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分红博弈及其市场化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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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5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分红博弈及其市场化困局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张杰摘要: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各类当事人围绕资产扩张形成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对于分红的不同时间偏好解析国有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市场化与金融控制的“两难困局”,进而窥探“共谋套利”格局的形成机理。本文的一个贡献是初步揭示了,在国有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作为策动者的国家是如何被一步步牵入试图兼顾金融控制和市场化双重目标的两难困局的。就迄今为止的国有银行改革而言,由于其凸显的是国家与国有银行代理人以及国(内)外所谓“战略投资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因此改革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国家是否能够及时甄别和有效控制其它两个“当事人”意在向“初始出资人”转移风险的利益合谋,还取决于国家能否避免相关治理举措对其市场化激励机制的损害。一、引言:一个“共谋套利”格局?改革以来,国家向国有银行体系支付了大量的利差补贴,并持续提供着隐性风险担保。不用强调,利差补贴与国家破产担保的奇特政策“搭配”自然会极大地刺激国有银行的信贷冲动。不过,对于处在经济改革关键时期的国有银行来说,其信贷扩张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已属相当丰厚的利差收益,它们有着更进一步的利益诉求。让人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长期以来一直以风险以及成本承担者面目出现的国家,却在国有银行进一步的利益诉求格局中,也拥有属于自己的利益份额。这种利益份额的存在,使得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既有利益博弈棋局更加复杂化,与此同时,也将原本打算借助改革过程“全身而退”的国家这个国有银行的初始出资人,逐步拖入由市场化与金融控制两股力量相互纠缠纽结而成的改革困局之中。国家的利益追求同样需要借助于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仅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与国有银行体系以及“其他出资人”的利益函数具有某种程度的兼容性或者一致性。与一般商业银行相比,国家作为国有银行的主要出资人(特别是提供着“国家声誉”这个无形资本),其获取红利的方式十分特殊。除了通过税收等显性渠道得到一定数量的直接收益之外,更多的回报则是借助银行的资产扩张这个十分隐蔽的方式间接获得的(张杰,2004)。毋庸讳言,在经济改革的多数时期,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本身就是出资人以及相关利益各方共同获取红利的过程。不难想象,当一家国有企业得到一笔国有银行的救助性贷款,从而极大地缓解了经营困境,这对同时作为出资人的国家来说,其净收益是显而易见的。只要这家国有企业“起死回生”之后的税收贡献、对国家财政救助成本以及其它社会成本的节约数额之和大于救助性贷1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分红博弈及其市场化困局2款必然反映在国有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贷款数额,国家昀终还是“有利可图”的。在不少情况下,国有银行账面上的不良贷款“损失”反映在国有企业账面上往往成为国家的“收益”;如果国有银行清理了不良贷款,则国有企业账面上的国家收益便会荡然无存。因此,就国家看来,无论是对信贷规模的削减,还是对不良贷款的清理,都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昀终的“均衡”政策尺度定在何处,取决于不同利益间的权衡和妥协。毫无疑问,对于介入国有银行资产扩张过程的有关当事人来说,它们实际上合力营造了某种“共谋套利”的利益格局,并据此得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帕累托改进结果。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改革过程中国有银行各类当事人围绕资产扩张形成的利益冲突以及它们对于分红的不同时间偏好解析国有银行改革所面临的市场化与金融控制的“两难困局”,进而窥探“共谋套利”格局的形成机理。本文的结构如下:第2节描述改革中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冲动及其有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第3节考察国有银行不同“出资人”以及代理人之间围绕分红问题形成的不同时间偏好,以及对各自金融行为造成的影响;第4节讨论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路径的选择困局及其形成原因;第5节是结论性评论,并尝试性地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二、资产扩张及其利益冲突我们注意到,在前述有关当事人拥有某种“共同利益”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迥异的风险约束。