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心得体会范文

党员干部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心得体会范文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在推进协商民主现代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在不断回应时代之变和实践之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因为民主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政协协商民主作为民主的一部分必然是具体的。所以，政协协商民主要在时代里扎根、在实践中成长，借助一个时代的新技术为自身赋予新的能量就是必然。当前，人类已经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在改变人们政治活动的空间、政治参与的方式、民主治理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已然成为现实。近年来，学界对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直接性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研究成果多是在阐述数字协商民主或数字政协时简要论及“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对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依据、基本逻辑、实施路径等缺少针对性的系统研究，且现有研究多从特定地区的具体实践出发进行分析，在理论深度方面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专门围绕“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展开研究，从马克思主义技术观、马克思主义人学等理论出发探究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现实起点、核心逻辑和逻辑归宿，进一步分析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价值，并在看到价值的同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以此为前提，提出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具体路径，为政协协商民主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更充分地吸收数字技术之“能”提供参考与借鉴。一、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逻辑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数字技术逐步扩展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对民主政治在内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数字技术时代的到来使政协协商民主与数字技术的交互作用成为了现实，这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现实起点。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有其特定的逻辑理路，即在现实起点的基础上，突出数字技术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良性互动这一核心逻辑，从而避免其落入机械式赋能、分割式赋能、单一式赋能的窠臼，同时以人与物的高度结合为逻辑归宿，实现了技术优势和主体优势的双向迸发。（一）现实起点：当前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已然步入数字技术时代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政协的正式诞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人民政协自成立以来始终承担着政治协商的神圣使命，是专门性协商机构，在长期的实践中充分发挥了政协协商民主的优势。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本质上属于协商民主的范畴，协商民主是“联结政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等多元化治理主体，进而走向‘善治’的主渠道”，而要聚合多元治理主体的意见，并对这些意见进行科学加工和分析，最终形成协商民主成果，就必须借助技术手段加以辅助，而在数字时代，政协协商民主借助数字技术收集民意、分析民意、表达民意则是大势所趋。2015年，我国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这意味着我国不仅充分意识到当今社会已然进入数字技术时代，而且会在这个时代勇毅前行。一方面，数字技术的自身力量大大强化，以5G、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技术融合和创新不断加快，技术人才不断成长，使得数字技术有能力有条件向社会中的人与物施加影响；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在社会多个领域逐步渗透，影响、改变着特定领域的生存发展状态，例如，数字技术与经济结合产生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数字技术和政治结合产生了数字政务、数字协商等，数字技术和文化教育结合形成了智慧教育、云课堂等，数字技术和社会多个领域的交互影响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然步入数字时代。正是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由可能变为现实，这种现实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协协商民主成为事实。如果不将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协协商民主，赋能就无从谈起。人民政协主动把握时代之变，积极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政协协商形式变化，善于将技术嵌入到政协协商的各个层级和协商全过程。例如，xx省淮安市政协推行“码”上议工程，有效实现“信息技术从议题征集到成果落实的协商民主运行全过程的有效赋能”；xx市政协推进“数字政协”建设，实现政治协商、服务管理、履职实践“一网通办”，xx政协推出“数字驾驶舱”对履职协商数据进行整合等。在基层协商实践中，数字政协协商平台也在基层实践中广泛运用产生了积极成效。二是广泛的协商群体日益成为数字技术的使用者。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亿，较2021年12月，新增网民1919万人。由此可见，网民的增加意味着与协商群体的交集越来越多，因为协商群体是相对稳定的，而运用数字技术的网民是不断增加的，这就使得协商群体中运用数字技术的群体不断扩大。随着协商群体运用和掌握数字技术的能力不断提升，成员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依赖感、亲睐感不断增强，这使得协商群体逐步在心理上接受、习惯数字技术，这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成为现实的社会心理条件。由上可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确进入到了数字技术时代。这种进入，不单是政协协商民主存在于数字技术时代，而是政协协商民主真正与数字技术发生着多种多样的联系，真正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协商民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级，既包括数字技术运用于政协协商民主，也包括从事政协协商民主的群体从行为和心理双重维度真正接纳数字技术与政协协商民主的融合。