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何君安

社会资本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讨何君安摘要:运用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问题:(1)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轨迹。认为其经过了从微观到宏观、从批判性概念到建设性概念、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到文化、道德范畴、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发展过程;(2)一个社会的特定社会资本形式到底如何形成?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局限在社会资本理论本身来寻求解决;(3)社会资本理论的创新性何在?对其理论价值如何进行评判?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再探讨，期望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助益。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理论价值社会资本的概念自提出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后，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理论文章和专著纷纷发表，一时间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研究热潮。经过学者们的研究，人们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要素、形式、结构、功能等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学者们还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在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就该理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再探讨，期望能对该理论的完善和发展有所助益。一、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轨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与社会资本概念内涵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才使得这一理论逐渐产生影响并为许多人所接受，以至于进入了决策者的视野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但同时也正是因为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善，存在许多不同的认识，也使该理论遭人诟病。要使该理论走向完善和成熟，必须首先明确社会资本这一概念的发展轨迹，清楚学者们是在何种语境下使用这一概念的。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四条轨迹:(一)从微观到宏观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瑞(G.C.Loury)提出来的，他使用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想借以描述美国非裔青年由于继承了较差的经济条件和更少的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联系更薄弱，缺乏就业机会的信息，因而不可能平等地与他人进行竞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个人角度来使用社会资本一词，指个人继承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等[1](P122)。在第一个详细阐述社会资本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那里，尽管他使用社会资本一词的目的是把它当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分化(包括生存心态的区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区分化)的一种机制，但对这种机制的具体运转即社会资本如何造成了社会区分化的研究使他同样“主要研究个人的社会资本”[1](P125)。同济大学专门研究布迪厄的高宣扬教授把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归纳为:“所谓社会资本，是借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一个特殊的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社会资本的总容量，决定于他实际上能动员起来的那个社会网络中的每个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本的总量⋯⋯社会资本要经过行动者长期经营、有意识地笼络、交往及反复协调，才能形成。”[2](P78)当然，布迪厄也明确了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网络中，“一般认为，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3](P25)。科尔曼(JamesColeman)从打通微观个体行为到宏观社会系统之内在联系的研究指向出发，重点从社会网络这一中观层次界定社会资本:“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与其他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4](P354)。科尔曼没有重点说明个人如何获得社会资本，而是研究社会资本的形式及产生，他把社会资本归结为五种形式: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与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显然都是从中观层次考量的结果，也只能看成是社会群体或网络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帕特南(RobertD.Pourtan)进一步使社会资本概念上升到宏观层面。尽管他仍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5](P354)，但实际上他把社会网络限定为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他主要研究这种网络结构怎样促进了普遍信任和互惠的形成与扩展，以及这些因素又怎样支撑了民主政治的运转，因而是在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社会资本的。帕特南的研究使社会资本真正实现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跃迁，不仅如此，也使社会资本的概念发生了变化。在布迪厄、科尔曼那里，社会资本可以被理解成“关系资本”、“网络成员的身份资本”，但到帕特南这里，社会资本概念被限定为属于全社会的社会资本(不再是关系网或利益群体，而是公民志愿组织及普遍的信任和互惠)。(二)从批判性概念到建设性概念罗瑞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时候，是把其视为导致实质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其批判性自不待言。布迪厄使用社会资本概念是“表示精英团体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来再生产他们的特权”[3](P56)，社会资本可以转化成经济资本，为其所有者服务，其批判性更加鲜明。科尔曼基本改变了这种态度，认为“(社会资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4](P355)。他借用农民之间互借农具、从而以更小的物质资本实现更多目的来说明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科尔曼还重点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人力资本创造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儿童或青少年的认知和社会发展十分有益。但科尔曼也指出，“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的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4](P356)。帕特南把社会的横向网络、普遍的信任和互惠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他们能够促进信息的流通、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提高社会效率。