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心得（最新4篇）

万历十五年心得（最新4篇）当我们从生活中得到新的感触，我们可以用笔纸进行简单的记录。其实，心得体会就是根据原文，来写下自己的看法，心得体会怎样书写才算合格呢？万历十五年心得【第一篇】——读《万历十五年》有感（最新）《万历十五年》，一部业已出版发行30多年却因为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突然为大众所熟知的明史专著，作者系黄仁宇，旅美学者。与以往的史书不同，《万历十五年》选择了1587年这个时间节点，着重描述了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解构了1587年前后这个国家的各种复杂现状。看完本书，结合我对明史的肤浅理解，我感到如下。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历来重视儒家思想治国，强调仁义道德而忽视法律，至于明朝而登峰造极。洪武皇帝自立朝开始，通过在农村设立“申明亭”“施善亭”等一系列举措，对整个帝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仁义道德很容易为广大国家的臣民所接受，并产生巨大的认同感，使国家迅速能够按照传统秩序运行。另一方面，法制的成长被遏制，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儒家标榜的仁义道德确实造就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文人义士，南宋的文天祥、陆秀夫，本朝的海瑞，便是这样的代表。尤其是，崖山之役中十万文武将士跳海殉国，极致显示出了儒家的风骨和义士的悲壮。但是，现实中，更多的是满嘴仁义道德背后却屈于现实的随波逐流。即使是名臣张居正，也不能免俗：一方面作为帝师，从小就教育万历皇帝勤俭节约、行止合乎礼仪，另一方面自己却接受这来自各地包括戚继光送来的冰敬、碳敬等各种名目的贿赂。张居正出行更是需要32个轿夫，竭尽铺张之能事，违背了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设定的乘轿规定，也是典型的公车腐败。张居正死后被查抄家产，计**2426两、**157790两、金器首饰4709两、银器首饰5410两等等。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居是一代为大明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名臣，但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清官。文士们对于仁义道德的过度标榜，某种程度上也是万历皇帝消极怠工的元凶。万历皇帝逐渐发现，他身边的这些文人大臣经常以各种理由举报他的言行。典型的是，他立太子的本意被大臣们以长幼有序之名生生剥夺，再多的挣扎也是无谓之举。申时行的太极拳和其他学者的劝谏让万历皇帝感到失望。“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立常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实际操控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对抗。”朱元璋有能力废了丞相一职，却无力改变标榜着仁义道德的千万文士集团的崛起。明朝属于朱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文人群体。提到文士集团，不得不提起文士集团组成的**——科举制度。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考试科目沿袭唐宋旧制度，以四书五经为主。最重要的考试形式是八股文：“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八部制选拔的形式和内容必然难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真正有才能的人才往往被挡在仕途之外。选拔出来的人才素质相对较低、学究化，不具备管理部门要求的素质，但已成为大明江山的实际控制人。明代的货币、经济、税法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弊病，究其祸首，恐怕就是文士集团的素质问题。在那些给事中眼里，边陲危机不要紧，纸钞泛滥不要紧，倭寇作乱也不要紧，只要天地礼仪在了就行，还不如骂几句皇帝博得个名誉来得实在。同时，在明朝文举鼎峰的同时，武举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重文轻武导致了武官缺乏、战斗力下降等诸多问题，比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是戚继光。如果没有学者张居正和学者谭纶升，所谓消灭侵略者的野心只能是奢望。谈到科举制度，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古代科举的选拔机制。春秋以前，基本世袭为主。到了汉代，发展出了征召、察举、举荐等等。到了魏晋时期，又出现了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始于隋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贵族宗族的垄断，给了普通人希望。但是，即使在科举考试制度中，也不能避免出于自私目的的一些弊端。将一些有中进士希望的、名气较大的亦或是同乡提前招入身边，形成一个个小集团，在整个明朝屡见不鲜。与之相匹配的是，就业不是以人才标准为基础，而是以小群体的伯乐制度为基础。说你行你就行的风气，在明朝中后期之后愈演愈烈。万历十五年后，东林党崛起，吹嘘天下人，大明王朝开始一步步走向灭亡的边缘。皇帝不理朝政、文士党争与腐败、国库因修帝陵而进一步亏空、军队虚弱无力，这一切在万历年间显得尤为突出。虽有瑕疵但能匡扶社稷的张居正死了，模范执行孔孟之道的古怪官僚海瑞死了，一代民族英雄戚继光死了，活着的，剩下的，不过是满嘴仁义道德的皮囊，自我标榜的文士，如此而已。