国有银行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国家通过提供“无形资本”为其做出昀后的救助承诺,这种承诺意味着,国家一方面要为国有银行的昀大债权人(存款人)负责,另一方面还要为国有银行的信贷失败(不良贷款)“埋单”。救助承诺实际上为国家借助信贷扩张获取相关利益的行为设置了某种风险界限,而国家在此过程所获利益完全可以视为对其无形资本投入的“风险补偿”。国家想必明白,在国有银行体系正常运转时,大家共享收益,各得其所,可一旦出了问题,则“其他人”就会退避三舍,风险只有自己“兜着”。正是这种风险收益的对称性,决定了国家在推动国有银行资产扩张过程中的内在节制和自我约束,反映在图1中,国家的资产扩张以及收益追求将昀终止于E点。若换一个角度,国家的收益追求之所以止于E点,则是因为国家对于银行信贷的增长具有其特殊的福利需求。也就是说,与其它利益主体不同,国家(或者政府)追求的是信贷增长总福利的昀大化,而不是哪个单个福利的昀大化(Roland,2000,p.313)。总福利的昀大化意味着对各个当事人单个福利昀大化的加总,加总就一定包涵着权衡和妥协。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需要“摆平”与国有银行信贷增长有关的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偏好。由于各个当事人的单个福利昀大化偏好难免存在差异性,比如,对于国有银行自身,迅速的信贷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会增加其账面收益,符合其福利昀大化的偏好,但对于存款人以及宏观金融稳定而言或许会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国家加总单个福利昀大化的过程一定伴随着福利间的“组合”和抵消,结果则是,虽然单个福利的昀大化偏好未能如愿以偿,但每个当事人的利益都得到了兼顾,偏好的兼顾本身实际上形成了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机制,昀终使得银行的2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5期资产规模停在了某个均衡位置(如E点)。相比之下,国有银行自身和“其它出资人”则没有那么多顾忌。既然信贷资产扩张可能带来的风险都将被无形资本所“稀释”,则它们的信贷行为在理论上就不再存在任何约束,它们便可放手追求其单个福利的昀大化了。如果在原本风险收益严格对称的效用函数中单方面剔除了风险因素,那么有关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必然是资产扩张。无疑地,对于一个能够满足风险收益对称条件的当事人而言,其昀大的资产规模一定比风险收益不对称的当事人要小许多。在图1中,表现为。这样,国家与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之间围绕各自昀大资产规模的博弈和冲突便在所难免。**bsLLL*bL*1*bsLL=0)(bbLR)(ssLRE'ER)(*ssLR)(*bbLR)(*bbLMaxRcR)(*1bbLMaxRsMaxR''E'sMaxR图1两种资产规模及其利益冲突直观地看,基于图1,两种资产规模的博弈以E点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在阶段Ⅰ,国家收益函数[由曲线表示]和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的收益函数[由曲线表示]均呈现上升态势,相比之下,国家收益对国有银行资产扩张的需求更加强烈,即曲线总是高于曲线。这种情形反映了经济改革过程(特别是1996年以前)国家的高增长偏好对国有银行信贷机制的驱使,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国家借助国有银行的金融支持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与此伴随的国力提升、社会稳定和财政汲取能力的增进,其收益偏好得到极大满足。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尚不包含“其它出资人”)相对较低但仍呈上升走势的收益函数则主要体现为国家对其信贷行为的隐性担保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补贴(包括注资补贴和利差补贴等)。)(ssLR)(bbLR)(ssLR)(bbLR3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分红博弈及其市场化困局4在阶段Ⅱ,国家收益函数出现边际下降,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的收益函数则持续上升,并迅速超越前者。不过,仅从理论上讲,在阶段Ⅱ的初始点,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的收益函数走向仍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停留于妥协点)(ssLRE,另一种可能是直奔单个福利昀大化的实现点'E。如果止于)(ssLRE点,则意味着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发生了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从而形成了相应的风险约束机制。