（二）核心逻辑：突出数字技术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数字技术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关系本质上是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关系。技术是由人发明的，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的技术一经产生便较少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因而技术本身的价值是有限的，但是技术却象征着一种“力”，这种力的能量是无限的，它作用在不同事物上可以使事物的面貌发生变化。美国学者韦斯特就曾指出：“在数字技术应用驱使下，政府及其他公共组织将变得更快捷、更智能、更高效”。正因如此，赋能的方向应是“技术→政治”，对于数字技术和政协协商民主来讲亦是如此。民主政治不仅由人类创造而且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彰显着这样或那样的价值，所以民主政治相比技术就显得不那么“纯粹”，正因如此，民主政治可以影响技术，将自己所主张的价值赋予技术，并让技术为自己所用。所以，技术和民主政治从来不是脱节的，两者都能将自身的“优势”施加给对方，只不过技术施加给民主政治的是力量，民主政治施加给技术的是头脑，因此，两者的良性互动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核心逻辑就是要突出数字技术和政协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虽然这里强调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但并不意味着政协协商民主不能对数字技术的赋能作出反馈。这种反馈是指政协协商民主在接受赋能后将产生的结果呈现出来，根据产生的结果调节数字技术的赋能方式或过程。另外政协协商民主也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念植入数字技术之中。所以，在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同时，应注重政协协商民主对数字技术的反馈，完善“赋能—反馈”机制。该机制的具体运行是：人民政协运用数字技术围绕环境、媒介、过程、结果、主体五个维度进行赋能，拓宽协商环境、创新协商媒介、扩大协商参与（过程层面）、优化协商表达（结果层面）、整合协商意见（主体层面），从而使数字技术之“能”赋予到政协协商民主各个方面，在赋能之后必会产生相应的赋能结果，这些赋能结果将沿上述五个维度反馈给人民政协，伴随着效果反馈，价值理念的反馈也在同步进行，最终人民政协根据反馈情况调整赋能，如此反复循环，赋能不断优化，两者良性互动的频次和成效将大大提升。不受约束的技术是可怕的，没有“头脑”的技术是“无用”的。数字技术要为政协协商民主赋能，其前提在于这种技术是受约束的，是能够被政协协商民主所掌握的。在此条件下，其所赋之能应当是正向的，因为，评判正向与否的标准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在政协协商民主，即对政协协商民主起推动作用的赋能是正向的。要确保数字技术对政协协商民主正向赋能，确保技术受到正向驾驭，必须坚持数字技术与政协协商民主的良性互动，营造良好的赋能环境，让数字技术所赋之能充分被政协协商民主吸收，使赋能模式成为融入式，而非粘贴式，这便是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核心逻辑之所在。（三）逻辑归宿：实现数字技术—“物的优势”和协商主体—“人的优势”有机统一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逻辑归宿是实现人的优势与物的优势的有机统一。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不能脱离人而单独实现，因为数字技术的创造、发展、运用依赖于人的实践，赋能行为蕴含着人的目的和需要，赋能对象——政协协商民主同样是人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另外，赋能的最终价值指向是服务于人，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服务于物的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最终要由人来完成，其赋能方式应由人来选择，赋能结果应由人来评判。因此，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应在注重两者良性互动的同时把握人与物的关系，在发挥数字技术优势的同时注重发挥人的优势，尤其是协商主体的优势，从而推进数字技术优势和协商主体优势双向融合。根据《政治协商规程》的规定，人民政协协商主体包括：党委、人大、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参加政协的各族各界人士。可以看出，参与政协协商主体非常广泛。政协协商主体是由能动的、鲜活的人构成，从人学意义上讲，协商主体可以能动地进行实践活动，具备思维能力和情感意志，这是物无法比拟的。另外，政协协商主体是从事与政协协商这一特定实践活动的人，因而这一主体在具备人的一般优势的同时，也具备政协协商的能力，其价值观念也深受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塑造，因此协商主体具备为人民协商、协商为民的协商责任感和协商情怀。而数字技术不能像人一样能够进行劳动实践，也不具备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行为，它自身效能的发挥必须借助主体的力量。此外，不同主体掌握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会产生不同的作用，技术会为掌握它的主体服务，满足主体相应的需要。在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的过程中，数字技术不能脱离协商主体，协商主体优势与数字技术优势应当保持有机统一。这种有机统一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数字技术的“能”与协商主体的“思”有机统一。数字技术是无法进行思考的，其自身的能会与不同思想观念的主体结合，从而产生不同的效能。政协协商主体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鲜活的人，他们具备“思”的优势，这种优势与数字技术之“能”结合，可以使数字技术在赋能过程中不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数字技术的“能”与协商主体的“情”有机统一。数字技术具备“能”的优势，但并不具备“情”的优势，数字技术不会对任何事物产生情感，它只能按照既定的程序从事自身的赋能任务。政协协商主体却不然，一方面，政协协商主体是具备情感意志的现实的人，他们“都有自我意识；都有情感、意志等高级心理；都能进行认识、评价、审美等复杂的意识活动”。另一方面，政协协商主体孕育发展于社会主义中国，是由具有深厚集体主义情怀、人民情怀、爱国情怀的人构成的。正因如此，政协协商主体会怀着对国家、人民、集体的充分热爱运用数字技术，从而使数字技术的赋能永葆深情。三是数字技术的“能”与协商主体的“行”有机统一。数字技术的“能”在人们创造数字技术后便产生了，但如果缺乏政协协商主体的“行”，数字技术赋能将难以完成。政协协商主体的“行”不仅包括对数字技术的运用，而且涵盖对数字技术赋能效果的评价、对数字技术赋能方式的改进，只有将政协协商主体“行”的优势充分激发，赋能的实效性才会充分凸显。技术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社会需要归根结底是人的需要，所以技术最终是要满足人的，数字技术也不例外。数字技术赋能政协协商民主，是要满足人民对政协协商民主的需要。在持续推进数字技术优势和协商主体优势有机统一，将协商主体“思”、“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