万历十五年心得【第二篇】洪爱欣（18级学科教学历史）《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01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历史教师来说，创设问题情境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且能有效地提高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运用问题建构课堂教学，不仅有助于学生树立问题意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对历史课堂所学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有助于师生共同探索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万历十五年心得【第三篇】但是到了万历十五年以后，一切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皇帝怠政，接着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三十年，不上朝，不参加祭祀大典，深居皇宫对政事不管不问；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在他死后的第五年，他生前推行的政策被彻底推翻，人亡而政息，万历皇帝剥夺了以前给他的所有冠冕的封号和诰赏，子孙也落得了抄家流放的命运；抗倭名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底孤独的死去，家徒四壁、医药不备，且被妻子遗弃；同样，在这一年的十一月，感动中国的道德模范海瑞也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为何君主勤奋、文韬武略的明王朝在1587年显现出败相？接下来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分析。1、被道德绑架的皇帝现实中的皇帝并不像电视剧中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拿万历皇帝来说，从加冕的那一刻起，就有一大堆的圣贤道德规范落在了他的头上，这些道德规范把皇帝神化、制度化、典范化，一句话，他必须是神而不能是人。他想在宫殿里挂一些灯笼来庆祝元宵节。张居正劝皇帝体谅人民的力量，但灯笼不能挂；他要赏赐财物给宫女，大臣劝谏明君不可滥赏，赏赐赏不了；他要立小儿子为太子，一大群**和他辩论不可废长立幼，最后放弃…….一系列的挫折使皇帝厌倦了与手拿道德大棒的**之间的争斗，挫折感无处发泄，最后选择了长期罢工。2、挥舞道德大棒的文官明代文官“士”的精神达到前所未有的畸形，数量庞大的文官前赴后继，以因“直谏”被皇帝打板子、砍脑袋为荣，占据“忠直”的道德制高点，犹如政治押宝，以期有一天翻本带利获得升迁。这种直谏的风气在万历年间尤甚，邹元标和雒于仁就是其中的代表，邹元标靠上书**张居正而遭流放在张死后重获升迁。几次三番的与文官斗争后，万历皇帝看明白了这一点，不再把诤谏者当做尽忠，而知道他们是出于自私自利，即所谓“讪君卖直”。万历朝是皇帝和文官集团互相争斗的时期。这种状况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了一种极为低效的状态。3、能臣不是神首辅张居正认识到这样一点：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文官。在万历的信任下，张居正选择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能臣终究解决不了制度根子上的腐朽，他的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触怒了文官集团的利益，加上自身也不清廉，屡次遭到群臣道德上的**、在死后失去皇帝的信任，落得个清算的下场，所倡导的变革也被全部推翻；4、孤立的道德模范海瑞是史上少有的所谓“清官”，他的一生体现了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失去了法制的约束，一滴清水澄清不了一锅混汤，他个人的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所以，他的行为显得茕茕孑立。除了作为榜样，这没有用，这也是他悲剧的原因。5、被轻视的技术派明朝是重文轻武的朝代，由文官所控制的**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武将除了在疆场上厮杀之外，在军事上无法作为，更不要提在战略制定上有任何的发言权，国家需要的只是一介武夫。明代甚至让军队自己种地补充给养，还要上缴皇粮（有点像曾经的军队三产），造成了军饷不足、兵源奇缺、战斗力低下。1555年，一群几十人的日本海盗竟然在十几万明军的包围中从江浙到安徽等地大肆虏掠，杀死杀伤官兵百姓四千多人。戚继光也许是个例外，他治军严明、战功赫赫，源于张居正对他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他才能在军事上有所建树。即便如此，体制内留给他施展的空间仍然有限，他的军事才能并没有体现于整体的战略规划上，而是落实在了小的战术空间内。张居正死后，他也一直受到牵连，直到去世。封建末期的明朝，四书五经的道德标准高高在上确立为上至君王、下至庶民行为的规范，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遏制了法制的成长和发育，明后期几乎没有对洪武时期确立的法律做任何的完善和修改。即便有名君、能臣、道德楷模和技术专家，在以道德为精神支柱、忽视技术、法制缺失的体制内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社会前进的动力被一点点的吞噬，直至消耗殆尽。黄仁宇先生在本书的最后写道：“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救技术之不及”。消耗掉了最后回光返照的能量，1587年，在中国的东北，一个28岁的满洲青年努尔哈赤兴兵平定关东，开始了他统一中国的征程，第二年，西班牙舰队开始出征……而此时，中国的明王朝正独自走向没落。同样看现今的中国，同400多年前有着类似的境遇：执政党片面地宣传和强调道德的作用，希冀通过树立“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等高高在上的道德伦理标杆来达到上至**下至平民行为上的自我约束和规范，最近10年的腐败横行、道德滑坡和社会问题频现证明了这种作法是简单粗浅的。我们看大洋彼岸的美国，这个国家自建国以来的200多年，都在孜孜不倦的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基本的道德标准。有了制度的规范，他的**不必是道德楷模、政治超人，甚至还容许犯点儿小错误（例如拉链门的克林顿），依然能够确保国家不会偏离路线高效运转。我们来看现今中国最有活力的企业——万科房产，他的董事长有大把的时间去登山和旅游，甚至还不时传出点儿花边新闻，但是企业仍然“坚定不移地按照既定的路线和方针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