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企业资本的利息前言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除了作一些无关紧要的词句改动外，我按原样第二次提出最初曾在本书第一版发表过的利息理论。对于引起我注意的所有异议，我唯一的答复是请参考第一版的原文。我本来是乐于缩短第一版原文的，而这些异议恰恰促使我不要这样做。因为在我看来，本来是原文中最冗长和最费解以致有损于论点的简明和说服力的部分，由于它们正确地预计到其后最重要的异议，所以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而原先这种权利也许是它们所不具有的。尤其是早先的解说清楚地表明了我并不否认利息是现代经济的正常要素——否定它确实是荒谬的——而且相反地力图解释它，我几乎无法理解那种认为我曾经否定过利息的见解。利息是现在购买力对未来购买力的一种贴水。这种贴水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许多原因是毫无疑问的。消费性贷款的利息就是关于这点的一个实例。任何人处在意外的困境（例如，假设火灾毁坏了一家企业），或者正在预期未来收入的增加（例如，假设一个学生是他的一位富有而体弱的姑母的继承人），对现在一百马克的估价要更高于对未来一百马克的估价，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在这些场合，利息可能存在，那也是不言自明的。各种类型的政府信用需要，都属于这种情况。经常存在这种情况的利息，即使在没有发展的循环流转中，它们也会显然存在，但是，这样的利息，并不构成需要解释的重大的社会现象。而后者是由生产性贷款的利息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到处都可以发现这类利息，而不只是在新企业中才会产生它们。我只是要揭示生产性利息的源泉在于利润；生产性利息本质上是利润的派生物；并且，生产性利息，象我称之为收益的“利息方面”的东西那样，会从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要素新组合而得来的利润，发展到对整个经济体系，甚至挤进旧的工商企业领域，在那里的生活中如果没有发展，利息就不是一个必要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静态经济不知道有生产性利息”的全部含义——这无疑是我们洞察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运行的基础。在以上的分析中，这难道不是几乎不言而喻的吗？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正如商业形势决定利息率的变动一样——而商业形势通常仅指现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不考虑非经济力量的影响——为此，创新所需要的货币就构成了货币市场上产业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这一点以至认识到主要的现实因素，也是根本的理论因素，这不是进了一大步吗？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主要的根本因素——创新，才会使对货币需求的其它源泉发生作用，而后者——即处在周而复始的重复运行中的经过考验的旧工商企业对货币的需求——通常完全不必进入货币市场，因为旧工商企业可以从生产的现行收益中得到足够的资金。于是，其它的理论也可以由此推导出来，特别是关于利息是跟随货币，而不是跟随商品实物，而来的这一条定理。我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我的理论的独创性。我尤其愿意尽可能地将我的理论建立在庞巴维克的理论基础之上，不管庞巴维克是怎样坚决地拒绝一切的思想交流。按照他的观点，即使他立刻转到利息是对现时商品的贴水，但也首先要肯定它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在他断定利息是对目前购买力的价值贴水所根据的三条著名的理由中，我仅反对一条：即利息是未来享受的“贴现”，这一条庞巴维克要求我们完全接受，似乎个中原因是无须任何说明的。另一方面，我可以要求他称之为欲望与满足手段之间的变动关系的一条理由，作为一个公式使我的理论适应于它。关于第三条理由，即所谓“迂回的生产方法”，该怎么说呢？如果庞巴维克要是严格地坚持他的“采用迂回的生产方法”的说法，并且遵循它所包含的涵义，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企业家的行动——也就是我所说的进行新组合这一概念的许多从属的情景之一。他没有这样做；但我相信，借助他本人的分析就能说明，仅靠已经实行并结合在循环流转中的迂回生产方法的简单重复，也不会产生纯收入。于是很快就达到了这一点，从那里我们的解释就进入到一条根本不同的路程。可是，我们的分析自始至终都满足了庞巴维克价值理论的需要，而且没有任何地方招致庞巴维克迄今为止所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1.正如经验告诉我们，资本的利息是流向一定类型的个人的永久性的纯收入。它来自何处？又为什么如此？首先，有一个这种商品流的源泉问题：要有这种商品流，首先必须有一个这种流所发源的价值存在。其次，有一个这种价值如何成为特定个人可以捞取钱财的原由问题，也就是在商品世界中，这种价值流的原因问题。最后，有一个困难得多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资本的利息的中心问题，这种商品流的永久不断的流动是如何发生的，利息又怎样成为一个人们可以消费而不损害他的经济地位的纯收入呢？利息的存在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全部价值产品都必须归于原始的生产要素，即归于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从而，来自生产的全部收入必须在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除了工资和地租以外，不可能还有永久性的纯收入。一方面有竞争，另一方面又有归属过程，这就必然会消灭收入超过费用的任何剩余，以及产品价值超过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价值的任何余额。原始生产资料的价值必须形影不离地与产品价值联结在一起，并且不能允许两者之间有一点永久性的差距存在。但是，利息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在哪里呢？这种两难的困境是令人费解的，比起利润中相对容易解决的类似问题来，还要费解得多。因为利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商品之流的问题。因而我们不会遇到利润同竞争和归属这种根本性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之间的尖锐冲突；相反，我们能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劳动和土地的服务是收入的唯一源泉，而且劳动和土地服务的纯收益不会由于上述事实而减少为零。对于这种两难困境，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途径来进行分析。第一，可以承认利息。那么，它必须解释为一种工资或者地租，并且，由于把它说成是地租是不大可行的，那么就把它作为工资吧：作为对工资收入者的掠夺（剥削理论），作为资本家劳动的工资（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或者作为体现在生产工具和原料中的劳动的工资（例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的概念）。所有这三方面的解释都有人尝试过。对于庞巴维克的批评我只须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分析、特别是把企业家从生产手段那里分离出来，也就使前面两个演变而来的观点部分地站不住脚了。