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下中层家长的子女教育观念影响因素分析

社会资本下中层家长的子女教育观念影响因素分析1问题提出2文献综述3研究假设4研究方法5研究发现6结轮与讨论7参考文献目录Part1问题提出一、问题提出：研究背景子女教育问题为人们热议，近日南京大学教育学院余秀兰教授的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引发热议，其中折射出社会中父母子女教育问题缩影。从当下的新闻、学术研究中都可以体现出中层父母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一、问题提出：问题聚焦大学课堂上的老师提到自己对孩子的教育并不焦虑，这一现象引起我们的思考：教育焦虑是否在不同的人群中有所差别？换言之，不同群体所具备的何种条件能够减少其对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围绕这个思路，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的探究放置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脉络中。希望借助社会资本的视角对这一差异化焦虑问题有所回应。Part2研究综述二、研究综述笔者认为教育焦虑主要来源于家长对子女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而这种未来的不确定也作为当代结构的重要特征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贝克（2004）早在20世纪就已经发表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了“风险社会”(risksociety)的发展阶段的论断，而伴随着风险社会而来的就是对社会中一些发展变化的不可预期性。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变迁（孙立平，2002），许多先前相对稳定、可预期的因素在当下社会中变得不可预期。在这整个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之下，中国公民对一些风险的可预期程度逐渐减低，加之一些媒体对教育无用论的宣传，进而在不同的领域中越发展现出焦虑的情绪。社会学界对于中国中等收入阶层家长的子女教育观念方面的探讨也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二、研究综述围绕着变迁中国中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社会学者从多角度展开讨论，但围绕中等收入阶层子女教育焦虑的问题的专题探讨还较为欠缺。当前积累的众多围绕阶层与教育展开的研究更多是能给予我们一些思路和启发。经过课题组成员的梳理，我们将现有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从宏观角度介绍什么是家长教育焦虑，以及分析其中的社会性原因（陈华仔，2014）；第二类是从家长的资本在子女那里的传递机制，赵延东（2012）探讨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齐亚强（2012）研究表明教育的再生产使得家庭资本在子女那里得到传递；第三类围绕教育再生产所引发的不平等展开探讨（李煜，2006），Boudon（1973）划分出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两个机制。二、研究综述在这些问题的探讨过程中都没有绕开家长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在子女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也启发着我们去思考在中等收入阶层家庭之中，家长的焦虑问题是否也与这种资本的拥有情况相关。本研究力图将社会资本引入对城市中等收入家长子女教育焦虑问题的分析之中，希望通过本次研究探寻两者多方位、深层联系。概念界定林南（2005）在《社会资本》中呈现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概念参照。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在这个概念中，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它借助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我们在探寻对中等收入阶层父母是否存在子女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研究中，着重关注其日常关系和资源。我们在研究中继续沿用林南的概念来指代这些资源，进而探寻哪些因素在影响家长教育观念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概念界定教育焦虑是人们对教育过程及教育结果带来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紧张、不安、忧虑、烦恼等复杂情绪状态。家长的“教育焦虑症”症状在情绪上主要表现为对子女学习机会、学业成绩和就业前景的过度恐慌；在躯体上表现为因担心浪费子女的学习时间而对子女采取的刻意回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考试的过分敏感乃至对子女课余生活过多的控制等情绪和行为。（黄希庭，2004）而这种焦虑更多是来源于对一些风险的不确定性预期。Part3研究假设三、研究假设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对风险的可预期以及规避风险的能力将作为家长看待子女问题的一项重要环节。在经济学的“代价—收益”模型中，更多强调一种的可计算性投资，这种分析路径也启发我们关注到父母焦虑是存在一定目的性的，在大兴子女教育的过程中也会考虑到自己当前对子女的投资将来能够获得多大的收益。这种心理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对不确定情境的期待之上，而社会资本的增加将会增强家长对教育后的后果预期性增强，也使得家长能够选择更优，更利于子女长远发展的教育模式。三、研究假设资本拥有量的增加，使得家长有自身在应对子女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具有更多的资源可以进行调动，即使面对风险也不至于束手无策，能够调动这些资源规避风险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而在这种可预期增强的情况下父母更多会接受子女自身的自由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假设1。假设1相同类型资本中，父母对社会资本的总拥有量越高，对风险的可预期、可把握程度更高，进而表现出焦虑水平较低，更倾向于子女进行自由发展。三、研究假设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也在构建起区隔（Bourdieu，1984），而稀缺资本将作为一种重要符号参与到群体的建构中。稀缺资源的拥有使得相同的资源拥有者组成一些“圈”，而他们所拥有的稀缺社会资本也为其获得其他资本提供一些保障，即可以通过这些稀缺资本的交换获得其他方面的可预期把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而父母所处的位置以及父母所拥有的关系网络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基于这种情况，父母获得的关于子女教育的信息价值存在不对称性。在这一过程中，父母所拥有的关于子女未来发展更为稀缺的资源将增强父母对子女未来的可预期性，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假设2不同类型资本中，父母对稀缺资本的拥有量越高，对风险的可预期性、可把握程度更高，进而表现出焦虑水平较低，更倾向于子女进行自由发展。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进身之阶,是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洪岩壁，2014）在我们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发现从事文化教育行业的父母更倾向于注重子女的自由发展，在肯定其较高的教育程度对其关于子女教育的观念与其他家长存在一定的差别。