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

融资体制的变迁与信用关系的转换陈国富第一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一、“放权让利”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依赖两种制度安排来维护：一是国家单方面决定分配比例并拿走全部剩余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以财政为主体的高度集中的投融资制度。当“放权让利”的改革的直接后是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第一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1978年，居民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为50.7%，到1999年这一比例为77.3%。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它使居民收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次，它为打破资本积累的国家垄断、促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第三，它改变了经济发展的融资模式。第一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二、从财政型融资体制到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财政型融资体制”：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国家财政集中，资本积累和投资由国家来执行，项目完工后，再交给国家选择的企业使用，企业按计划进行生产。国家确定收入分配标准，并拿走全部利润和折旧基金，之后又再次通过财政进行积累和投资。第一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与融资体制的变迁“国家借贷型融资体制”：国有企业财政资金来源萎缩以后，国家通过控制银行，将迅速增加的居民个人储蓄有效地集中起来，在以银行贷款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第二节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扭曲一、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80年代以前，国家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向国有企业提供融资支持；80年代到90年代，国家以银行贷款向国有企业提供货币型金融支持；90年代以后，国家以股票市场向国有企业提供证券型金融支持。第二节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扭曲二、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扭曲（一）融资体制内两种约束的不对称与经济波动；储户——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二）储蓄供给主体的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多元化的储户——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第二节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导向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制度性扭曲（三）投资格局与经济增长格局相矛盾；（四）借贷资金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失衡（五）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扭曲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一、民营经济的生成机理（一）公有产权的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公产成员与劳动者集体必须严格同一；质的规定性：劳动平等成为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二）公有产权量的规定性与两种资源技术构成的矛盾；劳动力资源的“溢出”：1、60年代早期，向农村遣返2000万农民；2、60年代到70年代，动员20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3、80年代，鼓励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下海”4、90年代，推行“减员增效”的政策，强制性地要求富余人员“下岗”。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三）公有产权质的规定性与两种资源占有方式的矛盾资本资源的“漏损”：1、民间借贷；2、社会集资；3、金融灰市。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三、制度的内生性与信用关系的转换什么样的金融组织适应民营经济的发展？按规模考虑，是大的金融组织，还是中小金融组织？按性质考虑，是国有金融组织，还是民间金融组织？第三节民营经济融资的体制性障碍四、产权的保护与信用关系（一）所有权的意义1、“所有权是盗窃”——浦鲁东2、“所有权是道德神”——孟德斯鸠（二）产权保护1、私有产权的自我保护2、私有产权的国家保护3、产权的性质与国家的产权保护职能（谁养活谁？）第四节信用关系的转换与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塑一、信用与信任1、信任是信用的基础2、信任结构是一种文化的特质二、两种信任结构1、“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凭借行为者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的至上性”。第四节信用关系的转换与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塑2、“普遍主义”（Universialism）——“是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份上的特殊关系”。二者的区别是，支配着人们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他门之间的特殊关系。第四节信用关系的转换与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塑三、信任的经济绩效（一）、特殊主义信任结构的经济绩效1、特殊主义无法支撑大范围的社会分工；2、差序格局的信任关系，抑制了大规模的融资活动；3、特殊主义妨碍了企业家市场的正常发育和专业经理人员聘用。第四节信用关系的转换与社会信任结构的重塑（二）普遍主义的经济绩效1、普遍主义推动社会分工不断发展；2、普遍主义支持法律精神；3、普遍主义有利于组织的重组。若干相关的转化：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国家向居民个人倾斜；2、融资体制从财政型向银行借贷型转化；3、融资方式从以间接融资为主转向以直接融资为主；4、融资的资金从负债性资金向资本性资金转化；5、经济发展的产权基础从国有产权向非国有产权转化；6、融资体制内的约束从软向硬转化；7、社会信用关系从纵向信用为主转向横向信用为主；8、民营企业从内源融资为主转向外源融资为主；9、信任结构从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扩展。