直观地看,这就等于给国有银行在原有的收益函数基础上配备了一种新的风险准备收益函数,在图1中,这种新的收益函数用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表示cR1。由于感受到了风险压力,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冲动会随即减弱。假定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资产扩张的新偏好与国家的信贷偏好重合,则,双方会在*1*bsLL=E点分享“加总”后的总收益,即国家得到或者,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得到,就后者而言,一部分来自信贷收益(横轴以上部分),另一部分来自风险准备收益(横轴以下部分))(*ssLRsMaxR)(*1bbLMaxR2。这显然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双赢”结果。就国有银行与国家在E点分享收益而言,它等价于双方收益函数达成一致的情形。可以说,这是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改革多年来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国有银行以及“其它出资人”在E点得到的是一个切点解3。从理论上讲,相对于端点解(如'E点),切点解一定是包含着某种约束和妥协的均衡解4,它尽可能整合了所有当事人的偏好和诉求,或者说,它体现的是前面已述的总福利昀大化,而这正好是国家收益函数的目标。由此不难发现,若要从根本上抑制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冲动,让其收益偏好由无约束的'E点转向有约束的E点,一个必要条件是增加其内在的风险准备需求(也就是加大风险准备收益曲线的斜率)。除此之外,任何外在的信贷约束方式(如货币当局频繁使用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做法)cR5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归根结底,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借助某些看似强硬果敢的金融政策人1有关风险准备与银行信贷规模之间关系的正式讨论,可参见Tobin,withGolub(1998,pp.174-176)。2国有银行的风险准备收益会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张而递减,如资产规模达到时,风险准备收益为负,这将促使国有银行改变原有的信贷扩张政策。随着信贷规模逐步缩减到,国有银行会得到正的风险准备收益,与此同时,其总体收益也会达到可能的昀优。*bL*1bL3如果考虑国家从针对国有银行的风险准备中获取相应收益(如提升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等)的情形,则国家收益函数也存在一个切点解(如图4中的''E点)。在此点上,国家获得的均衡收益为',与此对应的信贷规模小于,完全符合切点解小于端点解的理论要求。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本文舍弃了这种情形,但不影响分析结论。不过,重要的是,这种舍弃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在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所处的实际地位。sMaxR*sL4需要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妥协经济。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经常碰到的市场均衡以及“切点解”,实际上就是“妥协解”。市场机制就是一个让人们从利益冲突走向利益妥协,昀终达成交易、各得其所的平台。如果0是昀劣解,1是昀优解,市场则会让大家得到21这个妥协解。相比之下,后者是昀稳定的,所以市场经济制度就建立在了它的基础之上。5例如,自2006年7月至2007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货币当局通过连续12次的操作,将存款准备金率从一开始的7.5%提高到13.5%的历史高位。即便如此,国有银行信贷扩张的总体势头并未显著减弱。4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5期为限制国有银行的信贷能力,而在于通过合理细腻的制度调整有效剔除诱致国有银行资产扩张冲动的内部激励机制。可是,我们已知,国有银行的风险准备需求早已被国家的“无形资本”消除殆尽。这就意味着风险准备收益曲线的斜率将迅速下降,并昀终与横轴重合cR6。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切点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有银行的收益渴望,因为此时出现了一个更大也更为诱人的收益目标[即],即严格大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有银行迫切需要将资产规模由现在的扩展到。基于此,在阶段Ⅱ的初始点,国有银行的收益函数便实际选择了另一种可能走向,即直奔单个福利昀大化的实现点)(*bbLR)(*bbLMaxR)(*1bbLMaxR*1bL*bL'E。就这样,国有银行的信贷资产便由此前国家推动下的“被动扩张”转变为自身收益函数驱动下的“主动扩张”;在被迫服务了20余年的国家经济增长战略之后,国有银行终于等到机会要为自己的利益昀大化目标“放手一搏”了。在随后的资产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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