年10月实行第二步利改税以来，税收已成为财政收入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到了其中的90%以上。然而近二十年来，大多数年份的税收增长都要慢于GDP的增长，税收总额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如：1985、1990和1993年分别为22.88%、15.2%和12.3%，到1994又降至11.4%1。税收制度不尽完善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比如：征税的覆盖范围要远远小于GDP统计的覆盖范围，而且税收的征管方面还存在着很多漏洞等。其次，从支出方面来看：财政支出的刚性很强，比如：政府经办的文化、教育、科研和卫生事业的开支、以及一些福利性的开支等都很难压缩。因此，在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财政支出又具有较强刚性的情况下，中国的财政赤字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居民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这两种风险因素互相推动，共同促使人们采取种种手段将其资产向境外转移（即资本外逃），而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形成返过来又会对国内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产生较大的压力。第二节制度性因素的分析金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