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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靳永翥摘要：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RelationCapital)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就是隶属于某一社群的个人在家庭、社会或政治经济行为交往中所产生的基于血亲、近邻、友谊或价值认同的结构性关系网络，且这种关系网络具有达成该社群某项公共的或共同的目标实现的可能。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关键词：关系资本；社会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证研究作者：靳永翥（1968-），管理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改革与地方治理、地方公共政策。一、问题的提出随着国家改革战略的确定，全国各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已成大势所趋，而随着新农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逐步展开，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从大政方针走向具体实践，使得以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为主旋律的乡村治理改革变得生动而贴近百姓生活。这种改革模式以回应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乡村基本公共需求为主要的价值选择和目标定位，而且随着国家政策转向，一个个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逐步崛起。但由此就出现实践上的困惑：政府的资源强势和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手”渗入到乡村的所有领域，或者说，政府全面代理(垄断)农村公共服务甚至私人和家庭服务提供就是最能体现执政能力和政府绩效吗？即便如此，它能完全满足农村社区特别是偏远贫困乡村社区的所有公共需求吗？有没有可供替代的选择方案？在理论范畴上，学界关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方面或政府职能转型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方面的理论创设或者关于公共服务机制创新的理论构想却存在争论。一些宏观政策研究学派的学者们对政府的能力和作用持毋庸置疑的观点，在他们眼中，尽管政府存在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但那些乡村民间社会关于公共事务的小型而零碎的自主合作生产活动于强大的国家财政性提供而言，何足道哉？而乡土学者们则将研究视野下沉，更多的聚焦于民间尤其是贫困乡村某些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活动。在他们看来，在那些远离政治控制的偏远山乡，政府因为资源或动力诱因的制约，影响力量已极其孱弱，因此，农民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联合起来进行自救。正是为了弥合这种争论，本研究假设：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贫困乡村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建构中，政府是最重要的和最必需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就可以推导出三个立论：其一，如果乡村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现状，政府将继续承担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最主要的责任和发挥核心的作用，除了运用国家资源直接提供，当然还包括动员乡村社会志愿力量和市场的服务生产潜能。其二，评本文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与方式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70633001。2估一个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绩效，应该将社会公平中的“起点公平”作为其重要指标。现代服务型政府不仅是讲究传统的效率和成本的政府，更应该是追求公平和公共福祉的政府，亦即通过价值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以保证一国内所有公民拥有最起码的起点公平。对于贫困乡村而言，就是政府要承担起诸如基础设施、基本教育水平、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医疗之类公共服务的提供责任。其三，受资源、精力和能力方面的限制，地方政府不可能全盘包揽所有类型的乡村公共服务，在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以外，乡村需要凝聚社会资本，以自己的方式行动起来进行自救式生产。村民必须认识到：根本而言，村庄事务不是政府事务，而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许多的共同需求需要通过自身的联合行动才能得到满足。而在西方学者眼中“一盘散沙”的中国乡村社会如何团结起来，以及在自身资源短缺的状况下如何达成自救的目标？由此，关系资本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就进入本研究的视野，尽管它暂时尚未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但在实践中，其作为提高贫困乡村某些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绩效的重要动力却毋庸置疑。二、乡村关系资本(CountrysideRelationCapital)的内涵界定（一）关系资本与社会资本有别于西方“个人本位”社会，中国社会最大特点是“关系本位”，偏远乡村也不例外。“关系取向”不仅体现在文化理念上，同时还附着在社会结构中，并强化成一种“制度化”积淀，形成了带有“圈子主义精神”的“熟人信任”。[1]在界定“关系资本”概念以前，有必要厘清“社会资本”在本研究中的内涵，因为尽管自1916年哈尼凡(Hanifan)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以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观点各异，且被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诸多领域。在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理论研究的发展逻辑上，有人认为，它研究经历了传统经济学“有形资本”到新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再到当今的群体性人力资本，亦即“社会资本”的研究。[2]关于其内涵，有如下代表性观点。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1990)最先描述了这个概念：“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视和认知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它从集体拥有的角度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在这个词汇的多种意义上，它是为其成员提供获得信任的“信任状”。