他否认了“小的利益集团没有动力为社会共同的善而工作，却有极大的动力去从事代价高昂和效率低下的‘寻租’”的论断，也不认为“众多社会组织的存在会限制政府的有效运转”[4](P257)，相反，社会资本越丰富，法律和制度才能得到更有效的执行，而且，公民参与的网络培养了人们的公共精神和独立意识，使人们更加信任他人，也更加诚实，生活在一个有丰富社会资本的社会里，人们更有幸福感。(三)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到文化、道德范畴社会资本概念早期一直被用作一个社会分析术语，指代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其中蕴涵的资源，目的在于说明其对个人行动及社会系统的意义。因此，这时的社会资本是一个中性的分析概念，指代一种客观现象，与意识层面的文化道德没有多大关联。科尔曼把社会网络与社会效率、成本收益联系起来，让人们看到了社会资本的经济学意义，社会资本开始由社会学领域向经济学领域扩展。再到后来，随着人们对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与人们的态度、价值观有关，并进而影响到政治制度的运转，社会资本就由社会学、经济学范畴演化为文化道德、价值观范畴。帕特南承认，“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道德资源”[5](P197)。许多学者也都引用了亚当斯密(Adam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的话，以说明道德、价值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转有重要作用。社会资本由社会结构向特定道德规范的转变，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姑且称为伦理经济学)，揭示了人们的道德状况对经济增长效率、正式制度实施的影响，再次引起人们对文化道德的重视。也再次说明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法治昌明、社会和谐这些宏大事业并不是仅依靠宏观的政府和制度设计就能实现的，相反，每个人对此都负有责任。(四)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如前文所述，对社会资本的研究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这必然导致对社会资本特性的判断也发生变化，即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布迪厄认为要想成为某个网络的成员，必须进行“有意识地投资”:与他人交往、笼络、协调，才能形成社会资本，这样的社会资本自然是不可转让的私人产品。科尔曼指出，规范、网络等社会资本能够给每个成员都带来好处，也需要每个人的投资才能形成。社会资本的“外部性”还会导致人们对其投入不足。因此，与其他资本不同，社会资本是一种公共产品。但这种公共产品只能算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因为它只能为一部分人带来利益，只对其成员而言具有公共性，对其他人可能形成壁垒。帕特南认为横向参与的网络不像垂直网络那样造成封闭，它能“跨越社会的分层，滋养更为广阔的合作”[5](P202)，普遍的信任和互惠能够惠及每一个人，因而是完全的公共产品。可以看出，社会资本一词出现后，其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其演变的轨迹也比较清晰。这一方面说明社会网络、互信、互惠、关系、规范、密切的交往等等这些可称之为社会资本的东西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集团和个人服务，也可能在实现了信任的扩散后为社会带来收益。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资本一词具有包容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概括相当多的东西。而这也正是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持批评态度的原因。不严格地讲，在社会资本这一名称下，家族企业、利益集团、关系网、派系与宗派、公民自愿组织、黑社会等等都可以囊括其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资本概念具有模糊性，它不如直接使用公民团体、信任等指向明确。但是，就在社会资本概念的这种复杂性、不确定性之中，也有核心的不变的内容。这就是社会资本所内涵的人们之间的密切交往及互相信任会给人们带来收益，让人们可以用“更少的物质资本实现更多的目的”。正是在对这种“密切交往”和互相信任的模式、后果、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各方面内容如内涵、要素、形式、结构、功能等才逐渐明朗。如果单从“交往的资源性”这一角度给社会资本下定义，本文同意美籍华裔学者林楠的说法，认为社会资本是指“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6](P19-20)。当然，这种“资源的获得”应该以不损害社会的利益为前提。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复杂性，对某些个人或集团有用的社会资本并不必然有益于整个社会。因此，本文认为，不应该笼统地提增加社会资本，而应该在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区分不同类型，采取不同措施。我们所要增加、鼓励和发展的是公民社团型社会网络及普遍的信任和互惠这种社会资本，对传统的社会资本类型主要是利用、限制和实现转型的问题，而不是增加和培育的问题。二、一个社会的特定社会资本形式到底如何形成?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体现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板，使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5](P204)因此，特定结构的社会网络及与此相适应的规范、价值观念一经形成后，会产生“路径依赖”，形成“自我增强和自我强化”的内在机制，使“拥有者得到更多”，并最终形成一个社会的合作与信任模式，后来的人们经过社会化的学习，就从这种合作模式中寻求自保和互助，从而形成该社会的社会资本形式。帕特南的论述是有力的、新鲜的，然而，也是粗线条的。他不能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横向的社会网络这种普遍主义的合作与信任模式(如“轮流信用组织”)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为什么只在西方社会成长壮大、成为基本的社会资本形式，在其他地区却没有扩展开来，而是与垂直依附型的社会网络模式并存?对此，显然不能简单地用非西方世界人们缺乏认知能力或合作的习惯来解释。因为从合作当中能够获得更多好处决不是多么高深的问题，相互平等合作也不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才能掌握的特殊能力。帕特南本人在他的书中也列举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存在横向合作网络的例子，诸如东南亚农民的“轮流信用组织”等。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国家这些横向网络没有自我增强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把视野投放到更为广阔的生产方式、地理环境以及该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领域。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由于在历史上始终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有利于促进平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所以才会形成大量的横向合作网络。而商品经济之所以在西方几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不断线，又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此外，西方文明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他们比较独特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上。注重逻辑思辨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世界采取分析主义而不是整体主义的认识、从古希腊就开始的对平等的强烈渴望以及人必须过一种集体生活、只有对集体事务的参与才能实现人的美德等等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文明的特质。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西方世界才能形成丰富的横向网络与普遍信任型的社会资本。这些现象，在其他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虽然或多或少存在，但受到他们以个体家庭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