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产业，同一系统的成员对其中的一些相关性信息掌握更加丰富，这也促使父母掌握的稀缺资源在子女教育领域的匹配度更高。同时，我们也关注到这些家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长期工作实践也使其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这种稀缺信息的掌握能够使得家长对教育领域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一定的把握，进而提前有一些应对、规避措施，由此我们得到假设3。假设3文化资本作拥有量作为影响子女教育焦虑问题的重要变量，具有众多与教育获取相匹配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拥有较为集中的家长的焦虑程度趋低。三、研究假设Part4研究方法１、文献法２、访谈法３、问卷法四、研究方法Part5研究发现为了深入探究社会资本对家长的子女教育观念的影响，我们随机抽取了武汉市内五所学校（包含小学和幼儿园），并以武汉市在读幼儿园、小学学生的父母作为调查对象，于2016年12月3日至18日进行了为期16天的问卷调查与数据收集。本次发放和回收的调查问卷共100份，通过对其进行总体筛选和排除各项干扰，最终确立有效问卷83份。五、研究发现：问卷发现＋分析发现在83份有效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多为女性，共57位，占69%的比重，而男性受访者也有26位，所占比重为31%，约三分之一。性别合计男女不焦虑8513焦虑185270合计265783研究发现：问卷通过对被访者的学历统计得知，62%的被访者受过国家高等教育，分别为“大专12%”、“大学本科36%”、“研究生及以上14%”。“高中、技校、中专”等学历的占据15%，“初中”学历有19%，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被访者仅占“4%”，表明这些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教育程度合计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技校、中专等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焦虑程度不焦虑11117213焦虑215119231070合计3161210301283研究发现：问卷本次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多集中在30万以下，其中“12-20万”的人数最多，约为有效受访人数总量的二分之一。8位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在“30万以上”。每个收入层次的被访者都存在很大的教育焦虑，家庭年收入与焦虑状况相关性不大。家庭年收入合计12万以下12-20万20-30万30万-50万50万-80万80万以上焦虑程度不焦虑28210013焦虑15331551170合计17411761183研究发现：问卷社会资本方面，我们对职业声望自我感知的调查，我们分为五个方面：职业收入，职业对社会生活功能、职业社会认可度、职业对任职者素质要求高、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总体来看，对五个问题的填答主要集中在选项“一般”，填答次数达到183，明显高于两侧的感知程度，其次，是“比较符合”的职业声望，第三是受访者自我认为“非常符合”，表明总的来看，参与本次调研的受访者对自己职业声望的自我感知较好，有较高的职业声望认同感。调查对象都拥有各式的社会联系，并且对其信任程度较高。五、研究发现：问卷发现＋分析发现完成对基本情况和社会资本的初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在家长教育观念中进行运作的同时，其性别因素也会参与到对子女教育观念的影响中。在对这些变量的分析过程中回应我们前面提出的假设。六、研究发现：问卷发现＋分析发现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焦虑根据图1模型分析，性别对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家长的焦虑水平随着家庭年收入水平增高，而当家庭年收入大于30万时，其焦虑增幅逐渐略有减小。而父亲则不同，其焦虑水平整体低于女性，且在家庭年收入大于30万时，表现出焦虑水平骤降。这一结果有悖于起初的假设。研究发现：分析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焦虑通过进一步访谈我们发现，这可能与男性家长往往扮演家庭资本积累的主要角色——特别是一些稀缺资本的主要来源渠道有所关联。面对关系人（特别是教育系统职员、政府官员、商人等社会关系）这一社会资本的测量时，许多女性家长都提及“这些人都是我老公比较熟，具体的我不清楚”、“我主要是带孩子”——即父亲往往是家庭资本的主要来源，而且有更多机会去与关系人建构联系，而这些稀缺资源拥有者形成的“圈”对女性来说则会有更高的门槛。研究发现：分析性别差异：女性比男性焦虑因此可以解释为性别在家庭中对其社会资本拥有量，特别是稀缺资源拥有量造成不可忽视的差异，进而影响父母双方对风险的可预期程度，最终表现为显著的焦虑水平差异。另一个方面，在83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男性受访者26位，所占比重为31%。这也反映了接送子女的家长性别状况，同时一些男性受访者接受访谈时也表示“不太清楚子女的成绩情况”。说明在家庭教育方面，母亲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更多责任，对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更多，对子女产生更明确的教育期望，进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教育焦虑。研究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分析教育程度分析：教育程度越高焦虑程度越低被访家长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越不容易感到焦虑。在现代社会教育已经成为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进身之阶,是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对其关于子女的教育期望、策略与其他家长存在一定的差别，更倾向于引导子女的自由发展。同时，这些家长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资本拥有量具有优势，对教育的经验信息积累能够使得家长对教育领域中可能遇到的风险有一定的把握，进而提前有一些应对、规避措施。文化资本拥有量作为影响子女教育焦虑问题的重要变量，具有众多与教育获取相匹配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拥有较为集中的家长的焦虑程度趋低。（假设3）教育程度焦虑程度教育程度皮尔森(Pearson)相关1-.217*显著性（双尾）.0498383焦虑程度皮尔森(Pearson)相关-.217*1显著性（双尾）.049N8383*.相关性在0.05层上显著（双尾）。性别+教育程度从上述分析得出性别和教育程度都对焦虑度本身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影响的显著性更高。然而当二者结合起来分析时，由于数据的限制，分析出来的结果显著性不强。因此我们采用这样一种图示，来做一个解读。从图3中，可以大致看出教育程度处于3即高中、技校、中专等的时候，男女差异最大，女性最焦虑，男性最不焦虑。总的来说教育程度对男性的影响比女性大，男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焦虑程度越低，但是女性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够明显。研究发现：分析研究发现：分析教育支出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