[3]布迪厄的定义指出了社会资本构成的两部分，即社会关系本身和这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同时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词汇。可以称之为“资源结构说”或“信任说”。第二种“网络关系说”由科尔曼(Coleman,1990)提出。他将“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其内容包括社会团体、社会网络和网络摄取；社会中的个体只有通过社会团体的成员资格和社会网络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网络摄取，才能得到社会资本的回报。他还指出了社会资本(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充满争议)的两个性质，即不可转让性和对于收益者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4]对社会资本研究有着突破性贡献的学者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D.Putnam,1992)则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5]在这里，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他还指出，信任应当是社会资本最关键的因素。可称之为“功能说”。波茨(Potts)则提出，社会资本是一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期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这可以称之为“能力说”。林南(NanLin,2001)则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6]姑且称之“新结构说”。也有人将科尔曼、帕特南等归为功能主义流派，将格兰诺维特、布迪厄、林南、伯茨等归为结构主义流派。[7]社会资本虽然无形，却以载体作支撑，如家庭、关系网络、社会信仰、3信任和惯例等。[8]如此看来，从性质看，社会资本既可以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也可以作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依靠，也可以作为一种存在的活性状态；从过程看，它既可以作为一种社团性交互性的活动过程，又可以作为在人际网络中的个体能力体现。依据布坎南的解释，信任、网络和规范等是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在目前的学术界，从全面笼统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较多，而从某一个具体视角比如从“信任”或“网络”入手进行细致研究的则较少。结合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主题的实际需要，本研究更倾向于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实现某种(准)公共目标的工具，亦即行动者通过自身拥有的关系网络获得资源，(在实现个人目标的同时)为特定社群共同体带来福利。林南的另一个定义给我们提供了理论支持：“社会资本概念背后的前提是相当简单明了的：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9]在这里，社会关系成了核心词汇，而社会关系主要就是指关系网络。如果这种界定成立，就可以对关系网络进行分类。一般而言，无论强关系还是弱关系(NanLin,2001)，关系网络就是以许多个体的社会关系彼此交织而成的；而以某个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则包括血亲关系、朋友关系、近邻关系和社群关系。无论何种关系资源的运用，都应当是为了实现某种(准)公共的或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信任式互动和利益交换，那些基于不信任的相互利用(比如潜规则)或者为了纯粹的个人收益而动用的关系网络就不在本论讨论之列。诚如科尔曼所言，这种(基于关系网络相互间信任的)社会资本就具有了结果产出的(准)公共物品性质。但由于关系资本是以个人为单位而彼此拥有相互交织的，并且在互动中新的关系网络又会形成，因此，作为结构性资源(Coleman,1990;Nanlin,1993)，其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可以相互转让和共同分享。从这种定义看，关系网络就成了决定社会资本产出能力的重要元素。由于社会资本包含很多的内容和要素，或者说存在着诸多载体，譬如信任、社会网络、邻里守望和互惠规范等等，因此，这些要素只有在为实现某一(准)公共目标做出贡献时才能体现价值。就像帕特南在研究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制度绩效那样，它们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率。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些载体或要素在运作中转化成生产力以后，它们才能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故此，关系网络产生效用就称为关系资本，相互信任产生效用就是信任资本，互惠规范产生效用就是交换资本，等等，它们都属于社会资本的子集。这样看来，关系资本以人际关系网络为载体，当这种要素在特定社群共同体内持续发挥作用，或者在更具体的层面展现社会资本的张力，关系资本就具备了特定群体内的准公共价值和共同行动中的工具性特征。这里要防止进入一个误区，就是将关系资本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目标的工具。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公共利益是个人需求的简单加总或汇集，但公共物品一般情况下却是不可分割的，比如社区马路、下水道和治安，因此，只有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实现社群某一共同目标的手段时，对关系资本的研究才有意义。个人关系资本充沛的社群，社会资本肯定充沛；但社会资本弱化的社群，个人性关系资本就不一定弱化。整体而言，社会资本差的村庄，其集体行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就必须调动社会资本中的某些要素，以推动集体行动的可能。这时，利用个人关系网络获取外部资源就成为一种策略。观察那些社会资本极其脆弱的偏远山村就能发现，某个人通过(外围)良好关系网络所获得的资金、物质或政策性帮助有可能促成该社群某些或某类公共物品的成功生产或改善村庄面貌，甚至改良社区社会资本的结构状况，这时的关系网络就成了关系资本，并成为贫困乡村社会资本的重要生成力量。（二）乡村关系资本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关系资本”是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摩根(BruceMorgan,1980)在写作《关系经济中的策略和企业价值》一书时最先使用的概念。按他的理解，作为企业发展的一种手4段，关系资本在企业经营策略中有多种表现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关系资本后来并没有为西方学界所看重，相反是在文化和制度不同的90年代后的中国，关系资本开始进入少数学者的研究视野。但多数情况下，关系资本研究被用于个人目标达成或者“潜规则”运行的手段分析，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与本论的考察主旨不太契合。本研究主要从积极的层面，从资源极其缺乏的贫困乡村社区公共物品生产与供给的层面，考察村庄关系网络对于社区公共物品生产在资金、规范约束和集体行动等方面的意义，并且只有当这些关系网络转换成实际的动力以后，人际关系网络才能成为关系资本。由此，研究者给出的一个定义就是，关系资本是隶属于某一特定社群的个人在家庭、社会或政治经济行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