第二，可以否定导致两难困境的理论上的结论。这里，我们可以或者把成本的项目扩大一些，那就是坚持认为工资和地租还没有使必要的生产资料得到全部偿付，或者在归属和竞争的机制中，寻找一个隐藏着的制动闸，它将会永久地不让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达到产品价值的高度，这样，永久性的价值剩余就会留下来。下面我简略地讨论一下这两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扩大成本项目不仅意味着主张利息是一个企业的会计科目中的一种正规支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不会有什么说服力。它还包括更多的含义，那就是把利息看作是在第一章中所阐述的狭义和特殊含义的成本要素。这等于是构成一个第三种原始的生产要素，它能产生利息就象劳动获得工资一样。倘若这一点能令人满意地做到的话，那么，我们的三个问题：源泉问题、基础问题以及利息永远不消失的问题，就会显而易见地立即统统得到解答，两难的困境也就可以避开了。节俭可能是这样一个第三要素。假如它真的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性服务，那么我们所有的要求条件就会不受非议地得到满足，而且永久性的纯收入的存在和源泉，以及它归属于一定的个人所有，就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到解释。唯一有待证明的是：实际上利息是取决于这一要素——节俭。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样一种独立的要素并不存在；这一点庞巴维克早已加以说明，这里就不必作进一步的讨论了。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也可能构成一个独立于节俭的第三种生产要素。其实这是殊途同归的论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无疑具有生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样清楚，考察者一眼就会注意到，而且直到今天，产品的价值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相等这一根本命题，仍然激发起人们的惊奇。问题也是这样清楚，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即使直到今天，那怕要专家离开这条错误的思路，也仍然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它并没有解释永久性的纯收入。的确，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具有服务能力。具备生产手段比不具备生产手段，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且用生产手段生产的商品，比不用生产手段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这种商品的更大的价值，必然也会导致生产工具的更大价值，而这又会进而导致所使用的劳动和土地服务的更大的价值。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要素能永久地与这些中间的生产手段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方面不可能永久地存在产品中应该归属于生产手段的价值与生产手段本身的价值两者之间的偏离。不管机器可以帮助生产多少产品，竞争必然会把这些产品的价格压低到彼此相等为止。另一方面，无论机器比手工生产的产品要多多少，机器一旦被采用了，它就不会继续节省新的劳动，从而它就不会继续生产新的利润。归于机器的如此引人注目的额外进款，或者是“使用者”准备支付给机器的全部金额，都必须交给工人和土地所有者。机器一般不象人们通常天真地设想的那样，会创造出添加到产品上去的价值，然而这样增加的价值也只是暂时地和机器联系在一起，这在上面一章已经讨论过了。一件上衣装有一张银行钞票，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对物主来说就会相应地有较高的价值；但是，这件上衣只是从外部获得了这种较大的价值，它自己并没有创造价值。同样，机器也有与它的产品相应的价值，但它只是从劳动与土地的服务中获得价值；而在机器被创造出来以前，劳动与土地就存在着，其整个价值已经归属于劳动与土地的服务。确实有一股商品流向机器，但是，它也通过机器流走了。机器并没有把商品流筑坝拦住，形成用于消费的水库。机器的占有者不会永久地获得比他支付出去的更多，无论从价值来说，或者从价格的会计核算来说。机器本身是一种产品，因此，正象消费品一样，它的价值被引入了一个蓄水池或水库，从那里不再有任何利息可以流出。为此，基于第一章和第四章的论点以及参考庞巴维克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上述这些分析并没有找到解决两难困境的出路，而且根本不存在支付利息的价值源泉。至多只有在商品据说是“自动”增加的情况下，困难才会发生——例如，谷种和进行繁殖所用的牲畜。难道它们不会保证它们的所有者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谷物和牲畜，并且增多的谷物和牲畜不会比原来的谷种和牲畜必然有更大的价值吗？熟悉这些想法的每个人都懂得，大多数人该是如何确信上述例子就是价值增加的证据。但是，谷种和进行繁殖的牲畜不会“自动”增加；相反，必须从它们的“收益”中扣除人所共知的费用项目。无论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即使作了这种扣除之后所剩下的部分，也没有表示价值的增加——因为作物和畜群无疑取决于谷种和进行繁殖的牲畜，因而后者必须根据前者的价值来估价。如果谷种和进行繁殖的牲畜被卖掉，那么（假设没有替代的可能）作物和牲畜群的价值，在扣除了尚需发生的费用并考虑了风险因素之后，就会通过它们的价格而得到充分的表现。谷种和种畜的价值，将会等于应归属于它们的产品的价格。谷物和家畜将会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使用，直到它们的使用不再产生利润，它们的价格仅够支付工资和地租等必要费用为止。因此，“它们的”产品的边际效用，即应归属于它们的产品的份额，最终将趋近于零。2.这里，如果把我们在现阶段讨论中所出现的情况描述如下：“我们不能从这方面解释产品价值与生产手段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实际上差额是存在的。为此，我们必须试作其它的解释。”如果是这样来看，那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明智的——因为它意味着囿于一定的成见。与此相反，我根本就否认这种永久性差额的存在。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个未加分析的事实，所以我宁愿怀疑它——因为我相信只要看一看现实，就会使我们明白——它是资本的利息所产生的一种后果，这是应该完全另作解释的，而不是独立解释利息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对生产手段的估价可能低于对产品的估价，因为在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支付利息；但是，如果他们根据其它理由对生产手段的估价低于对产品的估价，他们也不一定被迫支付利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仅仅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全部阐述所面临的困难在利息问题上显得特别严重——这个困难就是，除了某些基本原理外，我们已经习惯于简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